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新时代青年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有“勇做新时代弄潮儿”的志气，有“惟其艰难更知勇毅”的恒心，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站在新起点，面向新时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摆脱写作惯性，突破审美瓶颈，建构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学叙事之维，是摆在当代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面前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今年是五四运动101周年。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人们难免会谈及两个问题：一个是“何为青年”？另一个是“青年何为”？

众所周知，在五四以降的20世纪历史语境中，“青年”一词并不单纯是一个称谓，其中还蕴含着十分强烈的价值判断，它本身寄托着一种期许和希望，代表着一股蓬勃向上的力量。这种观念在进化论的加持下日渐成为了社会的普遍共识，“青年”自觉等同于进步、未来、前沿、先锋、时尚、多元、开放。我们常以“青年人”自诩，但同时不应忽略一个事实，在前辈、长者眼中，我们不过是一些涉世未深、有待成长的“年轻人”。世界是你们，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谁”的？当我们谈论“青年文学”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是谁在定义着“青年”？我们是在创造着属于“谁”的未来？这个未来是面向青年无限敞开的，还是早已被预先设计好的？

许多青年作家不无感慨，鲁迅、胡适、徐志摩、傅斯年等文学前辈在相近的年纪已经成为文坛青年们的领袖，余华、苏童、格非、王安忆、阿城、王小波等先锋作家也在同样的年纪写出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品，我们在他们面前会感到汗颜。难道五四一代和先锋一代真的比当下的“80后”“90后”作家更优秀吗？针对这个问题，学者许子东曾给过一个解释：他们都处在一个思想文化剧烈动荡的时代，既有的文学范式、价值系统的合法性遭到普遍质疑和严重挑战。科举考试废除后，儒家纲常伦理传统被抛弃，五四新青年于是发出“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先声。“文革”结束后，僵化的“三突出”创作模式突然失效，先锋作家趁机打破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文学格局，大胆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写作技法，开展文体革命和叙事实验，进而重构当代文学的美学标准与评价体系。如今，我们正身处一个“新时代”，全球化、互联网、自媒体、人工智能等新兴文化形态，正在不断刷新和改变着我们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在这其中无疑孕育着文学范式转型乃至颠覆的可能性。作为“新时代”的剧中人，青年何为？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当被问及“从何时开始有自觉意识地写作”时，多数青年作家表示，自己正在或已经进入文学写作的“自觉期”。与“青春文学”分道扬镳，完成“自发写作”向“自觉写作”转型的成人礼，基本构成了现阶段青年作家的共同心声。与前辈作家相比，他们更加迫切渴望通过文字如其所是地呈现出一个最接近真实的自我。于是，“自我”成为当代青年作家写作中的一个核心关键词，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从自身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出发，尝试着去触摸和理解世界、历史和人生，尝试着去思考和阐释个体与他者、应然与实然、存在与虚无、理智与情感之间的艺术辩证法，并最终又都会回归到“自我”本身。而“自我”之于青年作家，最显著特征就是“小”，换句话讲，“小我”几乎成为他们“自我”展现的集体无意识。如果说“我”构成了青年作家的文学世界观的话，那么“小”俨然就是他们的创作方法论。无论他们从事的是纯文学还是类型文学，属于“技术流”还是“内容派”，将文学视为志业还是职业，是笃信“存在即合理”的实用主义拥趸还是秉持“写给永远的少数派”理念的先锋主义信徒，抑或是践行“文学源于生活”的现实主义接班人，都力图在作品中凸显自身与众不同的风格化特征和个性化气质。

理论上讲，青年作家对于“自我”的反复找寻与确认，以及对个性化写作的极端推崇与强调，应当催生出一个更为斑斓、多元的文学生态，然而吊诡的是，整个当代文学格局并未因他们的介入，而出现本质性的裂变，反而在表面的丰富多样中隐隐显露出一种更为同质化、单向度的创作趋势。是因为写作经验不足，生活阅历有限，艺术技巧有待打磨，还是思考深度需要加强？似乎都有，但似乎又都没有触及到要害。在我看来，当代青年作家（包括我在内）要想突破写作困局，确立真正意义上的个性风格，前提条件是亟需对自身所处的既定文学场域与审美范式有一个清醒的审视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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