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时记”大概是古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最有力的明证了，是人间烟火里的诗。人们在元旦时“进屠苏酒”，立春需“彩仗驱牛”，清明则扫墓踏青……
后人在欣赏这一派田园风光时，往往看不到牧歌背后的苦衷。民以食为天，农作物的种植对季节把控有着严格的要求，唯有“不违农时”才能“谷不可胜食”。于是在农耕文明的“刚需”下，上古的“圣人”们不得不把观测到的重要岁时制度化成月令，要求百姓遵循。后人眼中诗意盎然的“东风解冻”“雷乃发声”等候应，在古人眼中一旦没有按时出现，往往预示着危险，于是在这些重要的岁时，人们自然需要通过一系列禳灾祈福的仪式活动以求得五谷丰登、岁岁平安。
作为脱胎于自然规律的人间律法，月令有着酷凛的一面，这一倾向直到南北朝才有所改变。南朝梁时期，宗懔第一次以百姓的眼光观察起岁时节令，用《荆楚岁时记》如数家珍描述起这些时间节点的民风时俗——那些早已制度化的节日，由此才逐渐卸下礼法的重担，流露出温婉的一面。
岁时节令在本质上终究是社会需求的映射。在农耕色彩较强的时代，农人们试图在恰当的岁时用特定的活动体现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而当经济逐渐发展起来，节日中的娱乐色彩便日渐明显。
岁时记里书写着文明史，而春天作为一年之始，更是岁时节令文化的集中体现。读懂了岁时记，就读懂了中华文明；而读懂了春天，就读懂了散落在历史中的一部部岁时记。
魏晋岁时：春风料峭馀寒重
立春贴 “宜春”是为了适应春季的展开，元宵祭蚕神是为了祈求蚕业顺遂。魏晋时期的岁时节令还相对朴素，人们在一年之初所思所想大体脱离不了禳灾祈福，这背后也能折射出当时农人生活的艰辛
中国第一本岁时记诞生于南北朝并不是个偶然。五胡乱华后，中国陷入漫长的分裂期，衣冠士族的舞台也从天高地迥的中原转移至层峦叠嶂的江南。月令的森严色彩逐渐淡化，崇尚魏晋风骨的文人们更有可能从远离庙堂的视角来审视时间观念，于是便有了南朝梁官员宗懔在思乡之余创作的《荆楚岁时记》。他不知道，这一提笔，昭示了一个崭新体裁的诞生。
《荆楚岁时记》以时间为序，其开篇自然也要从元旦开始。在中国改用公历之前，“元旦”一直特指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庆祝活动尤为集中，《荆楚岁时记》载：“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造桃板着户，谓之仙木。凡饮酒次第，从小起。”
直到今天，中国人依然讲究“过新年穿新衣”，这一习俗其实就能追溯到“长幼悉正衣冠”这六个字。不过，魏晋元旦风俗的“重头戏”倒不是穿衣戴帽，而是后面的“开春大宴”——这里的每一道菜品，都大有讲究。
椒柏酒是椒酒与柏酒的合称，分别用花椒、柏叶浸制。椒与柏在民间被认为是“玉衡星精”和“仙药”，能蠲除百病。桃汤是以桃树枝叶熬制成的汁，古人相信桃木能驱鬼，道士打醮亦常以桃木剑为法器，饮桃汤为的是“伏邪气，制百鬼”。因为王安石《元日》中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一句，屠苏酒可谓大名鼎鼎，其实“屠苏”指的是草屋，服虔《通俗文》言“屋平曰屠苏”，魏晋人会在屠苏中制药酒，据说在元旦“合家饮之”，能“不病瘟疫”。胶牙饧是用麦芽等原料制成的粘性软糖，《荆楚岁时记》猜测其意“胶牙者，盖以使其牢固不动”，自然是讨个牙齿健康的口彩。五辛盘其实就是春饼的雏形，取“葱、蒜、韭菜、芸薹、胡荽”五种辛辣之物，食之可以发散邪气、调动气血。敷于散和却鬼丸均为方剂，出自于葛洪《炼化篇》有驱邪避鬼的功效。“鸡子”即鸡蛋，早在东汉张仲景《张仲景方》中就有以鸡子、大豆等物以驱“恶气”的药方，作为日常食物，鸡子依然是辟瘟之物……可以看出，这顿“开春大宴”不为满足口腹之欲，而是饱含着避除疫疬的朴素愿望。人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阖家平安、远离疾病困扰，食用种种“药膳”就成了元旦里自然而然的选择。
相对于“吃”，“凡饮酒次第，从小起”别富深意。古时礼法尊老，饮酒一向是长者为先，为何元旦饮酒却要从年轻者开始？杜公瞻在《荆楚岁时记》按语中如此解释：“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细品之余，竟有一丝时光逝去的落寞。
如果说元旦代表了万象更新，那立春就昭示着一年劳作的开始。此时大地回春，天气转暖，《时训解》中第一个“风不解冻”的“凶兆”，正是从这一天开始计时的。相对于元旦的“华丽阵容”，《荆楚岁时记》中的立春风俗只有“悉剪彩为燕戴之，贴‘宜春’二字”。不过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句话，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中有“宜春百福字销金”一句，可知当下人们在新年贴“福”字的传统，源头正是这个“宜春”贴。及至元宵，人们白天“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夜晚则“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其实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个传说：在正月十五用膏粥祭蚕神，可以求得养蚕丰收——贴“宜春”是为了适应春季的展开，祭蚕神是为了祈求蚕业顺遂，虽然节日不同、风俗有异，但背后的美好愿望却是一理。
去冬节一百五十日，是历史悠久的寒食节。寒食节最重要的习俗是禁火，然而在魏晋民间，寒食前后却是嬉戏娱乐的好时节，斗鸡、打球、秋千等活动层出不穷，大约此时已临近夏天，天气渐渐暖和。寒食虽然名中带“寒”，其风俗却是魏晋春季中一抹难得的“暖”色。
魏晋时期的岁时节令还相对朴素，人们在一年之初所思所想大体脱离不了禳灾祈福，这背后也能折射出当时农人生活的艰辛。魏晋春天的诗意，是“春风料峭馀寒重”。
宋代岁时：红杏枝头春意闹
寒食节宋人祭拜祖先、踏青春游，商贩们则不放过“消费者”出行的契机，纷纷卖起“伴手礼”。在经济繁荣的“底气”中，宋代的岁时节令有了浓浓市井气，人们虽也不忘禳灾祈福，但更愿意花时间享受人生
从宗懔生活的时代向后四个世纪，就来到了宋朝。这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且节假日密集的时代，岁时记春季风俗，也热闹了许多。
宋人元旦最主要的风俗是关扑——城市居民尤其如此。《东京梦华录》载：“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关扑其实是一种赌博，参与者将铜钱掷在瓦盆中，以铜钱的正反面确定输赢大小。平日里这种赌博被明令禁止，唯在元旦、寒食、冬至三个“小长假”中开放，手痒难耐的市民们参与其中自然热火朝天，常常致使道不成行。
关扑老少咸宜，民众喜闻乐见。贫者可以用生活器具、食物、柴炭为赌注，富者则以珠翠、玩好、玉石等为赌注，洪迈《夷坚志》中还记载了一个关于关扑的夸张故事：“会有持永嘉黄柑过门者，生呼而扑之，输万钱。愠形于色，曰坏了十千，而一柑不得到口。”这里的“扑”做动词，李生看到门外有人持黄柑经过，第一个念头不是买而是关扑，直到输了万钱还没有吃到一口黄柑——虽然嗜关扑至此的一定是少数，但管中窥豹，将关扑称为宋人的“全民元旦嘉年华”也绝不为过了。
相对于贴“宜春”，宋朝立春时的鞭春仪式就繁复了许多。在立春前一日，官府需准备一头土制“春牛”，待立春时迎至府衙前进行鞭打，这便是鞭春。鞭春之礼源于《礼记·月令》中的“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仪式，但形制更为华丽：不仅“春牛”要“以太岁所属彩绘颜色，干神绘头，支神绘身，纳音绘尾足”，就连鞭子也要用五彩丝缠绕。这头“春牛”在民俗中浑身是宝：牛身对应着“宜蚕”，牛角对应着“宜田”，就连被鞭后的碎泥撒在檐下都可以驱赶害虫，于是“春牛”被鞭打后往往引发百姓争夺，竟达到“毁伤身体者，岁岁有之”的程度。
富贵之家不屑于抢“春牛”又喜爱其喻意，于是又激发了百姓制作“小春牛”工艺品的风潮。这种“小春牛”做工精致，“上列百戏人物、春幡雪柳”；富人购得后彼此赠送当“丰稔之兆”——宋代的鞭春之礼也由此多了商品经济的色彩。
宋代元宵花灯在炫丽热闹方面更是不遑多让。欧阳修在《生查子·元夕》中描绘的“花市灯如昼”，《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李逵到东京（今开封）里说的“家家门前扎缚灯棚，赛悬灯火，照耀如同白日”绝无一丝夸张之处，《东京梦华录》卷六中描绘元宵的文字更加炫目：“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面北悉以彩结……彩山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自灯山至宣徳门楼横大街，约百余丈……”字里行间，与其说是东京城内置花灯，更不如说是花灯群里置东京了。
宋代春季的最后一个重大节日，是寒食节。魏晋时期寒食节已经形成了娱乐游玩的风气，宋朝更在此基础上推而广之。据陈元靓《岁时广记》载，因为寒食节已临近夏天，宋人便多以扇子为赌注进行关扑；又因打球、秋千是寒食节的传统活动，市场上又多有“卖小秋迁以悦儿童”以及专门针对击球者售卖花球棒的商贩。寒食之后第三天又迎来清明，宋人在此时祭拜祖先、踏青春游，而商贩们自然不会放过“消费者”们出行的契机，或卖起“稠饧、麦糕、乳酪、乳饼”之类供游人食用，或卖起“六外土仪”“湖中土宜”等泥偶，当做游人们的“伴手礼”。
在经济繁荣的“底气”中，宋代的岁时节令已有了浓浓的市井气。人们虽然也不忘禳灾祈福，但更愿意花时间享受人生，宋朝春天的诗意，是“红杏枝头春意闹”。
清代岁时：万紫千红总是春
“清明开园”，是前所未有的风俗，园林主人似已有“假日经济”意识，愿意开放私人庭园，只收取少量“扫花钱”。几千年文化、经济的累积下，清人的岁时节令更少小心翼翼，更多肆意欢纵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传统王朝，清朝的岁时节令可谓集历代之大成。清朝的节日种类丰富，除去传统的元旦、立春、元宵等之外尚有填仓、龙抬头、花朝、道诞等不一而足；清朝的岁时记也百家争鸣，如《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金陵岁时记》《清嘉录》《吴郡岁华纪丽》等，均是岁时记中的名作。此外，清朝的幅员辽阔带来了更丰富的文化层次，民族融合又使各地民俗气象万千。清朝的中原与江南，其岁时节令之精致，均大有可观之处。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描绘北京元旦道：“士民之家，新衣冠，肃佩带，祀神祀祖；焚楮帛毕，昧爽合家团拜，献椒盘，斟柏酒，饫蒸糕，呷粉羹。出门迎喜，参药庙，谒影堂，具柬贺节。路遇亲友，则降舆长揖，而祝之曰新禧纳福。”“椒盘”与“柏酒”明显有魏晋遗韵，而“出门迎喜”则不乏宋代的热闹：清人元旦访亲探友，“纵非亲厚”也会“奉节酒三杯”，而遇到了“至戚忘情”，更是“何妨烂醉”。
千里之外的苏州，元旦同样鼓乐喧天。顾禄《清嘉录》载，苏州人外出拜年时，街市一派“鲜衣炫路，飞轿生风。静巷幽坊，动成哄市”，商业中心玄妙观内更是“茶坊酒肆及小食店，门市如云……托盘供买食品者，亦所在成市”，“高竿”“走索”“摊簧”等五花八门的杂耍曲艺项目热闹非凡。纵然不出家门，人们也习惯在家召集亲友一起玩 “状元筹”“升官图”——从名字中也可猜出，这两种“桌游”在娱乐之余，还能占一占自己能否科举得意、官运亨通。
清代官府极重农事，立春的风俗也较前朝更为丰富，鞭春、贴春帖、咬春等仪式一个不少。《帝京岁时纪胜》载：“进春：立春日，各省会府州县卫遵制鞭春。京师除各署鞭春外，以彩绘按图经制芒神土牛，舁以彩亭，导以仪仗鼓吹。”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立春先一日，顺天府官员至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这里的“进春”“打春”，或多或少都有古时“鞭春”的影子，寓意所在，也是祈农劝农。
引人注意的是咬春。立春时，“富家多食春饼”，春饼是否就魏晋的五辛盘呢？答案是肯定的。《帝京岁时纪胜》描述了这种春饼：“虽士庶之家，亦必割鸡豚，炊面饼，而杂以生菜、青韭芽、羊角葱，冲和合菜皮，兼生食水红萝卜，名曰‘咬春’。”春饼的馅料虽与五辛盘不尽相同，却同属辛辣之物，功效自然相似。不过《荆楚岁时记》中的五辛盘是元旦美食，而春饼则是立春小吃，这其中又能看出岁时节令的变迁。
宋朝盛极一时的元宵花灯在清朝依然蔚为大观。《清嘉录》中对元宵灯市的列举简直令人目不暇接：“各色花灯，精奇百出。如人物则有老跎少、月明度妓、西施采莲、张生跳墙、刘海戏蟾、招财进宝之属；花果则有荷花、栀子、葡萄、瓜藕之属；百族则有鹤凤雉雀、猴鹿马兔、鱼虾螃蟹之属；其奇巧则有琉璃球、万眼罗、走马灯、梅里灯、夹纱灯、画舫、龙舟，品目殊难枚举。至十八日始歇，谓之‘灯市’”。《吴郡岁华纪丽》中对花灯形制描绘得更细致：“通衢竿檩楼阁，插松柏枝作荫，夜则悬灯，谓之‘天灯’。或植竿横竹，逐层张灯如塔形，谓之‘塔灯’。或架木系索悬灯，谓之‘桥灯’。乡村或缚稽作棚，周挂杂灯，门迳屈曲，入者迷误，名‘黄河九曲灯’。或点小盏灯数十，遍散井灶门户，谓之‘散灯’。”这一派纷繁璀璨，真是让“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这一名句也自叹不如了。
宋代以后，寒食风俗渐渐并入清明节，寒食节渐渐退缩成地方性节日，而清明却成了大江南北盛行的重要节日。历代寒食清明本娱乐性较浓，清代清明依然如此，人们延续着踏青的习俗，也不忘记在行程中游乐一番。宋代街市、商贩在清代一个不少，在经济发达的城市，清明出会时一派“箫鼓悠扬，旌旃璀璨，卤薄前行，幡幢林列。男妇充囚，桁杨枷锁，执香随会”，其热闹比之当今的国庆黄金周也毫不逊色。
而“清明开园”，则是前所未有的风俗。《清嘉录》载：“春暖，园林百花竞放，阍人索扫花钱少许，纵人浏览。士女杂逐，罗绮如云……”“士女杂逐，罗绮如云”并不稀奇，奇的是园林的主人似乎已有了“假日经济”意识，愿意开放私人庭园，只收取少量“扫花钱”。苏州名园极多，平日里寻常百姓无缘一见，此时自然兴致勃勃。一旦开园，游人“头不得顾，众拥身移”自是不在话下，人头攒动之时，亦大有“儿童争集，投钱如雨。轻薄之子，随逐少艾，如蜂聚花……约指断钗，男女定情密赠”的小确幸。虽然袁景澜在《吴郡岁华纪丽》是将这一派景象作为铺张靡丽的“反面教材”来写的，但清代清明之富贵繁华，到底让人悠然神往。
在几千年文化、经济的累积下，清人的岁时节令中不乏魏晋宋代的风俗遗存，但更少小心翼翼，更多肆意欢纵。清代春天的诗意，是“万紫千红总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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