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者在国家图书馆观看《永乐大典》文献展。 张鹏摄

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永乐大典》。

最新入藏国图的一册《永乐大典》。

      

永乐五年（1407年），历时5年、3000多人参与的一部大型类书终于定稿进呈明成祖朱棣。朱棣钦赐书名——《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正文22877卷，分装11095册，总字数达3.7亿字，汇集了明以前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宗教、戏剧、应用科学等文献达七、八千种之多，是一部当之无愧的百科全书。

 

然而，《永乐大典》却命运多舛，火灾、战乱、偷盗、巧取豪夺……皇皇一万多册至民国初年只剩下64册。此后的百余年间，在无数中华儿女努力下，幸存的《永乐大典》被一点一点寻找回来。至今，国家图书馆收藏《永乐大典》224册，居全世界收藏机构之首。

 

因国运衰而散，因国运昌而聚。《永乐大典》折射了一部中华民族600年沧桑史。

 

翰林院中遭焚劫

 

1900年6月20日下午，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

 

本已惶惶不可终日的各国公使团和外国侨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当天下午，德国公使克林德不顾众人劝阻，执意前往总理衙门交涉公使团的离京事宜。仅仅十五分钟后，与他一同前往的翻译柯士达，跌跌撞撞逃回东交民巷——克林德被清军枪杀了。

 

6月10日，义和团的大队人马已经开进北京。北京城的局势虽然一日紧似一日，但义和团始终没有正面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洋人们仍抱有一丝全身而退的希望。克林德的死，将他们最后的希望也捻灭了。看来清军与义和团对东交民巷的进攻，一触即发。

 

一时间，东交民巷里乱作一团。各使馆的非战斗人员涌向地理位置最隐蔽、面积最宽敞的英国使馆。

 

英国使馆位于东交民巷北边、玉河西岸，原为梁公府。1861年，英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之初，本来相中了肃王府，但考虑到肃王府是八大铁帽子王之一豪格的府邸，改为英国公使馆有碍国体，因此清政府没批准。于是，英国公使额尔金用每年1200两白银的租金，租下了肃王府对面的梁公府。

 

使馆区被围期间，梁公府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了。它地处使馆区腹地，南边和西边被美国公使馆和俄国公使馆遮蔽，从使馆区外无法直接攻击；东边被法国、德国、奥地利、日本等国公使馆和肃王府所遮蔽；暴露在外的西边是专门为皇家养马的上驷院。上驷院中除了有五六栋房屋外，其余是一大片草地，视野开阔，易守难攻；北边则是中国人文渊薮翰林院。

 

当时被困于东交民巷的英国人普特南·威尔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写道：“翰林院如中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或海德堡大学、巴黎大学，中国读书人最敬仰的地方莫过于翰林院。”这反映了在京洋人对翰林院的普遍认知，不过翰林院在中国的地位要比牛津、剑桥等高得多。

 

翰林院最早设立于唐朝，明代废丞相、设内阁后,进入国家权力中枢的内阁学士基本都出自翰林院；清代“点翰林”几乎成为汉族士子入阁的唯一途径。翰林院可谓是卿相摇篮。

 

清乾隆帝组织人汇天下遗书编《四库全书》之后，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藏书便贮存于翰林院，其中就包括《永乐大典》。

 

普特南·威尔这样描述他看到的翰林院：

 

在翰林院各个宽阔的大厅里，一卷一卷的书籍排积成行，这些都是前人辛苦写作的文字，全部都是手抄本，大概有数千万卷。这些书籍都是历代流传下来的，有的文章已不知是哪个朝代的作品。翰林院内还有一望无际的未上漆木架子，堆放着刻字的木板。

 

被困于英国使馆的洋人认为，中国人不可能为了攻击他们，而自毁文化长城，放火烧翰林院。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还是发生了。

 

6月20日起，董祥福率领的甘军向东交民巷发起了进攻。时人赵世骏记录当时情景：“禁城之侧，雷轰霆击，火弹横飞”，俨然是一场“亘古以来未有之变”。

 

交战过程中，翰林院是怎么被焚毁的，文字记录大多语焉不详。幸亏，1901年正月翰林院编修高枬向当时正在院中当值的皂役曾春仔细询问，真相才浮出水面。

 

高枬问起：“衙门烧于几时，烧于何等人？”曾春答：“烧于董军。”

 

曾春说，五月二十六日（阳历1900年6月22日）上午，有一个义和团团员以查“二毛”为名，昂然进入翰林院。检视一番后，他说要请大师兄来，由翰林院焚烧隔壁的英国使馆，并且命令在翰林院中当值厅官、科房人等跪拜祷告。第二天，董祥福的甘军闯入，放火烧了翰林院。

 

与此同时，一直在英国使馆密切观察翰林院中动静的普特南·威尔也留下了目击证言：

 

昨天（6月23日），有一位放火者像猫一样匍匐过来，用极为灵巧的方法，将火炬抛入翰林院，之后仅仅过了一个小时，各国大使居住的英国使馆就陷入了危险之中……火势越来越猛，那些有数百年历史的房梁和房柱经燃烧后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似乎要倒向与其紧紧相连的英国使馆。很多价值连城的文字书籍已被焚毁，装饰着龙形图案的水池子和水井里都是书本，一片狼藉。

 

翰林院着火后，英国使馆周围的房屋很快便被引燃，再加上猛烈的北风，大火眼看就成燎原之势。被困于英国使馆中的人们都急了，无论男女老幼都来到水井旁，用各种各样奇怪的容器取水灭火，当然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出于自保，并不是为了抢救翰林院中藏书。纵完火的清军一路撤退，竟然还一路投掷浇了油的火把。

 

中国古建筑多是砖木结构，一旦起火很难扑灭。看起来，英国使馆被蔓延的大火吞噬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千钧一发之际风向突然变了。当时被困于英国使馆中的美国传教士玛丽·安德鲁斯在日记中写道：“在上帝的旨意下并应许我们的祷告,风突然转向并把火苗吹离了我们。”

 

英国使馆奇迹般地逃过一劫，然而翰林院中收藏的、无数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古代典籍却没有这么幸运。时人曾形象地写道：“翰林院被焚，所有古书典籍，片片作蝴蝶飞，扬州十日，不是过也。”这些“片片作蝴蝶飞”的珍贵典籍，就包括保存了宋元以前佚文秘典的《永乐大典》。经此一劫，《永乐大典》毁损、失窃严重。

 

纂修成书

 

《永乐大典》的名字可以说家喻户晓，但是能说清它是一部什么书的人却不多。

 

《永乐大典史话》一书中这样定义：“《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保存了大量我国十四世纪以前的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

 

“百科全书”当然是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所使用的现代名词，历史上这种书被称为“类书”。

 

类书是把各种学术材料按照关键词的笔画或声韵，分门别类地汇编在一起，以便查阅的一种工具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等都属于类书，其中体量最大、包罗最广的当属《永乐大典》。

 

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大典》正文有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11095册，据估计总字数达3.7亿字。自明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下诏编纂，到永乐五年（1405年）定稿进呈，《永乐大典》共纂修了5年，参与其事的编辑、抄录人员达3000多人。

 

众所周知，永乐皇帝朱棣是靠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子朱允炆手中抢夺的皇位。“靖难之役”历时4年，过程惨烈。永乐初年，士人阶层对朱棣得位不正的指责十分炽烈。为了平息反对的声音，朱棣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便是因拒绝为他起草即位诏书而被诛十族的方孝孺。

 

既然永乐初年社会矛盾如此尖锐，朱棣为什么还要启动这么大的一项文化工程呢？历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朱棣是为了消弭朝野间的不平之气，转移文人们的注意力，才决定纂修《永乐大典》的。

 

其实在历史上，这也是统治者惯用的一种手段。“烛影斧声”之后，备受弑兄指责的宋太宗便组织文人纂修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书。按宋末元初文人刘壎之的话说，宋太宗是通过漫长的编书过程“迟以岁月，困其心志”，让异见者“俱老死文字之间”。

 

朱棣启动纂修《永乐大典》时，内心深处是否也存着这样不可言说的意图，只能靠后人揣测，但是将纂修《永乐大典》完全看成是一个转移社会矛盾，彰显文治武功的政绩工程，也未免低估了《永乐大典》的价值。

 

通过梳理史料，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虞万里认为，朱棣启动修纂《永乐大典》其实是继承了父亲朱元璋的遗志，并有与父亲竞争的意味，而促使两位皇帝将编书进行到底的关键人物则是大才子解缙。

 

解缙自幼聪明绝顶，20岁出头就中了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并成为朱元璋的贴身秘书。解缙发现朱元璋很爱看《说苑》《韵府》一类书。解缙认为《说苑》内容妄诞不经，《韵府》则编辑庞杂，都算不上经典书籍。他有志于组织“志士儒英”为皇帝修纂一部新的类书。后来，解缙因直言遭到贬黜，朱元璋便把编辑类书的任务交给了别人。靖难之役后，朱棣上台，解缙又成为天子近臣，终于有机会完成未竟的事业。

 

朱棣在诏书中写道：

 

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修辑一书，毋厌浩繁。

 

解缙接旨以后组织了147人的编辑队伍开始编书，第二年十一月就编出了《永乐大典》的前身《文献大成》。没想到，明成祖朱棣不满意，认为该书“所纂尚多未备”，将它打了回来。永乐三年元月，朱棣又命姚广孝、解缙等人重修。这一次，朝廷又从民间召集了不少宿学鸿儒和擅长书法的誊录人员，展开大规模编书工作。

 

《永乐大典》按照《洪武正韵》中字的排列顺序，以每个字列出事目，将与这个字有关的文献资料整段，乃至整部书抄录到该条目中。这就是所谓的“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

 

对《永乐大典》有深入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升解释：“比如天文志都收录在天字下面，地理志都收录在地字下面，日月、星雨、风云、霜露、江河湖海分别收录在这些字下面……”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栾贵明在钱钟书先生的指导下开始研究《永乐大典》。他用十年时间著成《永乐大典索引》一书。退休后，栾贵明一直致力于将中国古典文献进行数字化的工作。谈起《永乐大典》的编排方式，栾贵明感叹，它与今天数据库的关键词检索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独特的编辑方式，《永乐大典》收录资料范围之广也叹为观止，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各种名物、典章制度，乃至奇闻异事、诗文词曲、工技农艺、佛道典籍……几乎无所不包。唐代的《艺文类聚》收书1400种，《太平御览》收书1600多种，而《永乐大典》收录的书籍达七八千种。

 

中国历史上，编修文典几乎是每个盛世的标配。与其他类书、丛书在编辑时对原始资料进行删改，或只重收集儒家经典、不重收集自然科学不同，《永乐大典》兼收并蓄、广征博采，而且也几乎不做删改，为后人保存了大量明以前的珍贵文献。

 

据说，明正统六年（1441年），大学士杨士奇编辑《文渊阁书目》时，许多《永乐大典》采用过的宋元时期著作已经“十不存三四”了，到了清代，只有十之一二还在流传。可见，修纂《永乐大典》对于保存历代文献的意义之大。

 

“正本”失落之谜

 

《永乐大典》修纂完成后仅抄成一部，即《永乐大典》正本。初时，《永乐大典》贮藏在南京文渊阁东阁中。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时，明成祖命令将《永乐大典》挑选一部分运到北京，暂时藏在左顺门北廊下。直到正统六年（1441年），明廷才将《永乐大典》全部运到北京，收藏在紫禁城文楼中。

 

事实上，《永乐大典》编成以后并没有多少人有机会翻阅，明朝历代皇帝爱读书的不多，大多时候是被束之高阁，唯有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十分钟爱，案头常备有十册，经常翻阅。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发生火灾。三大殿起火，火势蔓延至奉天门和午门，贮藏《永乐大典》的文楼危在旦夕。《永乐大典》只有一部，一旦焚毁，追悔莫及。《明实录》记载，嘉靖皇帝急得一夜连下三四道圣旨抢救《永乐大典》。由于抢救及时，《永乐大典》逃过一劫。这次火灾后，嘉靖皇帝想到《永乐大典》仅有一套，感到十分不安，于是令大学士徐阶、高拱担纲重录《永乐大典》。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在周密筹划下，重录工作终于启动。为了物色合格的抄书人，吏、礼两部还专门进行了“糊名考试”，最终选择了109名书法精湛的抄书人。应该说，此次重录工作从组织和后勤保障来看是十分周密的。内府御用监调拨了画匠、纸匠；顺天府提供砚台、水罐、笔墨；惜薪司供应取暖的木炭；光禄寺负责酒饭；韩林院支付抄写人员“月米”，此外还配备了警卫人员。

 

抄写人员每天早晨上班时，登记领取《永乐大典》，晚上下班时交回，不许私自带出、雇人代写。每人每天抄写三页，“如遇差错，发与另写，不拘一次二次，只算一页”。发现混报怠工者，与之相关的各级官员都要一同受罚。

 

据说，重录之初，徐阶主张只要内容一致，副本格式不必仿照正本，但是实操起来，他发现《永乐大典》内大字小字错落，山川、宫室等插图间杂其间，版式一动，行款、图画都要跟着动，反而不如原样复制方便。徐阶不由得感叹：《永乐大典》设计得太好了！

 

从存世的嘉靖副本可见，字体均为标准的馆阁体，整齐娟秀，毫无涂改之处。每册重录完毕，最后都注明重录总校官、分校官、书写官及圈点人姓名，可谓责任到人。在这样严格的质量把控下，《永乐大典》整整用了6年才重录完毕。嘉靖副本与永乐正本从装帧到字体大小、插图、版式完全一致。

 

嘉靖副本完成后，便被收藏于刚刚建成、专门用于保存皇家档案的皇史宬。扑朔迷离的是，从此《永乐大典》正本销声匿迹，再也没出现在史书中。

 

明末，李自成攻入紫禁城，并在武英殿登基。史书记载，他兵败退出北京时，曾经放火焚烧过紫禁城的宫室。李自成烧了哪些宫室，史书上语焉不详。《永乐大典》正本会不会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没有人知道。

 

《永乐大典》正本的失落，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段公案，引来无数学人的遐想。多数人认为，正本毁于战乱或者火灾。编完《永乐大典索引》之后，栾贵明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想法——正本会不会被嘉靖皇帝带入永陵陪葬了？

 

据《明实录》记载，嘉靖副本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开始抄录至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抄完。在此期间，嘉靖皇帝驾崩。

 

栾贵明认为，要破解《永乐大典》正本失踪之谜，首先要抓住《永乐大典》正本最后一次出现前后发生的事件。据《明实录》记载，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嘉靖帝崩。隆庆元年三月十一日，嘉靖帝梓宫由北京出发，5天以后到达位于昌平的永陵，次日入葬。

 

“为什么嘉靖帝驾崩三个月后才下葬，而在他下葬不久，隆庆帝马上表彰了参与重录《永乐大典》的人员？正本的失踪与嘉靖帝的丧葬期重合点最多，联系到嘉靖帝生前对《永乐大典》的珍爱，他很可能将《永乐大典》正本带入永陵。”栾贵明说。

 

栾贵明告诉记者，钱钟书先生也同意他的猜想。钱先生曾说，如果《永乐大典》正本还存世的话，那么最有可能是在永陵。

 

上世纪90年代，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谦身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栾贵明的猜想。他想起，不久之前他们曾采用“高精度重力测量技术”对十三陵的茂陵进行了勘测。“高精度重力测量”是利用微重力原理，在不产生破坏的前提下探测地下建筑物的分布、形态和规模的技术。

 

1958年定陵发掘后，人们发现定陵地宫由前、中、后、左、右五个殿堂连接而成，即“五室三隧”。通过微重力方法，王谦身在地面上获得了定陵地宫的重力异常分布图，这张分布图与定陵地宫的实际结构十分吻合。王谦身告诉记者，《永乐大典》皇皇一万多册，摆起来至少需要40立方米。如果通过微重力测量发现永陵与定陵一样也是“五室三隧”，说明地宫里没有摆放《永乐大典》的空间。如果测量结果发现永陵地宫多建了两个配殿，至少说明有摆放《永乐大典》的地方。

 

那么现有技术能测出地宫内储藏了什么东西吗？王谦身说，微重力测量是通过物体密度来测量的，密度越大测量得越清楚。如果地宫里存放的是金属，可以测出来，但纸张密度较小，不能通过微重力测量的方式确认。“如果真多出两个配殿，到时候再想办法吧！”王谦身说。

 

不过，科学家们还没来得及想办法，他们打给国家文物局的报告就被驳回了。“国家文物局说，以目前的技术手段还不能保证文物出土后不被氧化。万一《永乐大典》出土后损坏了，那还不如让它在地宫里保存着。”对于国家文物局的决定，王谦身深表理解。

 

一个策划多时的实验就这样搁置了。永陵里到底有没有《永乐大典》正本，至今仍是一个谜。

 

命运多舛

 

《永乐大典》正本神秘失踪，流传于世的嘉靖副本也命运多舛。

 

明清鼎革之际，天下大乱，再也没人想起《永乐大典》。直到康熙年间，大学士徐乾学、高士奇等才在皇史宬的金匮中偶然发现了《永乐大典》嘉靖副本。据记载，当时《永乐大典》已经不全。到底是怎么遗失的，谁也说不清楚。

 

所谓“盛世修典”，同样怀抱开创盛世理想的乾隆皇帝开始着手整理历代典籍。他认为《永乐大典》编辑方式虽然便于检索，但是将整部书打散了编入各个条目，令人难以窥见原书全貌。另一方面，他觉得《永乐大典》收书太杂，修典还是应该以儒家正统经典为主。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启动了《四库全书》的编修。《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录3462种图书，其中有很多孤本都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为了编修《四库全书》，大学士纪晓岚曾经组织人对《永乐大典》做过一次清查。他发现，当时《永乐大典》已经缺失了1215册，还剩9881册。

 

存在大内之物到底是怎么散佚的，谁也说不清楚。

 

不过，在《四库全书》编辑过程中发生的一起案件不难看出梁上君子对《永乐大典》的觊觎。《四库全书》修纂官黄寿龄私自将六册《永乐大典》带回家中阅读，被人盗取。乾隆皇帝知道后十分恼火，说，《永乐大典》是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该听任纂修等携带外出。他命令步军统领尚书英廉严羁盗贼。《永乐大典》是皇家之物，书店、纸铺都不敢收购，盗贼无奈之下只好将六册《永乐大典》悄悄放回到御河桥边。失而复得，总算是虚惊一场。此后，四库全书馆吸取教训，严禁大臣将《永乐大典》私带外出。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四库全书》全部完成，共收录3462种图书、79338卷，36000余册，约八亿字。从文字量上看，《四库全书》是《永乐大典》的近三倍，但是由于主持者过于偏重于正统书籍的收集，把许多科学技术、小说戏曲书籍摒除在外，所收书籍的广度远远不及《永乐大典》。更加饱受诟病的是，统治者的私心作祟，清廷在编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篡改、销毁了大量民间藏书。最典型的案例是岳飞的名篇《满江红》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被收录到《四库全书》中竟然变成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四库全书》中不但不允许有任何反满文字，甚至连前人触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更有甚者竟然连姓胡的人也改姓了。据统计，《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所禁毁的书籍达3100多种。《天工开物》《物理小识》《武备志》《明将军传》等有实用价值的书籍也在被禁之列。无怪乎，有人认为《四库全书》的编修过程不啻为一场文化戕害。与之相比，《永乐大典》兼收并蓄的气魄则更弥足珍贵。

 

遗憾的是《四库全书》编修完成以后，清廷对《永乐大典》的重视程度明显下降。道光之后，它更是被束之翰林院高阁，任由虫吃鼠咬。而不少学问出众，从亿万读书人中选拔出来的翰林，也扮演着偷书贼的可耻角色。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清廷不得不同意各国在北京建公使馆。不少官员将保存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偷出，以十两银子一册的价格卖给洋人。张升告诉记者，时人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中记载了官员们的偷书伎俩：“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永乐大典》二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永乐大典》二本包于包袱内而出也。”

 

据记载，清光绪元年（1875年），翰林院中的《永乐大典》所剩不及5000册。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永乐大典》只剩下800多册了。

 

这样看来，庚子年间翰林院被烧时，《永乐大典》已经散佚十分之九。既然《永乐大典》多数并未毁于庚子之难，人们是不是可以对它仍然存世报以希望呢？张升教授笑道：“理论上应该有更多《永乐大典》存世，但实际上至今人们在海内外只发现了400多册，而且近年来新发现一册越来越难了。”

 

集腋成裘

 

1901年（辛丑年）9月，中国与十一国签署了屈辱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将赔偿各国4亿5千万两白银，并以各国货币汇率结算，年息4%，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亿8千多万两白银，史称“庚子赔款”。从清政府敲到这么一大笔巨款，各国十分满意，纷纷开始从占领区撤退。

 

1901年6月，清政府外务部收到两封英国使馆发来的公使函，函件内容是请外务部派员去英使馆运取残存的《永乐大典》。经过战乱与焚烧，竟然还有《永乐大典》存世，官员们感到不可思议。

 

张升告诉记者，为了免于被“火烧连营”，翰林院起火的第一时间英国使馆中的人们就开始奋力扑火。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古籍逃过一劫，当然其间顺手牵羊者也不在少数。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普特南·威尔提到许多了解中国文化者深知这些书籍比黄金还要贵重，因此私藏起来。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时任《泰晤士报》记者、后来做过袁世凯政治顾问的乔治·莫理循。

 

据田仲一成《日本东洋文库收集〈永乐大典〉残本的过程》记载，翰林院着火后，莫理循与日本留学生狩野直喜、东京每日报纸特派员古城贞吉直奔火场，从翰林院书架上抢下几本《永乐大典》据为己有。据田仲一成估计，莫理循至少藏有14册《永乐大典》，后来它们多被收藏在“莫理循文库”中。1917年莫理循将他的藏书打包卖给日本三菱财阀的巨头岩崎久弥，其中就包括《永乐大典》。后来，这些藏书成为“东洋文库”的前身。

 

不过，似莫理循这般“识货”的洋人毕竟还是少数。庚子之后，当英国使馆收集残存《永乐大典》时，还是找回了300多册。

 

张升教授告诉记者，据清外务部档案记录，清政府外务部共收到英国使馆交回的《永乐大典》330册。“当时《庚子条约》刚签订，一些国家纷纷交回庚子事变中劫掠的物品和所占的地方，所以英使馆主动交回从翰林院中移出的《永乐大典》，也是可以理解的。”张升解释说。

 

然而，当时的清政府摇摇欲坠，朝不保夕，根本无暇管理这些劫后余生的国宝。翰林院已经烧了，这些书要往哪儿堆呢？外务部守门吏找来当时在京的翰林们，让他们处理。没想到，这些平日道貌岸然的翰林见清廷乱作一团，竟然将这三百多册《永乐大典》私自瓜分了。

 

当局势稳定以后，清政府又寻访回一些《永乐大典》。然而，国宝一旦散佚想找回来就难了。1912年，当翰林院学士陆润庠把残存的《永乐大典》移交中华民国教育部时，仅存64册。后来，这残存的64册《永乐大典》被交由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保存。

 

整个民国期间，中国都在动荡和离乱的泥沼中挣扎，但一批有担当和使命感的文化机构和个人一直将抢救《永乐大典》视为己任。张升对记者说，其中最为突出者当属袁同礼。

 

袁同礼先生1921年赴美学习，毕业后在欧洲各国游学考察。他是学习图书馆专业的，尤为重视对各国图书馆的考察。在英国的图书馆，他发现了《永乐大典》的残本。次年，他又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发现4册《永乐大典》。兴奋至极的袁同礼，尚在旅途中就写成《永乐大典考》一文，详细记录这些散落在欧洲的《永乐大典》卷册。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员赵爱学告诉记者，袁同礼担任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副馆长后，仍致力于寻找存世的《永乐大典》。至1939年，他共进行了8次调查活动，在国内外发现《永乐大典》367册。对于藏于私人藏家手中的《永乐大典》，他会竭尽所能收购，实在买不到的，也会想方设法进行拍摄复制。

 

七七事变前，北平局势已经危在旦夕。袁同礼担心北平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会落入日本人之手，于是与同事将300箱善本书，运往上海法租界保存。随着法国在欧陆的失败，法租界也岌岌可危。学术界对这些古籍善本图书的安全忧心忡忡,袁同礼更是寝食难安。于是，他又开始张罗将这批书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暂时保管。

 

联系接洽、找船运输用了长达一年多时间。直到1941年10月，这些善本才运送完毕，其中就包括他优中选优出来的60册《永乐大典》。1965年，这60册《永乐大典》被送往台湾，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海内外已知存世的《永乐大典》总计418册、800余卷及部分零页，分散于世界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公私藏家手中。中国国家图书馆先后入藏《永乐大典》224册。赵爱学告诉记者，国图馆藏的《永乐大典》大部分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陆续收集而来的。其中最大一笔当属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送还的52册《永乐大典》。

 

新中国成立之初，时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俄文部部长张全新在列宁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发现，该馆藏有52册《永乐大典》。

 

民国初年，江南富商刘承幹在经商之余，热衷于收集古籍善本。当时正是鼎革时期，不少世家破落，许多古籍善本流散到市场上。刘承幹凭着雄厚的财力，广收古籍，并于1920年，在家乡湖州南浔建立嘉业堂藏书楼。据统计，嘉业堂藏书楼鼎盛时期有十六七万册古籍，其中就包括44册《永乐大典》。这些《永乐大典》都是庚子年间流落到民间的，据刘家后人回忆每册《永乐大典》的收购价都在100银元上下。

 

随着日寇的入侵，刘家生意一落千丈，生活渐渐入不敷出。刘承幹不得已将1000多种明版书卖给了中央图书馆。据说，为此刘承幹大病一场，但此时他仍不舍得出手《永乐大典》。直到1942年，日寇日益紧逼，他才无奈地将44册《永乐大典》卖给辽宁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1945年夏，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接管了满铁图书馆，满铁旧藏全部作为敌产没收了。

 

张全新立即将列宁图书馆藏有《永乐大典》的消息通报给国内。北京图书馆馆长冯仲云找到时任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北京代理全权代表索科洛夫表示，中方愿意用北京图书馆馆藏的、其他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交换《永乐大典》。

 

其实，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已经将11册《永乐大典》赠还中国政府。得知北京图书馆正致力于收集散落在国内外的《永乐大典》后，苏方决定将列宁图书馆所藏的52册《永乐大典》送还中国。次年，东德也将3册《永乐大典》送还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散落在世界各地和全国各私人藏书家手中的《永乐大典》陆陆续续归藏北图（国图前身）。

 

又有新册现世

 

2007年11月，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程有庆与中国社科院杨成凯、故宫博物院施安昌、文物出版社孟宪钧一起，到华东核查古籍善本。刚到上海，老家在上海的施安昌告诉大家，一位老邻居说手中有两册《永乐大典》，想请专家鉴定一下。

 

当时，大家都觉得在民间发现《永乐大典》的概率比较低。最近一次还是1983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的。

 

那年，孙洪林到县里参加文化系统学习班。休息时，县图书馆的孙洪基指着一本用《永乐大典》做的日历给大家普及相关知识。孙洪林突然冲口道：“这书我家里就有一本。”开始，孙洪基以为孙洪林是吹牛，没想到去他家一看还真是《永乐大典》嘉靖副本。孙洪林说，当年他的姑奶奶觉得家中的这本书开本大、适合夹鞋样子，于是出嫁时候就带到了婆家。

 

老太太虽然不识字，但是因袭祖上“敬惜字纸”的传统，没有损坏有字的部分，这册《永乐大典》的内容得以完整保存。这本《永乐大典》是“门”字韵，记录了古往今来与门有关的造型、典故和故事。

 

从那以后，《永乐大典》再也没有在民间出现过。因此，当听说再有《永乐大典》现世时，几位专家都不抱什么希望。程有庆告诉记者，他在国图古籍馆工作的那些年，经常有人抱着假《永乐大典》到国图，有的是影印本，有的一看就是仿制，连开本大小都不对。当时，他开玩笑说：“这要是真的，值1000万！”

 

当天晚上，收藏者袁女士抱着两册《永乐大典》来到几位专家下榻的宾馆。由于四人中，唯有在国图工作的程有庆有机会接触《永乐大典》的原件，因此大家都推举他鉴定。

 

袁女士带来两册，程有庆翻开第一册发现是影印本，心想估计那本也真不了。可是，第二册亮相后，他惊呆了。

 

《永乐大典》每册长50.3厘米，宽30厘米，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最外面有一层黄绢连脑包裹。每半页8行,大字1行,小字抄成双行,每行28字，特征极其突出。

 

眼前这册《永乐大典》与程有庆在国图地库中看到的《永乐大典》一模一样。袁女士这册《永乐大典》是“模”字韵的“湖”字，内容是与“湖”字有关的部分。此前，国图已经收藏了两册“湖”字单册，在程有庆印象中，中间正好缺这一册。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立刻打电话给曾在中华书局工作的父亲，请他帮忙查一下已发现《永乐大典》的存目。

 

“一查果然没有这一册，那就确凿无疑了！”事隔十几年，说起当时的情景程有庆仍然难掩兴奋之情。

 

证实这册《永乐大典》是真品，在场的专家和收藏者袁女士都非常高兴。袁女士用上海话对施安昌说，自己想把这册《永乐大典》出手。程有庆幼年曾在上海生活过，能听懂些许上海话，听袁女士这么说，他立即表示：“如果您要出手，可以考虑国图。”

 

民间发现了一册新的《永乐大典》，国家文物局和国图在欣喜之余也十分慎重，先后组织专家进行了四轮鉴定。程有庆说，当时他仍在华南进行古籍普查，没有参与鉴定。不过，他听说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先生看过这册《永乐大典》后，幽默地说：“准备钱吧！”

 

这册《永乐大典》入藏国图到底花费几何？程有庆表示，不太清楚。不过，在爱书人心中，一册《永乐大典》比黄金贵重得多。

 

如今，已知的《永乐大典》只有400多册，与它11095册的原有体量相比，少得不可思议。还会不会有未知的《永乐大典》卷册埋没于不知名的角落呢？许多学者专家感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发现《永乐大典》的希望比较渺茫。不过，现实总是在不经意间给人们带来惊喜。

 

2014年8月，正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做访问学者的国图古籍馆副研究员刘波，接到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馆员马小鹤发来的信息：洛杉矶汉庭顿图书馆新发现1册《永乐大典》，卷次是10270和10271。汉庭顿图书馆没有中文古籍鉴定专家，所以想听听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专业意见。

 

在国图工作的刘波见过《永乐大典》原件，因此哈佛燕京图书馆想请他去一趟洛杉矶。不久，汉庭顿图书馆发来新发现《永乐大典》的图片。刘波一看，版式和国图收藏的《永乐大典》毫无二致，卷次则是现存卷目表中没有的，他心中有了几分把握，这本新现世的《永乐大典》应该是真品。

 

不久，刘波完成了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工作，乘飞机来到洛杉矶，负责接待他的是《永乐大典》的发现者汉庭顿图书馆中文馆员杨立维。汉庭顿存有许多老华侨捐献的中文文献，但此前馆里没有聘中文馆员，所以这些文献一直无人整理。杨立维受聘进入汉庭顿图书馆后，开始整理馆藏的中文资料，没想到一下子就发现了这册《永乐大典》。

 

这册《永乐大典》是一位名叫布莱克·怀廷的女士在1968年捐献给汉庭顿图书馆的。她的父亲约瑟夫·怀廷曾作为传教士在中国居住了40年。1900年之后，怀廷短暂回到美国，并带回了这册《永乐大典》。

 

刘波告诉记者，这册《永乐大典》原封面已经没有了，收藏者为它配了一个黄色的硬皮封面，表面看上去就像一本西方精装书。

 

这册《永乐大典》包括两卷：第10270卷《教世子》及10271卷《文王世子篇》。刘波仔细阅读文献发现，内容是《礼记》“教世子”“文王世子”两篇的注释，引书共12种。经比对《中国古籍总目》，他发现其中4部现已失传。

 

无论何时，发现一卷新的《永乐大典》都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虽然，距这卷《永乐大典》现世已经过去五六年，并没有再发现新的《永乐大典》，但刘波相信一定还会有《永乐大典》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等待着人们的发现。“毕竟，还有许多在民国出现过的卷册，至今没有现世。”刘波说。

 

图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参考资料：《永乐大典史话》《永乐大典研究资料辑刊》《庚子事变的书写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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