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最新的长篇小说《烟火》写的是天津这座城，这座城里的人，这座城的风物与文化。写的是天津，却从一条胡同写起，故事也主要围绕胡同里的人和事展开；这不能不让人想起老舍的《四世同堂》。《四世同堂》也是围绕一条胡同写，也写出了北京城、北京人以及老北京的文化，因而被认为是“京味小说”的代表作。“京味小说”的名号早已叫响，“津味小说”的说法却少有人提，王松自己在小说后记里说，他也是因为这部小说才听说这个词儿，还觉得挺新鲜。不过以后如果要追溯“津味小说”的历史，《烟火》一定会是一座绕不过去的界碑。
《烟火》里写的那条胡同被称为“蜡头儿胡同”，但它原本还有个更大气的名字：“蜡头儿胡同再早不叫蜡头儿胡同，叫海山胡同。当初取名的人眼大，心也大，想着这地界儿东临渤海，北靠燕山，一条胡同也要有个气概……”一条窄窄的胡同，却能够连着山、接着海，而且以这样富有野心的想象力，它简直可以通达天下，这正是《烟火》中所写出的天津城与天津人的宏大气魄。小说所讲述的故事的确未曾远离这条胡同，最多不过延伸到租界和武清，也是偶尔为之、浅尝辄止，笔锋一转就兜了回来；但是在小说人物的命运背后，却始终映现着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起伏。“这也就是史称的‘天津教案’”；“现在这场护佃的事，我们把它叫‘五村农民抗霸’”——类似这样的句子，不时穿插在市井味道浓郁的胡同故事里，足以让读者明白这座城、这条胡同，终究还是宏大历史的一处小小的舞台。这样一种重影般的叙事效果，难免让人再一次想起《四世同堂》：老舍让八年抗战的硝烟，始终弥漫在小羊圈胡同的上空；而《烟火》所涉及的历史更长，从1840年“白河投书”直写到21世纪。
当然，类似的小说还所在多有，以一个人、一个家族、一条胡同，乃至于一座城市来折射历史的作品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稍微有些历史感的长篇小说大都采用了这种我称之为“重影式叙述”的写作技术，以至于读者甚至会感到有些疲倦。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在小说中，宏大的历史进程一定需要充沛的生活细节来填充，抽象的历史逻辑必须依靠生动的文学形象来演绎。只是生活细节、文学形象和它们背后的历史与逻辑各自占多大比重，而彼此之间又构成怎样的关系，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可读性与艺术性，甚至也决定了小说的历史洞察力。同样是老舍的作品，《茶馆》和《四世同堂》似乎就有所不同。前者写了一个充满老北京味道的特殊空间，但是重点却在时代的更迭；而后者尽管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历史以及历史之于北京的作用，却更多写出了故都的气质和北京人的性格——老舍总是不由自主地荡开闲笔，去书写北京城特殊的风土人情，从而构成一种奇异的张力，反而成就了《四世同堂》独特的魅力。
《烟火》显然更类似于《四世同堂》而不是《茶馆》，甚至比《四世同堂》走得更远一些。王松始终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笔墨，尽量不要让胡同之外的历史风云过多地、过于直接地卷到胡同里来。历史当然是王松的目的之一，但是相比之下，他更关心的是如何从这条胡同和这座城的角度去看待历史、感受历史、与历史发生关系。作为小说家，王松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在于立足“小”，而非妄言“大”。因此在《烟火》中，我们会看到他是如何不厌其烦地讲述天津的空间形制、沿革掌故和民风民俗。但是不要误会，王松并没有因此就把小说写成了一座关于天津的纸上博物馆，所有的知识都被他编织成了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不再是单纯的知识。——蜡头儿胡同里的住户，大多是手工业者，他们所经营的行当涉及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吃穿住行，他们走街串巷，他们喜怒哀乐，在这里面天然就有老天津的日常生活、城市景观与市民性格，也有推动这部小说前进与转折的动力。《烟火》因此不至于像很多重影式小说那样，沦为宏大历史的乏味图解或可怜注脚。王松的关注焦点在历史，但更在天津，他没有把一部小说写成史传，也无意绘制历史图卷，而是要画一张风俗画，但是好的风俗画不正是格外生动的历史图卷吗？
其实要了解一部重影式小说的重心与目的何在并不困难，只需要判断前台与幕后的两幅影像哪个是影，哪个是身。以此为据，我们可以更加明确，王松的《烟火》究竟是要为历史作注，还是要为城市写心。很多重影式小说里，情节与人物背后的庞大历史就像是木偶的提线，总是紧紧攫住故事的走向与命运的周折，小说就像一只瑟瑟发抖的兔子，在历史巨兽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而在《烟火》里，情况却有所不同。
小说涉及的第一个历史事件是八国联军破城第二年，洋人的都统衙门要拆掉天津的城墙，“城里人就急了，有头有脸儿的士绅更不干，挑头儿出来抗议”，尽管“抗也是白抗”，尚老先生还因此饿死了自己以至于让尚先生流落到蜡头儿胡同与引车卖浆者流做邻居，但是从这当中已经足以看出天津人的血性——他们可不会被动地乖乖承受历史的碾压。如果说这次事件的范围还主要局限在读书断字的精英知识阶层，那么“天津教案”便足够广泛地代表了天津的普通市民。事情的导火索是街上传言说教堂里的洋人雇人拐孩子并将那些孩子们残忍杀害，尽管这传言的真伪多少有些可疑，但长久以来洋人在天津城里圈地扩张、胡作非为，“天津人早已看着不顺眼”了，因此整个天津罢工罢市罢课，社会各界都纷纷集会表示抗议。而最终事件闹到“火烧望海楼”的地步，则实在是因为那些跋扈的洋人们太不了解天津人的火爆脾气了。小说中老疙瘩的父亲石铁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手艺人，却能够在这样的时刻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从而撼动了宏大历史，并将这样的火气传承给自己的儿子，某种意义上成为后来革命的火种。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刘大头身上，这位玩石锁的前义和团成员，在小说中像是蜡头儿胡同的一尊保护神，不管地痞无赖还是洋人，都曾被他强悍的武力震慑。而他对于恶势力与侵略者的仇恨同样渊源有自：早在1840年“白河投书”的时候，刘大头的爷爷就因修筑防御工事而累死在工地；到1860年英法联军来犯，刘大头的父亲又同样在为天津挖城壕的时候牺牲。如此一来，刘大头从一个石匠的后代变成专业玩石锁的，就不是兴趣使然，而是天津人在国难家恨之下的一种主动选择。
王松写出的天津人就是这样嫉恶如仇又有家国情怀，一点就着却也能长远筹谋，这让他们和那些在历史巨兽的爪牙下无可如何的小说人物相比，精神格外张扬，而力量格外惊人。这一次，是天津这座城和城里的人们在拽着历史往前走，而非任由历史摆布。当然了，一城人总不可能个个都一样，王松也写了一些不成器的天津人，比如杨灯罩儿。这家伙从一个奸猾的市井之徒，逐渐变成无赖、骗子，甚至业余而自发的暗探，几度为了蝇头小利出卖革命者，的确十足令人不齿，却也让我们认识到在历史的重压之下人性亦可以败坏到何种地步。杨灯罩儿的坏是那么集中而叫人惊讶，以至于几乎使他成为一个扁平人物。小说中的扁平人物素来被认为是简化了人物与生活，因此往往受到诟病；但是理论家早已指出，没有哪个小说人物是真正单纯的，如果某一人物形象显得扁平，那不过是因为在小说中他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因此如果把杨灯罩儿放回到他的阶级、职业、性格与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去，似乎也能够找到可理解甚至可同情之处。但是在王松所塑造的天津整体风貌的衬托下，这个人物依然坏得让人遗憾，这或许倒是从侧面说明了，王松在《烟火》里所塑造的天津与天津人，是有多么成功。
那么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与天津人的特殊性格，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烟火》塑造了天津人的群像，但是最浓墨重彩书写的，大概还得算是来子（牛全来）。尽管他年少时代的早慧不无顽劣的成分，但是老天津的文化涵养了他，使他在长成之后性格大气稳重，处事干练机敏，足以作为最好的那类天津人的代表。“狗不理包子铺”的高掌柜曾经琢磨过来子的性格：“来子他爸是迂，他妈是暴，这俩人单拿出来，哪个也做不了买卖。可合到一块儿，取长补短，也就成了现在的来子。”照王松在小说中的评论，来子爸的迂和来子妈的暴恰恰代表了天津男人和女人的两种典型性格，两相中和，便让来子既宽仁厚道又绵里藏针。不过这素来不能和睦共处的夫妻早早离散，对于来子的影响终归有限，倒是借用高掌柜这番互补对冲的理论，可以找到另外两个人，构成来子性格更为重要的来源。其中一个正是高掌柜本人，而另一个则是那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尚先生。
高掌柜是买卖人，《烟火》里反复强调，买卖人做生意是白刀子进白刀子出，看着不见血，其实血流在了别处，打开店门迎接八方来客，没有手腕是不行的。因此买卖人高掌柜既要和气生财八面玲珑，也得精明算计，甚至杀伐决断。天津与北京不同，政治味道并不浓，却是因漕运而兴，近代以来租界林立，又更促进了其商业的繁荣，因此买卖人的性格当然是这座城市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买卖人跟买卖人又不一样，近代设立租界的城市不少，也未必都是同一副面目。以高掌柜而论，《烟火》里其实并未过多渲染他的生意手腕，倒是把这样的戏码都放在了来子身上，高掌柜忙活的事情似乎多与他的包子铺没有直接关系：他收留流离失所的小闺女儿，他照应失去了父母的来子，街坊邻居殁了人，他招呼着集资筹款买棺材……这让高掌柜的形象与其说是一个商人，不如说是地方乡绅。事实上，王松笔下的天津绝非唯利是图的商业城市，更没有崇洋媚外的殖民情结，倒更具有中国传统城市那种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人情味儿：杨灯罩儿与老瘪订合同，无意之中找到的保人居然正是来子的知己好友，这座城里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转几个弯就认识了，这样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简直令人疑心这不是一座城，而是一个乡村。
在此意义上，尚先生显然比高掌柜还更加重要。而如果从小说结构看，尚先生的重要性甚至要胜过来子：小说从尚先生搬来胡同讲起，又基本终结于尚先生去世，显然在王松看来，唯有这位老先生才能作为这条胡同乃至于整部小说的定盘星。尚先生出身知识精英阶层，家道中落才搬到这条胡同，经史子集在这里当然失去了意义，因此尚先生主要是靠着看相、行医和代写书信过活，进了腊月二十，也会在胡同口儿摆个卖香烛神祃儿的小摊儿。在寒冬烈风里明暗不定的香烛越烧越短，终至于只剩下一截蜡头儿，简直就像是在那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尚先生个人与中国精英知识阶层所掌握的那一套传统文化的命运写照。无怪乎好事的路人吃吃发笑，将气魄宏大的“海山胡同”促狭地叫成“蜡头儿胡同”。但老瘪的评价其实颇有哲理：“事儿都是反着说的，反着说，也就得反着听，叫‘蜡头儿’不是不吉利，吉利。”尚先生的经历其实某种程度上演绎了中国传统的精英知识是如何下沉并演化成民间的是非观念。千百年来，政府自上而下的教化固然重要，但是落魄知识分子隐入民间，却能够更为身体力行地影响邻里风化。因此在这条胡同里，尚先生扮演的往往是评断是非的角色；也因此，尚先生自刻自印的神祃儿，不仅不宜被理解为封建迷信，甚至也不宜被理解为地方民俗，而更象征了这座城市的人们对于悠久文化传承的信服。
理解了《烟火》中天津这座城市的历史能动性、天津人的性格特征，以及它们的由来，我们或许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王松对这部小说和这条胡同命名的用意：“烟火”指向的当然是市井与民间，在王松看来，正是在嘈杂而丰厚的民间市井生活里，才埋藏着这座城市乃至于这个民族最为重要的力量；而人们之所以更愿意管这条胡同叫“蜡头儿胡同”而非“海山胡同”，或许意味着在他们看来，重要的不仅在于广阔空间里一时的风云变化，更在于历史与日常生活深处那绵延不绝的文化力量。
（本文有精简版刊发于2020年6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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