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黛特•墨菲感谢父亲从小就教会了她如何使用图书馆的资源，并让她从骨子里热爱研究。因为好奇于“梵高割耳”事件，她花了七年时间，先后一百多次前往法国的阿尔勒，建立起15000多位阿尔勒居民档案库，像侦探一样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并将新的发现写成《梵高的耳朵：一个真实的故事》，还原出一个不同于大众印象中的梵高。2016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即以此播出了一部名为《梵高割耳之谜》的纪录片，在披露了1888年12月23日晚发生的“梵高割耳”之谜外，更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更真实看待梵高的角度。
人人都爱“文森特•梵高”，2017年上映的《至爱梵高：星空之谜》更是又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梵高热”，而在这部动画片之前，以记录梵高生平为主题的影视作品已超过百部，其中纪录片78部，电影作品29部。
在塑造梵高广为流传的传奇故事的过程中，欧文•斯通所著的《渴望生活》算是最为深入人心，梵高的生平被浪漫化和小说化，很多人对梵高的理解几乎都没有脱离欧文•斯通塑造后又经好莱坞夸张的那个形象：一个粗鄙的、精力充沛的酒鬼，一个在女人、酒精和精神病刺激下迸发出创造力的人。
贝尔纳黛特•墨菲也不例外，出生于英国的她，曾在伦敦学习艺术史。在开始研究梵高时，她才知道世人，包括自己对梵高有着多深的误解：“拿历史去附会传奇故事，要比揭露历史真相容易得多。如果我们一直都以‘疯狂’的角度来理解他的艺术，那我们也只关注了他人生中精神病发作的那段时光。然而当我开始这项研究后，我渐渐意识到，我对梵高和他疾病的简单认识并非事实的真相。梵高达到艺术创造的巅峰并非仅仅因其糟糕的精神健康。我终于意识到，在研究开始之前，我对文森特•梵高在阿尔勒期间发生的种种事件的认识全是错误的。梵高有过危机，但是从他的油画、友谊和书信表达出来的，远不止他自己的哀痛与苦难，他的创作永不止息。他的世界广袤无比。”
割掉的是一小块耳朵还是整只耳朵？
梵高割耳的故事可能是所有艺术家中最著名的一桩奇事，后世也据此对梵高的性格及其艺术作品做出论断。这也是引起墨菲浓厚兴趣，让她开始调查“梵高之谜”的起点，因为她发现，梵高割掉的是一小块耳朵还是整只耳朵，众说纷纭并无定论。
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是全世界对梵高各方面研究的集大成之地，它是这样描述这个事件的：“1888年12月23日晚，梵高经受了一次严重的精神崩溃，结果他割下了左耳的一部分，送给一个妓女。第二天警察在家中发现了他，并把他送进医院。”
古斯塔夫•科奎特是第一个用法语撰写梵高传记的作家，他曾经在1922年到过阿尔勒，遇见过曾经认识梵高的那些人，他也是第一个发现梵高当时受伤记录的人。
1889年，艺术家保罗•西涅克曾去阿尔勒医院探望过梵高，科奎特写梵高传记时向西涅克写信询问此事，西涅克1921年12月6日给予了回复，这篇回复是关于梵高这次受伤的官方认可版本，信的原件已经遗失，但科奎特在笔记本里记录下来，此后，几乎每个写作梵高传记的人都摘录了这么一句话：“1889年春天，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仍然住在市立医院里。几天前，在你知道的情况下，他割下了他的耳垂（不是整只耳朵）。”
梵高生命的最后几周遇到了加歇医生，加歇医生在1890年7月梵高临终前画下的画也佐证了西涅克的回忆。梵高弟弟提奥的遗孀乔的说法更为模糊，她说梵高：“割下了一小片耳朵。”
事件前后都出现在现场的保罗•高更则坚称梵高割下了整只耳朵，当晚被叫去妓院的警察阿尔丰斯•罗伯特在三十多年后也回忆说，“当时那个女孩当着老板的面，递给我包着一只耳朵的报纸告诉我这就是那个画家给她的礼物……发现里面有一整只耳朵。”
处方笺上的梵高耳朵画像揭破了谜底
墨菲调查了阿尔勒市档案馆后，发现只有几张从1889年开始的记录，没有关于梵高割耳一事的警方报告，没有目击者证词，没有患者入院记录，没有旅店入住记录，没有梵高租房的证明，仿佛梵高从未在阿尔勒居住过一样。
在梵高博物馆档案中，墨菲找到一篇由记者马丁•贝利在2005年写的关于“梵高的耳朵”文章，文章中提到了梵高的朋友、比利时画家欧仁•宝赫的一则简报，简报上提及梵高用剃刀割掉了自己的耳朵，送给一个在咖啡馆工作的女孩。
墨菲在调查中发现，《渴望生活》的作者欧文•斯通也曾去过一次阿尔勒，并拜访了雷伊医生，当梵高割了耳朵而入院治疗时，雷伊刚开始在医院里做实习医生，要不是雷伊医术高超，梵高很有可能在“割耳事件”中就丢掉性命了。梵高住院期间，雷伊是不断向提奥告知他哥哥动态的人之一，雷伊也成为梵高的朋友，梵高曾为这位年轻的医生绘制了一幅美丽的肖像画。雷伊1932年去世前，一直都在阿尔勒公共医院工作。
墨菲多次与美国加州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的档案保管员大卫联系，询问是否可以帮她查阅斯通和雷伊医生之间的法语信件，其中有一封信提到雷伊医生曾在处方笺上为斯通画过一幅梵高耳朵的素描，大卫很失望地回复墨菲说这么多年来，他多次翻阅了档案，很难相信这里有那份材料，而在墨菲的锲而不舍中，大卫有一天突然来邮件告诉她找到了这张画着梵高耳朵的处方笺。对比医生签名和其他证明后，墨菲确认这张处方笺出自雷伊之手，真真切切地描述了梵高割掉的是整只耳朵，但是她担心雷伊医生对伤口的回忆也可能是失真的，需要再继续核实确认。
墨菲又联系了马丁•贝利提到的藏有那份原始剪报的比利时皇家图书馆，那份剪报藏在一封写给梵高的画家朋友欧仁•宝赫的信中，剪报比马丁•贝利公布的图片略长，上有另一份报道的残篇，说的是一个当周在阿尔勒开枪自杀的农民。墨菲在查阅了人口登记信息后，很快锁定了这个农民的死亡日期，由此找出去，一共发现关于梵高割耳的5篇报道，梵高和他的耳朵的故事已经传出了阿尔勒。最后，墨菲在《小南方报》1888?年12月29日的报道中找到，提的是“一只耳朵”。
此外，墨菲还发现在保罗•西涅克的那封信末尾处还有一行字之前被她忽视了：“我去看他的那天，他挺好的，医院的实习医生准许他走出病房，他缠着著名的绷带（绕在头上），还有那顶羊毛帽子。”由此，墨菲认为西涅克并未见过梵高未被遮掩的耳朵，而他说耳垂而非整只耳朵，只有一种可能，梵高本人是这么对他说的。
而梵高在1889年1月中旬写信告诉弟弟提奥，用于清洗寝具、沾了血的床单等的花费要12.5法郎，比半个月的房租都多，这似乎也可证明，梵高当时割的绝非“一小块耳朵”。
割耳是为送给妓女当礼物吗？
在世人眼中，梵高割耳似乎是他的一件“风流韵事”，除了欧仁•宝赫的简报提到的是咖啡馆女孩外，大多数的版本都是他割下耳朵，将其作为礼物送给妓女拉谢尔，拉谢尔是谁？为什么梵高要送她耳朵？
在查阅资料后，墨菲发现，根据阿尔勒当地的妓院管理条例，妓女必须年满21岁，这条最低年龄标准是被严格执行的：“我很惊讶地发现，那些做妓女的至少都30岁了，她们必须在警方登记，提供身份、年龄、出生地和双亲名字等信息证明，另一份类似的证明则交由妓院老鸨保管，经常会有警察去例行检查，检查健康状况和工作环境。官方不允许男性经营妓院，怕他们会占那里姑娘的便宜。梵高去阿尔勒时，最知名的妓院老板是维吉妮•沙博，如果有人想在19世纪末的阿尔勒找个妓女，很难绕开维吉妮•沙博。”
即使在今天，拉谢尔在普罗旺斯也是个非常少见的名字，墨菲查了人口调查数据，没有任何发现。拉谢尔离开阿尔勒的可能也不大，因为作为一个登记在册的妓女，迁到别的城市的手续是复杂而严格控制的，这类姑娘有一本特殊的“护照”，墨菲在调查了人口、犯罪记录、医院治疗记录等等后，拉谢尔依然没有任何线索。
当年第一个赶到事发现场的警察阿尔丰斯•罗伯特在1929年退休后，曾回忆起那一晚，他说还记得那家妓院由一位叫维吉妮的女性经营，收到梵高耳朵的妓女的名字他记不清了，但是他记得她的工作名字叫加比（加布丽埃勒）。
“加比”这个名字的发现，让墨菲的调查工作柳暗花明，最终，在她收集的资料库中，找到了30个加比，并最终确认了一位，这位加布丽埃勒的孙子已经90岁了，住在阿尔勒城外的养老院。
在确认谁是加比后，墨菲曾经很疑惑，因为在1888年12月23日时，加比刚在几周前度过19岁生日，显然未到法定成为妓女的年龄，而在阿尔勒拥有好几家妓院的维吉妮•沙博似乎不太可能冒险去非法雇佣一个不够年龄要求的女孩。而且根据档案，那时候要离开妓院非常困难，在阿尔勒的文件中有一封面包师写的信，正式提请让他妹妹脱离妓院，因为他有钱照顾她了，官员给出的答复是：“不，她必须继续做妓女。”当这些风尘女子年老色衰后，大多数就做了妓院的老鸨，但是这位加比却结婚生子了，这有点不对头。
墨菲给加比的孙子写了信，并与其两次见面，最终得知了谜底。1888年1月3日，加布丽埃勒被一只得了狂犬病的狗咬伤，她和母亲当晚就从阿尔勒启程前往巴黎去巴斯德研究所接受治疗，这里的档案提供了她后来接受治疗的细节，在1888年1月10日至27日，她一共要接种20份剂量的疫苗，1月27日，加比接种疫苗后回到阿尔勒，此后再也没有去过巴黎，回家之后，她开始通过做清洁工来支付高昂的治疗费。
在加布丽埃勒回到南方后不到三周，梵高就出现在了阿尔勒，虽然并无证据显示两人在巴黎见过，但是梵高的信中提到过巴斯德研究所两次，最值得注意的是在1888年7月：“当然这些女士是更具危害的?，要比被养在巴斯德研究所里咬过人的疯狗更甚。”
在墨菲看来，梵高割耳更有可能性的一个解释是，梵高沉浸于宗教之中不能自拔。
作为牧师之子，梵高曾想成为牧师，坚称教会是他真正的归宿，1879年1月，他获得一份见习牧师的差事，以信徒传道师的身份，在比利时波里纳日工作。梵高亲自照顾那些患病的赤贫的教区居民，他还效仿基督那样的生活方式，放弃所有不必要的家什和衣物，拒绝睡在床上，每天忙于布道，教区长者们被梵高的古怪行为惊呆了，他们到7月就解雇了他，都没满6个月的试用期。
在他的一生中，都关注那些穷困潦倒饱受折磨的人，加比在妓院做夜间清洁工作时，梵高一定会看到她因治疗狂犬病而清晰可见的大伤口，这伤口一定会刺痛梵高的心。
在割耳之前，梵高的精神状态已出现问题，与他那段时间在一起的高更的素描本里，就曾记下梵高在墙上写的“我是心灵之音，我是圣灵”。对于他把耳朵送给加比时说的话，高更的版本是梵高说“给你……为了纪念我”，阿尔勒的地方报纸《共和党人论坛报》写的是“拿着这个，好好收着”。梵高的话很容易让人想起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中所说的：“这是我的身体……为的是纪念我。”梵高在1889年2月3日给提奥的信中，告诉他去见了那个姑娘，还加了一句“人们说她的好话”。
在墨菲看来，拉谢尔真实身份的发现一定会改变人们对梵高的认识，“梵高并非临时起意在那天晚上去了妓院，也并不是为了满足情欲而去的，这个姑娘是他认识并同情的人，我相信他给她的礼物——他自己的血肉，是单纯出于对这年轻女孩的关心和怜惜。当然?，他的行为是衰退的精神状态所致，但其中的高尚却丝毫不减。”
苦艾酒是让天才陨落的诱因吗？
在后世眼中，梵高是天才，是一个在女人、酒精和精神病刺激下迸发出创造力的人，苦艾酒尤其被认为是诱因。但是墨菲翻遍了梵高的信件，都找不到他大量饮酒的证据，相反，在1888年4月初，梵高写道他几乎喝不完一杯法国白兰地，因为喝几口就上头了。墨菲说：“他的确会喝酒，但只是在饮用水质量得不到保证的时候才喝。”
墨菲调查后认为，为什么梵高会有是个对苦艾酒上瘾的酒鬼形象？这是由高更亲笔塑造的。
高更在阿尔勒的第一幅作品临摹了梵高的夜间咖啡馆，高更在前景中画出了咖啡馆经营者吉努夫人，吉努夫人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个蓝色的苏打水瓶，一些糖块，还有一杯褐色的液体和一把勺子。当时，人们通常认为瓶子里装的是苦艾酒，因为传统用来喝苦艾酒所需要的工具和原料——把糖块放在篦式漏勺上，再把水倒在糖块上，以增强酒精的效果，正一件件摆在桌上，苦艾酒当时被认为是致人疯狂诱发幻觉和引发酒瘾的罪魁祸首，虽然在巴黎苦艾酒相当流行，但墨菲没有找到任何能证明1888年在阿尔勒随处有卖苦艾酒的证据，虽然有可能黑市会酿造销售苦艾酒，但是吉努夫人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当地商人，要她为了高更在一杯象征道德败坏声名狼藉的饮品前充当模特似乎不太可能，墨菲认为，有可能是高更虚构了这个场景，或者之后才在画面上加上了蓝色瓶子，因为在画中，吉努夫人的手藏于苏打水瓶后面。
在梵高的800多封信件中，他提过7次苦艾酒，其中两次是用来描绘喝水的颜色，3次是在提到他钦佩的画家阿道夫•蒙蒂切利时，一次也没有提到自己喝苦艾酒。
而在阿尔勒档案馆里，墨菲偶然看到一封投诉当地警察的信，信中附着长长的单子，列出这位警察喝过的酒，里面并无苦艾酒。在吉努夫妇早些时候买下火车站咖啡馆时所列的盘货清单中也没有提及苦艾酒，因此，墨菲说：“至少在1888年初，这种酒在梵高常去的咖啡馆里并没有售卖，我开始质疑1888年的阿尔勒到底有没有这种酒卖，甚至质疑梵高到底有没有喝过。”
梵高的艺术成就已毋庸置疑，但是墨菲认为，人们几乎总是在“疯狂”的前提下评判梵高和他的作品。如此简单地理解他的作品是非常草率的，“梵高无疑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但他并非总处在癫狂中。他时而清晰、时而癫狂的精神疾病对他的作品有着影响。他的许多作品都堪称杰作，但并非所有作品都是。梵高自己其实很清楚这一点。他因无法控制自己精神状态对创造力的影响而感到沮丧。在19世纪，精神病的治疗手段少之又少，梵高能够创造出那么多作品已属不易。”
而梵高在那晚把耳朵送给加比，虽然把姑娘吓得不轻，但梵高并不是为了吓唬她，而是给她送去救赎。对梵高而言，这是一个私人的、亲密的礼物，“这一行为向我们传达了太多被我们忽视的梵高心底无私的本性?——?这是善良、敏感和极具同情心之人的一种行为。梵高成为了‘文森特先生’，一个满怀同情心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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