粤剧，作为岭南文化的名片，最早在珠三角民间演出。戏班子往往聚集在一艘船上，停靠在哪儿戏班就直接在船上搭台演出，吸引观众到岸边看戏。粤剧真正走上国家级舞台，则依赖于红线女等粤剧表演艺术家的传承、改革和创新。2009年，粤剧成为继昆曲后第二个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戏曲剧种。
作为地方剧种，很多人即便不听粤剧，也知道广东有个红线女。粤剧演员曾小敏在接受《文化十分》采访时谈到，自己四五岁还不晓得粤剧是什么的时候，就已经听过“红线女”的名字了。在粤剧传统基础上，红线女吸收借鉴京剧、昆剧、话剧、歌剧、电影以及西洋歌唱技巧创立红派，迄今为止仍是中国粤剧史上花旦行当中影响最大的唱腔流派之一。
她与豫剧的常香玉、越剧的袁雪芬、黄梅戏的严凤英一道，被视作地方戏的“四大名旦”。当年周恩来总理看了由红线女演出的粤剧《搜书院》，还赋予了粤剧一个诗意的名字——“南国红豆”。
今天，我们走近这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感受红线女“为粤剧生，为粤剧死”的真挚情怀和传奇的人生故事。
撰文 | 梁珊珊
春蚕到死丝方尽
2013年11月13日晚，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世纪大会堂，回荡着一曲《荔枝颂》，曲调婉转、穿云破月。演唱者是一位89岁的老人，一身大红中式龙凤礼服，满头华发，一副黑框红底眼镜，化着精致的妆容，虽然岁月苍老了容颜，却沉淀下一种静水深流的美丽和优雅。她是粤剧名伶红线女。
每一次演出开场前，红线女都会早早来到后台。一边对着镜子，仔仔细细化好妆，一边浅吟低唱，为即将到来的演出打腹稿，即便是这首她唱了无数次的成名曲《荔枝颂》也不例外。儿子马鼎盛称她是“紧张大师”，“这也是她二十多岁时就要吃安眠药入睡的原因，她是个完美主义者”。在她心中，戏大于天。曾小敏说，坊间有这样的传闻，红线女为了保护嗓子，演出前几天就已经尽量避免说话，跟人交流时用纸笔代替。
那天演出开始，她走上台握紧话筒：“最近一个月身体不好，腰很疼。我老了，人也不好看，站得也不好看，但是我的心是最好的。”台下的观众不知道，此前她因腰痛已住院十余天。
“你好靓女啊！”一曲唱毕，台下观众席有人用粤语大喊，随即是一阵接一阵的喝彩声。
晚会结束时，红线女神采奕奕：“我今晚不是非常高兴，我是万万万万分高兴。”一串爽朗的笑声响彻整个会场。可谁都没有想到，这会是红线女的舞台绝唱。仅25天后，一代名伶香消玉殒。
儿子马鼎盛在自传中回忆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本就病弱的身躯一直为骨质疏松所困，三年前因为脚扭伤，走起路来歪歪的。一年前又不幸伤了腰骨。但是，每次开会母亲都强打起精神，尽力将自己对粤剧艺术的爱薪火相传。
很多人惊奇红线女有用不完的艺术热情，只有做儿女的才清楚，她的腿部肌肉萎缩得只剩一把骨头，记忆力下降和帕金森症已经相当明显。儿子希望母亲能安享晚年，或者利用宝贵的时间整理自己一生的艺术精华。可是母亲却坚持坐班，拖着病躯去出席大大小小的会议。在马鼎盛看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这两句诗像煞母亲一生的写照。
红线女和儿子马鼎盛
71岁告别粤剧舞台，17年来，她几乎将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粤剧振兴和传承事业中去。她热心扶掖后辈，为粤剧发展事业培育接班人。早在1973年，便负责广东粤剧训练班，担任专职教学工作。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指导青年粤剧剧团、实验剧团，组建红豆剧团，负责培训工作，成就了不少优秀的青年戏曲演员。
眼看现代娱乐多元化发展，传统戏曲备受冲击，为了培养和争取新一代的粤剧观众，晚年红线女不顾年事已高，长年带着剧团送戏下乡，到学校演出、讲课。
2004年，为了吸引孩子们对粤剧的兴趣，80岁的红线女执导了一部粤剧动画电影《刁蛮公主戆驸马》，还亲自为女主角配唱。她很兴奋，“虽然我年纪大了不能上台演戏了，但我的嗓子还行啊。”影片上映时，一部关于红线女的纪录片记录下动人的一幕。放映结束后，影院响起一片热烈掌声。当众人陆续回到后台，却发现红线女歪在椅子上疲惫地睡着了。刘德华、张学友等前来助阵的明星大腕赶紧退出来，静静守候在化妆间外。
可她不服老，经常开玩笑说：“我是18岁的红线女。”就像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说的：“谁也不会像老人那样热爱生活。”对于红线女而言，粤剧几乎就是自己全部的生活。
2000年8月，红线女在广州家中遭歹徒抢劫，头部被打伤入院。有位记者赶到医院探望她，见到她鼻骨折断，脸上头部和双手伤痕累累，便忍不住劝她：老艺术家年逾古稀，又遭此重创，不如就此退休罢。
谁知红线女反应奇大：不再唱粤剧？那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事实上，虽然身在住院，但她早已开始为国庆登台演出做准备了。如同红线女艺术中心的同事所言：“女姐离不开粤剧，粤剧也离不开女姐。”
她的一生都浸在粤剧事业中，即使是在去世前一天，她还在为广东粤剧学校的28位粤剧学生授课。这似乎应了她那句：“我为粤剧生，也为粤剧死。”
成戏又成人
1937年的一天，红线女平静的家中突然充满了火药味，一向温顺、与世无争的母亲竟与威严、说一不二的父亲争执起来。12岁的邝健廉（红线女的原名）战战兢兢地躲在房门外偷听，原是家中生活日益窘迫，如今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母亲便起意让小女儿去学唱戏，但父亲断断不肯。他对妻子的决定出离愤怒，决绝地说：“‘成戏不成人’，情愿揽在一起死，也不能让阿廉去学戏！”
父亲曾在广州西关经营药店，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直到1937年日军的硝烟炮火摧毁了邝家的产业，一家人从广州逃到澳门。在父亲看来，“优、娼、皂、卒不入乡贤，行街唱梆子，勿死做乞儿”，他一心想让小女儿把精力用在读书上，却无奈家道中落，衣食尚且难以为继。
阿廉的母亲出生于一个与粤剧渊源颇深的家族，父亲声架南、胞弟靓少佳、胞弟的爱妾何芙莲都是有名的粤剧演员。14岁时母亲嫁入邝家，实为“侍妾”，连生三女的她在家族中地位低下，里里外外的脏活累活一肩挑，却从不抱怨流泪，一有心事就给小女儿唱曲，或者抱着女儿去看大戏。在母亲的影响下，八九岁时阿廉就表现出了与生俱来的唱戏才能，她跟着家里的留声机学唱曲，连白驹荣的《金生挑盒》和薛觉先的《月帕娥眉》都模仿得有模有样。每每家中待客，阿廉就会被叫出来演唱一曲，客人连连夸奖，父亲还会奖励二毫硬币给她。如今，在母亲看来，女儿在炮仗厂打炮仗眼，在饼铺捶瓜子仁，不如去学戏，说不定还能混出个名堂。
父母的争吵声越来越小，门开了，母亲走出来一把抓住了阿廉，“走”！就这样阿廉被带到了澳门的清平戏院，并有了自己的第一个艺名“小燕红”。因为忤逆了父亲，学戏后父女俩一直不来往，“冷战”局面持续了三四年之久。她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儿，她要“成戏又成人”。
她的外甥、编剧邓原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小燕红最初拜舅母何芙莲为师，但何芙莲很少教授她唱念做打，大部分的时间只是让她伺候自己的生活，给自己洗脚、洗衣服、煮饭。当戏班练功的时候，小燕红就在一旁看、跟着练习，凭着自己的灵性和悟性学戏。后来跟着舅母加入马师曾的太平剧团，她很兴奋，感觉“好像学功夫的人有机会进入少林寺学习一样”。
当时的粤剧戏班都会下乡演出，一旦开演就要演到第二天天亮，晚上的7点到12点被视作黄金时段，一般都是名角的演出时间；零点过后的演出则被称为“天光戏”，剧团里跑龙套的演员才有机会上台演出，小燕红起初登台表演就是演“天光戏”。在日复一日的磨练中，她逐步成长为剧团的“第三花旦”。
有一次，演出开始前，原本要和马师曾搭档的名花旦突然得了急病，从未演过这部戏的小燕红被拉来救场。当晚她忐忑不安地上台，没想到发挥得很好。此时的她只有15岁。自此之后，逐渐晋升为正印花旦。
因为性情颇有些类似唐传奇《红线盗盒》中侠肝义胆的红线女，前辈便将其艺名改为“红线女”。在太平剧团的海报上，在各色各样的报刊上，“红线女”三个字的出现频次越来越多，逐渐有了“红线女，好生了得”的赞誉。
马师曾很赏识她，她音域宽，一般演员唱到勉为其难的高音区域，对红线女仍然游刃有余，马师曾根据这一天份，专门为她设计出一些荡气回肠的唱段。因为长期与马师曾合作，此时的红线女无形中使用的还是“马派”的唱法，没有个人独特的风格。
1944年，红线女和马师曾结婚。11年后，两人离婚，但一直保持合作关系
自成一格
抗战胜利后，红线女与马师曾来到香港。当时的香港开埠已久，商业高度发达，电影产业也发展得如火如荼。很多电影融汇进戏曲元素，而以粤剧电影为代表的戏曲电影也很受欢迎，作为粤剧班子的当家花旦，很多电影制片方争相抛出橄榄枝，邀请她“跨界”拍电影。
对于20岁刚出头的红线女，水银灯和摄影棚里的一切，充满了新奇和诱惑。她名声在外，长相靓丽、有观众缘，又有粤剧功底，很快就在电影圈大展拳脚，成为彼时香港电影圈的票房保证。1947年至1955年，她总共接拍电影近百部，其中《秋》《家家户户》《一代名花》等都是她的银幕代表作。
她把粤剧艺术带进电影，电影某种程度上也反哺了她的粤剧艺术。“电影赋予我的，绝不仅仅是名利，它最使我迷恋、珍惜的是，它就像一面镜子，忠实地记录下我的每一次表演，既可以看到何处有长进，又可以看到哪里还有不足，敦促我向更完美的境界进取。电影教会我把握体验和体现之间的微妙关系，潜移默化地滋养、丰富了我的舞台表演艺术。”红线女说。
与此同时，红线女也坚持粤剧舞台上的演出，艺术上，她苦苦追求希望有所突破。粤剧老前辈黄超式对她说过一番话：“你的唱很好听，这还不够，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歌唱家，还要有自己的特点。”红线女很想“自成一格”。
她出钱请京剧、昆曲老师教传统戏曲的演唱艺术，为了进一步掌握科学发声的方法，又跟着懂西洋发声法的老师学美声。慢慢地，红线女以粤剧传统花旦唱腔和马派艺术为基础，融入了自己从京腔、昆腔演唱艺术和西洋美声技法中汲取的营养，再结合她个人的嗓音条件，设计出有别于以往风格的“甜、脆、圆、润、娇、水”的唱腔——“红腔”，把粤剧花旦唱腔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文艺评论家李凌评价红腔“柔美而有力度”，在1952年的《一代天骄》中即有充分展现。
粤剧《一代天骄》剧照
粤剧和电影的双栖发展，让红线女成为香港演艺界炙手可热的大明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跟她一起上街，广州街上的老百姓争相围观红线女，挤得掉了一地的鞋，而省委书记反而没人理会。即便是改革开放后，她重回香港演出，一时仍是万人空巷，媒体称“场面比英女王伊丽莎白访港更轰动”。
电影《慈母泪》剧照
晚年红线女跟儿子马鼎盛说，她那时候赚的钱不是说买一套房子、一栋楼，而是能买一座山。尤其是拍电影，有时候一个星期就能拍一部，拿到一万多块。
然而，名利双收同时也带给她莫大的苦闷。有很长一段时间，红线女几乎把精力都投入到了电影的拍摄工作中，以致有人说她是“粤剧的叛徒”。
她也直言那段时间确实觉得自己“不喜欢粤剧”了。“今晚演戏了，有些曲上午才派词谱，《一代艺人》也有，《一代天骄》也有，很多戏都是这样。上午给你一部分，拿着走也要唱，坐着也要唱，上厕所也要拿着唱。直到吃完饭，才拿最后一场的戏。我说，我不干了，弄到我神经衰弱，睡不着觉。”舞台表演不容任何闪失，不能像电影拍摄一样反复打磨，这对于追求完美主义的她而言，很煎熬。加之她的身体状况不好，经常往医院里跑，而一场粤剧舞台演出要三小时，到农村演出时间就更长一些，她担心自己的身体吃不消了。
1955年，她曾去征求过陶铸的意见。他的回答很决绝：“粤剧需要你。你还是要干粤剧。”红线女被打动了。此后，她再没有离开过粤剧。
红的归来
“我从1938年开始学戏，我就觉得自己的命运始终像一只没有线的风筝，直到1955年的国庆，我来到了北京。”红线女说。
1964年10月1日国庆观礼，红线女（右三）与曾宪植、李凤莲等各界妇女代表在天安门前合影
那年国庆阅兵，红线女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盛情邀请，来京参加观礼活动，她第一次感受到这么壮观的场面，在此之前只有在电影上才能见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来回走动向他们挥手，观礼台上她还见到许多戏剧大家，有梅兰芳、袁雪芬、常香玉等等。
梅兰芳先生还主动走过去跟她握手。“看到这位中国最伟大的演员，他长相好，很斯文，过来竟跟我说，‘你还是回来工作的好’。”
国庆观礼后她到各地参观、走访艺术团体，发现和当年仓皇离开时的境况相比，祖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艺术团体演出变得很正规，有专业的导演、有固定的剧场和固定的团队，可以满足自己对艺术的追求。
相比之下，香港的商业化程度高，艺术常常让位于金钱，粗制滥造、急功近利之风极为盛行。单就拍电影来说，早上拿到剧本，晚上就要试镜，一个星期拍一部电影，被戏称为“七日鲜”。
为了达到自己的理想境界，1952年，红线女建立了自己的粤剧团，起名“真善美”。可她却明显地感受到，眼前的天地太小，容不下她的艺术追求。
“我主办了真善美粤剧团，要求每次演出新戏，编、导、演、唱腔音乐、舞台设计等都应在排演前做好准备工作，当时我努力探索，力求让继承和创新的粤剧艺术展现在舞台上……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所限，我感到心力交瘁，我深感客观上没有能够给我创造提高艺术的条件。这种艺术上的追求与向往是不能仅以高额的票房价值来作弥补的，我希望客观能有更好的创作条件，让我在艺术上有更大的提高和发展。”
——红线女《红豆英彩——我与粤剧表演艺术及其他》
此外，当年戏曲演员身份低微，在父亲等人眼中还是“下九流”，后来红线女在香港也亲身遭遇过被小军阀强迫作陪，然而在新中国他们却被尊称为“人民艺术家”，享受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尊严；更重要的是，经历过抗战时期国破家亡、流离失所，朝气蓬勃的新中国才是牵住风筝的那根线。
1955年12月14日，红线女携儿带女，在九龙火车站踏上了回归的列车。她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没日没夜赶完了香港电影公司之前签定的片约后，回到广州，进入广东粤剧团工作。
从红腔到红派
她的抉择是正确的。很快，《搜书院》的创作演出任务就派下来了。她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表演艺术中去了，不必为钱、为物所累。
粤剧《搜书院》剧照
1956年3月，红线女第一次进京演出《搜书院》。演出结束后，演员们回后台卸妆。没想到周总理来了。原来，周总理自己掏钱买了戏票，悄悄坐在剧场看了整场演出。他亲切地向每一位演员道辛苦，不吝赞美之词；轮到红线女时，温和的态度却带着一丝犀利。
“你是拍电影的吧？”总理问。
“是。”红线女答道。
“看得出来，你唱得不错，你的表演，内心活动很细致，这是电影演员的所长，你使用得很好。可是你现在是戏曲演员，是在表演舞台艺术。舞台与镜头前的表演艺术要求，应该是有所不同的。舞台表演艺术是夸张的，你要注意运用戏曲的表演手段，在舞台上把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出来。要向戏曲传统学习，要学习戏曲程式化的表演。”
总理的点评一针见血，红线女听得心服口服。她下定决心：再学习戏曲表演。
1956年周恩来总理与马师曾（右三）、红线女（右二）等演员谈心
她如饥似渴地向名师请教。向昆剧的俞振飞学《贩马记》，向朱传茗学昆曲《思凡》，向京剧的程砚秋学《孟姜女》，向李少春学舞剑，向于连泉学圆场“水上漂”。她觉得评剧《放裴》很好，就请编剧陈冠卿改编成粤剧。他们在四张乒乓球台凑成的“舞台”上，演出了很多高难度的武打场面。
以前在香港，她请老师要一大笔开销，但这些老师分文不取，倾囊相授。
“回到内地后，眼前则是一片新天地，别有洞天……戏班里常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或者说‘宁送十亩地，不教一招绝技’，她没想到新中国艺术家与旧艺人是那么不一样，他们不狭隘，不自私。”
——谭志湘《“蝶双飞”的创新与红线女的超越》
在红线女的回忆文章中，多次提起京剧大师程砚秋对自己的帮助。
1957年，程砚秋先生作为评委和她一起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那时候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要坐八天的火车，红线女每天起床吃了早餐，就匆匆跑去程先生的铺位，坐在那里向他学，听他教。
“听了程砚秋先生的指教，使我再一次证明了，在戏剧表演艺术中，身段、水袖、感情能够合二为一，呵成一气，始足称为上乘的表演艺术。”
——红线女《1956年访问苏联日记（7月11日）》
那段时间，红线女主演的《孟姜女千里寻夫》一段正好在排演。
“戏中需要有孟姜女在大自然中登山涉水的场面，不知该设计些什么动作才好。程先生登时兴奋起来，他屋子当中是一个大理石圆桌，程先生站起身子，就围绕圆桌就动作起来，他好豪爽！他忽而说，’这儿要过桥了’，应该是什么动作；一会儿又说’该登山了’，又应该是什么动作；忽然讲’因为不慎摔倒了’，则应该怎么办……他动作不停，说话也不停。”
——徐城北《红线女速写》
1960年，文化部委托中国戏曲学院在北京举办“戏曲表演艺术研究班”，授课老师都是戏剧名家，如俞振飞、荀慧生、萧长华、姜妙香、徐凌云、马师曾、刘成基等，班主任是梅兰芳先生。红线女赴京学习。
在粤剧表演艺术家罗家宝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这个研究班的“含金量”。
“在这个研究班里，无论多著名的演员，到北京都得过着平常的学员生活，每天就是练功、练唱，听讲座。早上，我们由大师兄张春孝带着练功。一到练唱时，大家都是来自不同剧种的演员，唱起来都是南腔北调，尤其是每天下午研讨会上的发言，经常大家是‘鸡同鸭讲’，场面甚是有趣！那时我可是大饱眼福了，我欣赏到梅兰芳老师的《游园惊梦》、《宇宙锋》、《贵妃醉酒》、《穆桂英挂帅》、荀慧生的《金叶奴》，叶盛兰的《罗成叫关》等折子戏，大有裨益。”
——罗家宝《艺海沉浮六十年》
学生们围着梅兰芳先生听课
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和红线女的友谊，也始于这个研究班。
“记得梅先生专门为我们示范演出《游园惊梦》时，红线女坐在我的后面。那次，看的人不多，梅先生特别放松，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出神入化，似神来之笔，把我们倾倒了。我情不自禁向后仰，红线女也忘情地向前倾，我们不约而同地发出赞叹：‘太好了！’”
——袁雪芬《我认识的红线女》
不仅仅是戏曲名家，歌唱家郭兰英、王昆等，也都是她请益的对象。这种好学的精神，此后也贯穿了她的一生。
1956年马师曾（前排左二）、红线女（前排右二）进京演出《搜书院》时在梅兰芳先生（前排中间）家门前合影
在南北交融的学习氛围中，红线女如鱼得水，艺术上取得长足进步。梅兰芳观看了粤剧《搜书院》后说：“粤剧的特长在于多方面吸收优点，加以融会贯通，从来没有机械地接受了某一剧种的局限，它的优点是善变。”这“善变”二字，体现的正是粤剧人融汇南北的灵活性和好学精神。
他在文章《动人的喜剧<搜书院>》中赞扬红线女的表演：“她在柴房一场的独唱，表面上好像没有一个身段，其实处处是身段，时时有‘脆头’（舞台上表演节奏鲜明的地方）。”评价她的表演达到“化有形为无形”的境界。
继《搜书院》之后，红线女与马师曾合演的又一新剧目《关汉卿》于1959年问世，又一次引起轰动，好评如潮。
红线女和马师曾出演《关汉卿》剧照
作为岭南文化的代表，粤剧本以柔婉绰约、缠绵悱恻见长，红线女则从唱腔到表演，都吸收和融化刚性元素，显示出刚柔并济的特点。
“劳动人民的红线女”
红线女是个真性情。好友、原文化部部长周巍峙2006年生病住院，年过八旬的红线女听说后，坐着飞机来探望，什么行李也不带，就抱着一罐汤过来。在病房里小坐了一会儿再飞回广州，飞来飞去就为了这罐汤。
剧作家谭志湘还讲过一件事，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时，主席台上邓小平下意识点燃了一支香烟。红线女看见了，默默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邓伯伯，吸烟有害健康，今天是世界禁烟日”，招待员看到内容后傻了眼，不敢帮她递。招待员把领导找过来，这才将纸条递给邓小平。邓小平打开一看，笑了，当即把烟掐了。随后邓小平不忘自我调侃：“这次人大，我违反了一个规则，我习惯地拿起一支烟来，结果就有一个代表递条子提出批评，马上只好接受，没有办法。”在场的人都笑了。
对待艺术红线女同样求真求实。1965年，现代粤剧《山乡风云》排演，红线女扮演游击队女连长。对于大部分时间在澳门和香港生活的她，这离她的生活太远了。
粤剧《山乡风云》剧照
那年，她带着一批青年演员去罗浮山部队“黄草岭英雄连”当兵。她穿上军装，同战士们一起住兵营，睡木架床，吃粗粮饭。她跟着队伍出操跑步，练习摸爬滚打，卧在地上实弹射击，每天几个小时的训练，一身泥巴一身汗。练习实弹射击时，步枪的后坐力经常震得红线女肩膀发麻，强烈的枪声更是让耳朵嗡嗡直响。红线女的步枪实弹射击成绩不好，但手枪实弹射击成绩却达到优良，多发子弹命中9环。
二十多年的部队生活结束后，她又去了农村，了解农村生活。
回到戏曲舞台，不仅人变黑了，变结实了，内在气质也不同了，接下来就是思考如何运用戏曲艺术加以展现。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传统技巧在她的手中改良、更新，变成崭新的艺术语汇。演出很成功，这部戏也被誉为粤剧现代戏的“里程碑”。红线女自我总结：“到底用了什么行当的动作，我也说不出来，因为我事先没有被什么行当框框套住思想，而是根据现代人的需要，对传统做取舍的。”
1965年7月16日，周恩来总理观看《山乡风云》后，接见红线女
从1955年到1965年，是红线女粤剧事业上最具创作力的十年，也是粤剧，乃至整个中国戏曲界的黄金年代。她的三部代表作《搜书院》、《关汉卿》、《山乡风云》成为粤剧经典，提升了粤剧在地方戏中的地位，也为后来粤剧在戏曲艺术中，成为第二个（仅次于昆曲）“申遗”成功项目做好铺垫。
红豆相思
“总有一天我还会站在舞台上”，这是支撑红线女走过那段艰难岁月的信念。
13年零6个月不能演戏。她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一个人负责饲养三间大房里的500多只鸡。
不能登台演唱，红线女就在养鸡场喂鸡时，变着腔调用“啾啾啾”的唤鸡声练习发声，兴致来了，就追着鸡群练习台步，走圆台、走快步、走逆步，趁着打雷的时候就赶紧喊几个大嗓。闲暇时间，一个人躲进4平方米的陋室，耗腿、下腰、练身段、摆舞姿、走台步、跑圆场。
当人们在舞台上再看到红线女，惊喜地发现，不仅她的艺术没有老化和生疏，她的神采依旧像艳艳的红豆，像欢腾跳跃的火苗儿。
改革开放后，传统戏曲受到冲击，很多从业者不得已离开了戏剧行业，当时广州粤剧界很多大腕都出国了，红线女留了下来。在这种环境下，已过半百的红线女，继续追求她的粤剧艺术。她不满足于年轻时在《昭君出塞》中演绎的昭君形象，决定根据曹禺的作品，新编了一部和前作不同的戏本，重排《昭君公主》。她的外甥邓原很敬佩红线女这种无惧失败、挑战自我的勇气，认为“无人能出其右”。
《昭君出塞》剧照
从艺70余年来，红线女饰演过近百部粤剧，拍过90多部电影。71岁那年正式告别舞台后，她就在红线女艺术中心工作，围绕着粤剧，包括收集、保存粤剧相关图文及影像资料、组织对粤剧艺术的研究、教授粤剧弟子、培养粤剧观众、传承粤剧文化，参与粤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参加粤剧的海内外交流等。
她乐此不疲：“我活一天，就要为‘南国红豆’继续贡献力量。对粤剧，我是一往情深，直教生死相许啊！”
一个戏剧演员的艺术人生，是个人的故事，也是时代和历史的选择。
我们缅怀红线女，不仅仅在于她充满传奇色彩、与时代共荣辱的人生经历，更在于一位艺术家对待艺术的赤子之心，一生守护的热情和执着，以及海乃百川、有容乃大的艺术格局。
※本文参考《红线女传记》（谭志湘），《红线女：被电影改变的粤剧人生——访知名编剧、红线女外甥邓原》，《是什么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红线女》，《艺海名珠——红线女从艺70周年访谈》，《马鼎盛自述：我和母亲红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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