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的“鲁迅”，是从中国政治革命与中国思想革命的分野上来界定的思想启蒙者的鲁迅。王富仁通过鲁迅研究，对现代中国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具有新意的阐释，而又切合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要求，给了人们可供参照的一个新观念和看待问题的一种新方式。“回到鲁迅”，是与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背景和现代性的方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王富仁“鲁迅”打上了研究者的烙印，这就是启蒙主义的思想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思维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治学特色，尤其是体现了理性与感性紧密结合的学术品格。
在新时期的鲁迅研究者中，王富仁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这并非说他那一代学者的鲁迅研究成就难与他比肩，更不是说他的研究水平难以超越，而是说他凭自己的理论准备和敏锐眼光所阐释的“鲁迅”切中了时代症候，提出了新时期社会思想领域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成为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个突出标志。王富仁“鲁迅”以思想启蒙者的姿态，直面现实，批判人的愚昧，解剖国民劣根性，从鲁迅研究方面推动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又因为鲁迅在现代史上地位至关重要，从而使王富仁的启蒙“鲁迅”成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
经典化的“鲁迅”是一个文化符号，折射出了20 世纪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问题和人们的思想状况。现代作家中没有一个像鲁迅这样深刻地参与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和心灵，因而鲁迅的经典化，是一个重大的“中国”问题，经典化的“鲁迅”也就成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思想史不可或缺的课题。
鲁迅的思想探索，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道路，并因其探索的艰难性、深刻性而彰显了鲁迅式的清醒和坚毅果敢。鲁迅去世后，人们研究鲁迅，弘扬鲁迅精神，构建起了内涵前后有所不同、有时甚至是迥异的鲁迅形象，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演进的阶段性特点。
已经去世的“鲁迅”仍然处在社会斗争的风口浪尖，折射出民族共同心理的巨大变化。在世俗化思潮风起云涌的 20 世纪末，鲁迅遭遇了冷落，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文化消费的形式也有了重大不同。但是不可否认，即使在这时候，鲁迅仍然受到许多人的热爱和崇敬，特别是与热爱鲁迅、不断从鲁迅那里汲取精神营养的人们的私生活联系在一起，成了这些人追求精神超越的重要的思想资源。
王富仁的“鲁迅”，是一个思想启蒙者的鲁迅。王富仁先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 年第 1 期发表了《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引起很大反响，后来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对鲁迅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从 1983 年的关于“镜子”的论文，到后来的博士学位论文，王富仁研究的是鲁迅，实际却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思想史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他提出《呐喊》与《彷徨》的重要性主要地不是反映在政治革命的实践中，而是在思想革命的实践中，是一面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1]
王富仁提出中国现代社会是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交替进行，从而在两者互动中推进了历史的进步。他认为在中国最了解农民的是毛泽东和鲁迅，但两者对农民的理解角度却有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区别: 毛泽东肯定中国农民在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巨大作用，而鲁迅则从中国农民病态精神的开掘中生发出思想革命的意义。这种观点，是王富仁依据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联系中国现代社会的性质和特点，从文学与社会的深刻关联中进行探索和思考得出来的，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严密的论证体系。
王富仁
也正因为如此，当他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发表后招来了不少批评，不久又烟消云散，因为王富仁的观念和方法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与反对者的区别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冲突，而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讨中国文学、思考中国社会问题上的冲突。
这种冲突恰恰反映了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一些批评家自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学，实际却是采用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即不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不是深刻地分析中国的问题，而是依据一种自以为是的政治正确，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进行预设了结论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到了新时期就显露出了它的脱离社会发展实际的毛病。
王富仁提出“回到鲁迅”的口号，意思是要从鲁迅生活和战斗的时代语境中来理解鲁迅。这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即不是按照今天的要求来评价鲁迅、拔高鲁迅，而是看鲁迅的时代他提供了他之前或者他同时代的人所没有能够提供的东西，那就是他开展对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毒害民众思想的批判，而且以其批判的尖锐性、彻底性而超越了同时代人的思想水平;
二是体现学术研究的当代性，即从新时期恢复事实求是思想路线的时代高度出发，通过鲁迅的思想探索以及鲁迅研究史的曲折起伏，来总结经验教训，大力强调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封建主义思想对人民的毒害，重点是批判旧时代农民思想的落后愚昧，而不是在政治革命观念中强调那个时代农民的革命要求。这样的强调，是合乎历史真实的，又体现了当代意识，是历史主义观点与当代意识相统一的一个重要成果。
鲁迅研究在鲁迅去世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始终服从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主题，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由于多种原因，一些研究存在着离开鲁迅或者拔高鲁迅以追随风尚的现象，而且总体看，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的主旋律是把鲁迅置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语境中来研究，因而改造或者说修改了鲁迅生活和战斗时期的启蒙主义的历史语境。结果是把启蒙主义内容纳入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观，即以新民主主义历史观来肯定五四的历史地位，肯定鲁迅创作的意义。
这充分展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高度，但这种从政治革命的视角来研究鲁迅，致力于发掘鲁迅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意义，却不应该掩盖他自身在五四启蒙主义语境中的思想与艺术探索，也不应改变他在创作中所取得的属于“人的文学”的划时代成就。鲁迅的思想探索和创作实践，是从“立人”的启蒙主义起步，转向左翼文学后也并没有抛弃启蒙主义的思想传统，而是把启蒙主义的思想内容提高到了为大众的左翼文艺的水平。正是这一点，鲁迅的思想转变不是对自我早期的彻底否定，而是一种超越。鲁迅的思想发展体现了辩证法的精神，充满着内在的张力，是一个思想者的合乎历史逻辑的自然蜕变。
《呐喊》与《彷徨》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这突破了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简单地套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观点来研究鲁迅的单一模式，开辟了从新民主主义的五四观来研究鲁迅的新路径，从而丰富了“鲁迅”的内涵--既回归了五四的“鲁迅”，又响应了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要求。这一切表明，王富仁的“鲁迅”是一个更真实的历史上的鲁迅，又是一个体现了新时代精神的启蒙主义者的崭新“鲁迅”，是鲁迅研究中带有整体性的重大突破的一个成果。
二
王富仁“鲁迅”的不同凡响，还在于研究者通过鲁迅突破了固化的思想模式。王富仁的研究建立在对 20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认知基础上，从鲁迅研究与中国 20 世纪历史考察的双重视野中突破教条主义，从现代性的视角提出问题，并给出富有逻辑力量的回答。换言之，他把鲁迅置于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双重变奏的历史基础上，通过鲁迅研究，对中国现代史做出了具有新意的阐释，而又切合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要求。
王富仁从启蒙鲁迅形象建构的学理需要出发，提出了中国 20 世纪的历史是一个思想启蒙与社会革命交替进行的过程--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启蒙，又从五四启蒙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从革命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沿着现代性方向迂回前进，经历了波澜壮阔的风云变幻，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留下了重要的教训。
从这样的双重变奏和交替前行的历史轨迹中，思想启蒙的意义获得了与此前政治革命视角中大不相同的呈现，其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得以更为充分地被确认。因此，王富仁基于鲁迅研究的需要，而又通过鲁迅研究向读者展现了中国现代史发展的一种新景观，呈现了被单一的政治革命视角有所遮蔽的那部分意义--思想启蒙的意义--这是对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贡献的再探索，又是对新时期新思想启蒙的充满热情的呼应。
为了向读者强调五四启蒙的意义，王富仁从历史细节入手，提出中国政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而中国思想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呐喊》《彷徨》中没有反帝的内容--鲁迅所经历的辛亥革命、五四爱国运动、五卅反帝运动在他的小说中都没有涉及，仅有《风波》通过七斤的遭遇从侧面暗示了张勋的复辟，鲁迅小说甚至没有批判军阀统治的内容。这种题材上的特点，王富仁认为正好说明鲁迅小说针对的是封建礼教对人的思想毒害，承担的是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历史使命。
王富仁认为，这是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思想革命的重点对象，它在反封建思想的斗争中，暂时还具有进步性。至于帝国主义在华的奴化宣传，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相比，其影响则是微乎其微的，并且一般与中国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相结合，通过它们而施加自己的影响，所以它一时还难以构成一支独立的、强大的反动思想力量。这样的思路，与鲁迅20世纪初开始形成的“立人”思想一脉相承，而又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内容。换言之，鲁迅小说不是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恢宏历史画卷著称，而是以对病态时代病态人们灵魂的犀利解剖而确立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无可取代的地位。
鲁迅的可贵在于他直面真实的人生，反对“瞒”和“骗”。正是这种清醒的现实主义使他在左翼十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而王富仁的鲁迅研究，可贵之处则在于能透过历史的迷雾，直面鲁迅的本真。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认为鲁迅通过自我的思想改造而为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比如称鲁迅通过创作实践，批判辛亥革命领导者脱离群众，批判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主张革命者与群众的结合，认为资产阶级难以承担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这些需要在中国革命深入过程中由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难的探索才从根本上解决好的关于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由鲁迅在其前期的创作中已经提了出来，并且很好地解决了。
这样的鲁迅观，虽然极大地提高了鲁迅在现代文学史、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却事实上改造了鲁迅形象，使这个“鲁迅”偏离了历史的真实。在学术界还流行这样的鲁迅观时，王富仁说他心目中的“鲁迅”并非如此，而是一个思想启蒙者的鲁迅，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这需要勇气，也需要学识。他的勇气来源于他的学识，来源于他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一种新的把握。因此，他的鲁迅研究其实是对中国现代史、现代思想史的一种新的阐释。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鲁迅形象，而且让人再次开始认真思考鲁迅的时代--从五四到左翼文学运动，思考整个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从而拓展了思想视野，发现了历史的新的可能性及其意义。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超出了鲁迅研究的范围，深入到了中国 20 世纪的历史，触及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流行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并没有准确地按照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原则，相反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种不那么正确的理解，结果是由狭隘的“政治”来引导鲁迅研究，使学术走上了实用主义的庸俗化道路，由此造成的社会心态和价值观念在新时期严重地阻碍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因此王富仁的鲁迅研究开始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些批评者担心这样的“鲁迅”颠覆了很长一个时期来人们的思想得以安稳的理论基础，担心这样的重大变动会动摇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
这种争论，反映了新旧观念之间的差异乃至直接的冲突--是沿着原来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模式进行修修补补式的研究，还是根据新时代的要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历史与人的关系入手，对鲁迅进行一种新的阐释，对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结合鲁迅研究给出一个新的解释，这是一个时代性的课题。显然，王富仁以其充分的理论准备和严谨的逻辑力量，努力地给出了他的回答。那些批评，恰恰说明了王富仁“鲁迅”切中社会历史的重大问题，说明他所建构的“鲁迅”，意义不局限于鲁迅研究领域，而是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给了人们一个可供参照的新的观念和看待问题的一种新的方式。
三
“回到鲁迅”，那就必然地要回到“五四”。这意味着王富仁要推崇作为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鲁迅，必然地要坚持启蒙主义的“五四”观及其立场。他的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在新时期重申并阐释了“五四”启蒙主义的意义及其历史功绩。王富仁“鲁迅”是与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背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坚持启蒙主义的“五四”观，包含着对此后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的思考与总结，也包含着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坚持和守护。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王富仁对学术界重新评价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持谨慎反对的态度，有时甚至是激烈地反对。他认为，在晚清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上，我们愈来愈感到晚清文学的成就是令人惊喜的，越来越感到依照晚清文学发展的自然趋势中国文学就会走向新生，“五四”新文化运动那种激进的姿态原本是不应该有的，这造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断裂。……“学衡派”与胡适等提倡白话文革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间，我们感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倒体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而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则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产物，背离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王富仁的结论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或者是不应该由这样一些人发起的，或者由这些人发起而不应当发表这样一些激进的言论的。我认为，在这里，我们实际已经陷入了一个文化的陷阱:表面看来，我们是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我们是在“否定”中国现代文学。[2]
王富仁在新的世纪之交的国学热大行其道背景中提出“新国学”的概念，我理解就是想在整个文化界保守主义思潮抬头的背景下，以新的“国学”名义为五四新文化的合法性争取地位。在国学热的冲击下，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张扬，同时也夹杂着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诸如“弟子规”“女戒”等沉渣泛起，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而受到质疑，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现代性文学的学科性质也随之受到挑战，从而造成“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实际却是在“否定”中国现代文学。
王富仁的策略是把中国现代文学纳入整个“国学”的范畴，捍卫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国学”的正当地位，但又强调它是一种“新”的国学，与传统的国学有所不同，从而坚定地从思想革命的立场来捍卫五四文学的现代性，坚持五四新文学所开辟的方向。“五四”的问题，凝聚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思想界在处理中外关系时必须面对的新旧文化矛盾与中西文化冲突相叠加的极为复杂的局面! 晚清思想界的争论，主要就是围绕文化的新旧矛盾与中西冲突展开。从“以夷制夷”到“中体西用”，反映了中国人在面临西方列强侵略要奋起反抗时，不得不学习西方文化、然而这样的文化引进又不能损害满清王朝统治基础的困境。
学习西方文化，必然引起新旧文化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背后又存在着中西文化的冲突，牵连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下层民众的民族主义感情。这说明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要在接受外来文明、促进社会进步与维护社会内部秩序的稳定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十分困难。一些先行者想努力达成这种平衡，结果总是落空。每一次平衡的破裂，伴随着新旧观念尖锐对立和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酝酿着社会的裂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这样一次文化的裂变。新文化运动的“新”，新在它与此前文化改良运动不反对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完全不同。它打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大胆地向西方文明学习，批判封建宗法思想，反对专制与独裁。这实质是在中国被动纳入世界化历史进程的背景下，突破了此前士大夫阶层片面从中国立场看世界的思维局限，转而采取了从世界视野，从中国与世界广泛联系的观点来思考中国社会问题解决办法的思路。这就与洋务派、改良派解决新旧矛盾与中西对立的调和主义方法，彻底划清了界线。
文学革命的杰出代表，就是鲁迅。鲁迅提出“内耀”“立人”，反对“瞒”和“骗”，主张直面真实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实质就是致力于“人”的觉醒，这是一个思想启蒙的问题。王富仁强调《呐喊》与《彷徨》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本意就是要回到“鲁迅”，继承鲁迅的思想，用启蒙主义扫荡封建主义的愚昧。他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处于告别中世纪的历史长河中”[3]，其基本的诉求就是总结历史教训，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向一个新阶段。而他后来转而提倡“新国学”，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他面对新启蒙思潮低落时的一种无奈选择，明显地包含着不舍与执着。
鲁迅
要强调的是，王富仁的“回到鲁迅”、“回到五四”，并没有割断历史的关联性。他是按照历史本身的逻辑，回到“五四”而又从“五四”前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观，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他的回到“鲁迅”与“五四”，并非止于鲁迅和对于“五四”启蒙主义的重复，而是带着历史的余温，在鲁迅研究中注入了丰富的现实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是在中国一个辞旧迎新、承前启后的极为重要的时刻，通过鲁迅研究，张扬人的价值和精神，呼应了思想解放的时代要求。他也因此在这个时代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位杰出代表。
四
王富仁的“鲁迅”，既是一个启蒙主义者的鲁迅，又是一个打上了王富仁主观烙印的新时期的“鲁迅”。所谓主观烙印，主要就是王富仁在鲁迅研究中带着他所理解的启蒙主义思想立场、马克思主义基本观念、思维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治学特色，尤其是体现了他的鲁迅研究的理性与感性紧密结合的学术品格。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具有强烈的思想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思想冲击力，前文已有涉及，可以再举一例--他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一文中谈到现代中国最了解农民的是毛泽东与鲁迅，而两者又存在不太相同地方时，他指出: “农民阶级本身具有双重性，在中国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中，这种双重性各以其一个侧面得到了加强和突出。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中，特别突出了农民肯定的方面，而鲁迅在对中国思想革命的深沉思虑中，重点表现了农民思想弱点的一面。二者都是深刻而精辟的，他们各自以其不同的侧面，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农民阶级的认识。
这个结论可以由下列事实予以证明: 在我国民主主义政治革命中，我们常常由于忽略了农民的革命性而吃大亏、上大当，而在我们的思想建设中，则常常因忽略了农民思想的落后性而使我们受到损失。”在这里，王富仁打破了中国知识界长期形成的习惯思维，揭示了旧时代中国农民问题的多面性，确认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在农民问题上高屋建瓴的战略远见，同时又赋予鲁迅在农民问题上作为反封建思想革命家的犀利眼光。这后一方面，是王富仁的独特发现，极大地提高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你可以不太赞同他的这一见解，但你很难拒绝他的逻辑力量。换言之，王富仁的论证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从而给了你一种思想冲击力，使你不得不认真地思考他的意见。
樊骏曾这样说: “王富仁有良好的艺术鉴赏能力，但更多地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考察问题，他总是对研究对象作高屋建瓴的鸟瞰与整体的把握，并对问题做理论上的思辨。在他那里，阐释论证多于实证，一般学术论著中常有的大段引用与详细注释，在他那里却不多见，而且正在日益减少。他不是以材料，甚至也不是以结论，而是以自己的阐释论证来说服别人，他的分析富有概括力与穿透力，讲究递进感与逻辑性，由此形成颇有气势的理论力量。他的立论，也自说自话是从总体上或者基本方向上，而不是在具体细微处，给人以启示，使人不得不对他提出的命题与论证过程、方式，作认真的思考，不管最终赞同与否。他是这门学科最具有理论家品格的一位。”[4]
这个评价非常精准，但不得不强调，王富仁的逻辑力量是与其“良好的艺术鉴赏能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在第一本重要著作《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从形象入手对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的深层次思想和艺术关联的分析，精细入微。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这本专著中，他对《白光》里陈士成发疯时的心理分析，想象陈士成受到幻觉中的白光引导，出走城外，掉进湖里时垂死挣扎的情形，贯穿了强烈的人道主义同情，意在表明陈士成虽然糊涂，但他本是无辜的。王富仁越是展现陈士成在湖底挣扎，不愿死，就越具有控诉科举制度害死人的批判力量。这样的文字，展现了雄浑大气的理性，却又透露出感同身受、设身处地式的细腻深入，富有文采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在艺术把握方面，服从于揭示鲁迅的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主题，但又反过来丰富这个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主题，使之具有深邃的内涵、动人的审美力量。他对《药》里面的夏瑜的分析，说明了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不是没有去宣传大众; 相反，他们宣传了--夏瑜向红眼睛阿义宣传“大清国是我们的”，然而因为红眼睛阿义的愚昧，使这样的宣传毫无意义。红眼睛阿义以其愚昧，视夏瑜为精神病，并且把殴打夏瑜的暴行作为壮举向其狐朋狗友炫耀。这彰显了鲁迅是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塑造这些形象的，说明革命者因为民众的不觉悟，为民众牺牲，却不被民众理解，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从而强调了思想启蒙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阿Q正传》在鲁迅的小说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王富仁强调阿 Q 所想象的革命具有两面性:他想通过革命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但他所想象的革命仅仅是旧时代农民的简单复仇———想象革命成功后他能取赵太爷、钱太爷的地位而代之。王富仁强调阿 Q 式的“革命”不过是农民的复仇和财产再分配，不可能创造新的生产关系，不仅毫无进步意义，而且具有强烈的破坏作用。因此他说:“《阿Q正传》的不朽社会意义之一，在于它从辛亥革命本身的弱点和不觉悟群众的辩证联系中，从二者的对照描写里，十分广阔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它与上述几篇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所表现的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不是定向的，而是互为因果的。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注意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妥协，而阿 Q 也始终处于愚昧落后状态。”
不难看出，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思想发掘与艺术阐释融为一体，显示出了他的强大理性、丰富情感和精湛的艺术感悟力--他理解人、尊重人，高扬的是“人”的旗帜。
注释：
[1]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1) ．
[2] 王富仁．“新国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J]． 文艺研究，2007(3) ．
[3] 王富仁．中国的文艺复兴[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 樊骏．我们的学科: 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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