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恩贝托•埃柯[意大利] 译 蒯轶萍 俞国强
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由于相互间的差异，会产生文化间的冲撞。在这点上，有三种可能性：
1．征服：A文化成员认为B文化成员非正常人类，并将其定义为“野蛮人”——从词源上来说，就是不说话的生物，因而不能称作人类，或充其量只能是低等的人类。随之便产生两种可能的后果：
（1）教化：即按照A文化模式改造B文化；
（2）毁灭：这正是欧洲文化对待美洲、非洲文化的方式。
2．文化掠夺：A文化成员认为B文化成员是某种未知智慧的传人。A文化有可能在政治、军事上征服B文化。但，他们又十分尊重这一异文化，力图理解它，并将其基本要素纳入自身肌体中。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得益于将古埃及纳入其希腊王国文化圈中。自勾股定理诞生以来，希腊人就十分赞赏埃及人的智慧，并竭力“窃取”埃及人在数学、炼金术、巫术、宗教方面的诸多秘密。这种对埃及人智慧的追求、赞赏、尊重始终表现在现代欧洲文化中，从文艺复兴直到今天一贯如此。
3．交流：这是一互相影响和尊重的双向流程，欧洲和中国的最初接触，情况正是如此。马可•波罗时代以来，尤其是利玛窦时代，两种文化就在交流各自的秘密。中国人从耶稣会传教士那里接受了欧洲科学的很多方面，同时，传教士们又将中国文明的方方面面带回欧洲。（以至于今天，意大利人和中国人还在争论：是谁发明了“意大利面条”（Spaghetfis），至于我本人，则深信它是从中国传到那不勒斯的。）
征服，文化掠夺，交流，是三种抽象的模式，事实上，在具体的个案中，这三种态度是融合出现的。今天，我想强调的是文化间另外两种作用方式。第一种可称为“崇洋倾向”。我不知道在中国，是否存在着一种“崇洋”的眼光来看待欧洲。但可以肯定，欧洲确是以一种“祟洋”的方式看待过中国。这里，“崇洋”指一种文化态度，在这种态度下，一切来自遥远异域文明的陌生、不同、非一般化的事物都显得美丽、诱人。自十七世纪直到十九世纪早期，整个欧洲都痴迷于这种异国风味，尤其是所谓“汉风”。欧洲艺术在某个时期几乎变成中国式的，同样，在另一个时期，又变成古希腊式的（新古典主义）或中世纪式的（新哥特式）。
但我尤其感兴趣的是第二个现象，我难以给它贴上一个确切的标签，那么，姑且给它一个临时性定义：“错误认同”（False identification）。
我试着解释一下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是欧洲人，中国人，也可以是印度人）周游、探索世界的同时，总是携带着不少“背景书籍”，它们并非是体力意义上的携带，而是说，我们周游世界之前，就有了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它们来之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即使在十分奇特的情况下，我们仍然知道我们将发现什么，因为先前读过的书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些“背景书籍”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可以无视旅行者实际所见所闻，而将每件事物用它自己的语言加以介绍和解释。
整个中世纪传统使欧洲人相信存在着一种叫作独角兽（unicon）的动物。它看起来很温驯像一只头上长着触角的白马。经过多次周游欧洲之后，人们认为独角兽不大可能生活在欧洲。于是，传统认定，它应该是生活在一个奇特的异国。
马可•波罗游历中国时，他也在寻找独角兽。马可•波罗是商人，非学者，且当他开始旅行时，尚很年轻，未读过很多书。但他确实十分了解在他那个时代一切围绕异国的传说。所以，他也渴望遇见独角兽，并开始有意地寻找它们。归途中，在爪哇，他见到一种有些地方看上去像独角兽的动物，它们的嘴上长着独角。既然整个传统已使他准备遇见独角兽，所以他认定这些奇特的动物就是独角兽。但由于他的天真与诚实，他如实地描述了他的所见。然而他所描绘的独角兽与千年来传统中的描绘却大不相同。
多可怕！它们不是白色，而是黑的。它们长着野牛一样的毛；象一般的大足，触角也是黑色，而非白色；舌头上满是刺，头看上去像野猪，简直奇丑无比！事实上，他看到的是犀牛。我们不能说马可•波罗信口雌黄，他告诉人们一个他相信的事实，即：独角兽不像他的读者相信的那样温驯。但是，他没有能力指出，他见到的是一个新动物，而是本能地试图用他过去熟悉的形象来定义这一新动物。在介绍一个未知领域时，他未能超越他的期待。在某种程度上，他正是他的“背景书籍”的牺牲品。
现在，我来谈另一个故事。很长一段时间，欧洲的神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梦想重新发现已失传的地球第一人——亚当的语言。依据《圣经》，上帝为惩诫那些妄图修建巴比通天塔的自大者，让人类操不同的语言。而亚当的语言应当是最完美的，因为它的名字看来与事物本质有着直接的相似。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普遍认为这样完美的语言应是与最早的希伯来语相一致。
但是，马可•波罗之后两个世纪，即十五世纪，欧洲发现了古埃及象形文字。这些文字符号后又无可挽回地遗失了，直到十九世纪才被重新发现，传入了意大利。当时在佛罗伦萨发现了一部名为《象形文字》的希腊手稿。作者为贺鲁斯•阿伯隆（Horus Apollon）或奥那伯鲁斯（Horapollus）。
今天，我们知道，象形文字有时是对它们所指事物的象形，但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它们已具有了音值。十七世纪以前的学者追随奥那伯鲁斯近乎荒谬的解释，认为象形文字所代表的是什么神秘的、不可思议的真理，并且只有那些已被传授了初步知识的人才能理解它的含义。象形文字是一些神圣的符号，不但能够指示事物的名称和形式，甚至能够传达事物最本质、最为神秘不可测的含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象形文字当时被认为是完美的语言。那么，既然存在一种比希伯来语更为完美的原始语言，为什么不去寻找其他更古老的语言始祖呢？将近十六世纪末的时候，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开始增多。当时，除了一些商人和探险家外，还有很多人去过中国，这种情形，马可•波罗时代就出现过。
1569年，多米尼各•加斯巴尔•达•克鲁斯（Dominican Gaspar da Cruz）发表了首次描述汉字的一段文字，揭示了表意文字所表示的并非是字音，而是直接指代事物或其含义。正是得益于汉字的这些特点，使得汉族、越南、日本等不同的民族，尽管对汉字有不同的读法，却能共同地理解它们的含义。
这种看法，随后又出现在胡安•龚札勒•德•门多萨（Juan Conzalez de Mendoza）的书中。他指出：东方各民族虽然各自操着不同的语言，但却能够通过文字来相互沟通，因为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那些表意文字都代表着相同的意义。
1615年，利玛窦神父的日记公开发表后，上述那些看法就成了一个常识。约翰•韦尔金斯（John Wilkins）这位和他人一起筹划创造一门世界通用的哲学语言的学者在《梅克利》（Mercury）（1641年）一书中写道：尽管日本和中国这两个民族的语言的确像希伯来语和荷兰语之间那样相去甚远，但仍能通过一个共有的汉字，读懂对方的信件和书籍，就如同这些书和信件是他们自己所写的一般。
第一位谈及一种通用文字的欧洲学者是弗朗西斯•培根。为了证明其可能性，他举了汉字的例子。令人惊奇的是，无论是培根还是韦尔金斯都没有认识到表意文字的象形性的起源，而是把它们看成纯粹一般性工具，表意文字具有一种双重特性：不但通用而且还能在字和意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汉字这种表意性的发现对于欧洲通用哲学的探索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今天，我的兴趣却并非在此。
我想顺着另一条路线走。在众多有关中国的传说影响下，一些思想家发现中国皇室的家谱可以上溯到比《圣经》中的家族更为久远的时代。因此，1655年，伊萨克•德•拉•培伊埃尔（Isaac de la Peyere）提出了一个颇受争议的假设：亚当之前，还存在着一男性祖先。如此说来，希伯来和基督教整部神圣的历史（包括原罪和基督耶酥的传教活动）就只能涉及到希伯来族，而不包括其他像中国那样更为古老的民族。毫无疑问，这样的假设被当作异端，未能取得很大成功。但回忆一下却很有趣，因为它显示了当时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开始逐渐以一个尚未为人所知的智慧之国的面目出现在西方面前。
那么，问题倒是在于如何将中国带回到一种我们熟知的智慧框架之内。因而，我们就会看到，1699年，约翰•韦伯（John Webb）在他的《历史随笔一则：试论汉语为一原始语言的可能性》一书中作出了另一个假设：“大洪水暴发后，诺亚和他的方舟并未停靠在阿美尼亚的艾亚拉特山上，而是去了中国，所以汉语就完全成了亚当的希伯来语的翻版，而且由于不遭受任何外来侵略而得以保存数千年，所以保持了它最初的纯洁性。”培伊埃尔是个新教徒，而韦伯是一位英国教徒。同样面对着汉语之谜的巨大魅力，教徒们的反应却截然不同。早在1540年，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就已东渡亚洲的葡属地区。圣•法朗士•夏维尔（Saint Francis xavier）就曾试图使中国吸依基督教，利玛窦于1583年来到澳门，并于十七世纪初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接近汉文化，决心成为一名地道的中国人。
十七世纪学识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耶稣会会员阿塔纳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早已研究过中国的象形文字。这些研究主要见于他不朽的著作《埃及的俄狄浦斯》。他是那种把埃及语等同于完美的亚当语的主要支持者，这种等同的思想根源在于一种自闭的传统思维方式。这种传统把赫尔墨斯等同于埃及的摩西。但在其他不可胜数的各类事物中，基歇尔也被华夏文明吸引。因而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收集他的耶稣会同事从中国带回的有关资料。1667年他有能力编辑出版了一本大型的、极具观赏性的《中国图志》，书中录有众多有关中国的奇观和秘闻。
这本书从分析1625年在中国发现的一块景教碑文入手（根据基歇尔的看法，这证实了基督教在这以前已渗透到中国），百科全书式地展现了中国的风土人情，装束服饰、日常生活、宗教、牲畜，花草树木，以及金属矿产、建筑、工艺、语言等情况。
基歇尔
基歇尔收集的资料和前人相比应该是相当准确的。注意一下普托勒米（Pt01emy）所著《地理》一书（1561年版）中对中国的描绘仍是荒谬不堪。而在基歇尔的《中国图志》一书中却有一幅按照当时的绘图标准来说相当精确和详细的中国地图。虽然这些资料属实，但是基歇尔对于这些奇观的解释却充斥着巴洛克式的鉴赏品味。如书中有些绘图，它们在艺术上引人入胜、令人称奇，说明作者和马可•波罗及其他先前的旅行家做法一样，他是在所接受的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指导画工们工作。而且也是依据他自己的“背景书籍”来解释那些口头传说。这其中自然有很多先入为主对异国他乡不切实际的描述。
基歇尔深信中国人很早就受到基督教义的浸淫，所以他竭力把中国的众神塑造成像基督教神话那样的三位一体，反映着基督教的秘密。有一本书证明基歇尔深信埃及是所有文明的源泉。当他发现中国是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时，便极力想证明中国文化也是源于埃及，于是他把任何一条资料都解释成他论点的一个论据。
基歇尔的论证建立在他坚定不移的信念之上：中国智慧的方方面面都是由诺亚的三子，后来成为埃及法老的切姆带入中国。切姆是偶像崇拜和巫术的始作俑者，他的导师正是赫尔墨斯本人。切姆带着他的人民，穿过波斯来到巴克特里亚，并越过了摩加王国。埃及的各种知识就这样传到了中国。（《埃及的俄狄浦斯》卷一，第84页）基歇尔把孔子解释成中国化了的赫尔墨斯。而当有人告诉他一些佛教雕塑的情况后，他又根据那些描绘虚构出一些千奇百怪的众神形象。
基歇尔《中国图志》
从那些给他提供资料的人所画的略图中，了解了真正的宝塔的形状。但在众多式样的宝塔当中，只有马蒂尼（Mattini）神父在福建省见到的一种式样尤其受到基歇尔的青睐，因为它显示出宝塔和金字塔在外形上的相似性。沿着这种思路，基歇尔认真研究了汉字这一表意文字[依据的是波兰耶酥会士米歇尔•波伊姆（MichaeI Boym）提供的资料]。他认识到这些表意文字最初本应该是对它们所指事物的象形。可是，很明显，他已无从探究更为象形的表意汉字到现代汉字的演化过程。于是，他便想当然地发表了他对汉字起源的看法。基歇尔力图把最初的表意文字看成象形文字。因为，按照他的理解，是切姆将埃及文字带到中国，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之间相应地也就有了一种紧密的联系。（《埃及的俄狄浦斯》卷三，第11页）
和培根及其他学者一样，基歇尔认识到了表意文字的通用性。因为它们所指的是事物的概念，和声音并不一一对应。可是在这一点上，基歇尔的见解似乎走得更远。他认为象形文字的起源是神圣的，因为它刻画了万事万物神秘莫测的本质，而汉字却是清晰地毫无歧义地指代着一些精确的概念。所以，他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是一种“堕落”的象形文字，它丧失了神圣的力量，蜕化成纯粹的实用工具。他说，当人们用一个象形文字代表一种动物，而这种动物又代表太阳的时候，他所指的不但应是那个周行不殆，施人惠泽的天体，也应该是那个在精神世界里默默奉献的精神原型，而且后者才是根本的。（《中国图志》，第311页）
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里，在一种新的极端偏爱中国文化的氛围中，卢梭的理性主义批评，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派”把整个问题颠倒过来。汉字优于象形文字，因为汉字表意清晰、准确而无歧义，后者模糊、不准确。但对基歇尔来说，这种模糊性和多元解释的可能性恰恰证明了象形文字的神圣起源。相反，表意文字所表现出来的人类对精确性的追求也同样证明了真正的古埃及智慧（基督教智慧被认为是直接继承于埃及）传到中国后，由于撒旦的破坏而堕落了。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图志》一书的漂亮扉页，上端是第一代传教士：洛亚那的圣•伊理斯（Saint Ignace），他是耶稣会传教会的创建者，还有圣•法朗士•夏维尔；下端是当时那一代的传教士：利玛窦神父和亚当•夏尔（Adam Schall）神父，他们对中国的现实有着全新而深入的了解。利玛窦和夏尔都很了解中国，他们通晓中国文化、接受汉民族生活习惯。面对发达的华夏文明，他们并末采取一种殖民主义的征服态度或者野蛮地改变中国人的信仰。但至少根据基歇尔的看法，利玛窦和夏尔去中国是为了使中国人明白，中国文化是更古老的埃及——基督教文化的糟糕“译本”。而他们所负的使命就是把中国带到西方科学创造的奇迹面前。夏尔神父就曾根据西方的标准对中国的历法进行改革。
为了更好理解基歇尔的观点，我们再讲一个故事，说的是第一次描绘美洲新大陆，尤其是墨西哥的玛雅和阿兹特克两个文明的情况。
1590年，若泽•德•阿各斯塔（Jose de Acosla）出版了《印第安人的历史自然道德》一书，力图说明美洲土著具有某种文化传统和很高的智力水平，进而证明墨西哥文字具有象形文字的性质，并且和汉字性质相同。这是一种颇具勇气的观点，因为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美洲印第安人只能算“准人类”。第也各•德•兰塔（Diego de Landa）的《Yucatan事件陈述》一书就竭力展示了印第安文字的罪恶本性。
基歇尔在《埃及的俄狄浦斯》中和第也各•德•兰塔不谋而合，而且他还提供了墨西哥文字是一种低等文字的论据。它们不是象形文字，因为和汉字一样，它们指代的并非神圣的宗教秘密，但和汉字相比，墨西哥文字甚至还不能算是表意文字，因为它们指代的只是单一的事实，并非一般的概念，这种文字只是一些图画，不是通用语言的一例。原因在于，指代单一事实的图画，作为一种记载工具，只有那些已经了解了这些事实的人才能理解它们的意义。
对两种不同但相似的文字系统竟作出如此区分！还是让我们了解一下其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
古埃及已经消失，但它的整个智慧却成了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至少根据基歇尔的乌托邦是这样，它的文字神圣而具魔力）。美洲印第安人是一些应该被殖民的民族，他们的宗教、政治组织必须被摧毁（事实上，在基歇尔写作的年代，两者都已被毁），为了给这种以暴力改变国家和文化的行为找到正当合适的理由，证明一下墨西哥人的文字没有任何哲学上的重要性是很有用的。与此相反，中国是一个文化发达的泱泱大国，至少在当时，欧洲诸国尚无意征服中国。另外，正如R．J．埃万斯（R．J．Evans）所述，《中国图志》是在Leopold I的支持和帮助下得以成书的，他的王国就呈现在东方，靠近东方的亚洲基督教团体也曾向他寻求过保护。
奥地利一直认为它光大了东正教，而中国这一伟大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必须参与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许多耶酥会传教士如：格鲁伯（Gruber）和马蒂尼（Manini）就为在这个“乌托邦”中举足轻重的中国构筑了一部纯粹的精神史。据说，自公元后最初的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就一直是这部精神史发展的持续推动力（《1500—1700哈布斯堡王朝的形成》，牛津，1985，第430页）。我们可以说，就连他置于中国和埃及之间的这种联系，也是他那个帝国之梦的一部分。基歇尔描绘的中国不是需被击败的无名的野蛮民族，而是一个不得不回到同一个上帝家园中的“浪子”。那么，问题在于如何对待中国人，要建立的不是征服关系，而应该是一种互相交流的关系。当然，欧洲诸国必须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因为它们才是纯宗教的传人。中国文字既不像埃及文字那样古老，又不像墨西哥文字那样“生性凶恶”，所以必须合情合理地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西方思想才是高出一筹：总之，基歇尔把原始文字分成象形、会意、图画三类，反映了他对待异域文明的不同方式。
我援引了整个故事，因为在我看来，基歇尔和前人一样，又一次不切实际地来到中国，不是发掘差异，而是不断地求证那些他已了解的东西。他不是努力理解中西之间的不同，而更多地是寻求两者之间的契合。
让我以另一个故事结束全文。十六世纪末的时候，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莱布尼兹仍在寻找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但他所追求的已不再是完美、神秘语言的乌托邦：他寻找一种数学语言，依靠这种语言的帮助，学者们争论问题时，可以围坐桌旁，进行逻辑运算，然后找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公理：简而言之，莱布尼兹是当代形式逻辑的先驱。
莱布尼兹
莱布尼兹的背景知识和基歇尔不同，但他们解读一种异质文化的方法却是一样的。大家要注意，莱布尼兹深深地被中国吸引，并大量论述了有关中国的问题。莱氏认为：“仅仅是命运的一个愿望”，中国和欧洲这两个伟大的人类文明就分别落到了欧亚大陆的两端。在争取第一的对抗中，中国对欧洲提出挑战，两者各有胜负，就生活的优雅程度、伦理学、政治学而言，中国胜于欧洲；而在抽象数理科学、形而上学方面，欧洲却是遥遥领先；你们看，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位不怀有任何政治征服或宗教征服想法的人。他被这样一个理想鼓舞着，中西之间能够真诚地、彼此尊重地相互交流。莱布尼兹发表了他的一套中国文献集之后，收到刚从中国回来的白晋神父的信，信中描绘了太极图的形状，认为这其中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原理。与此同时，莱布尼兹正致力于研究二进制微积分。那是一种从0、1开始的数学运算，直到今天，计算机中仍在运用。莱布尼兹深信这样一种数学演算具有形而上性质，因为它反映了上帝和虚无之间的辩证法。白晋认为太极图中的八卦图结构是二进制微积分学的完美体现，并送给莱氏一幅八卦图的复制品。
现在的太极图中，八卦（文王所做）的顺序是水平地由右向左，但白晋送给莱布尼兹的是另一种顺序的八卦（伏羲所做）。通过水平的（但从左到右）观察八卦，莱布尼兹很容易看出这些图形图表式地演示了二进制中自然数字的梯级递进。他在《古代二进制阐释》一书中对此做了说明。因此，按照莱氏的说法，我们今天也可以说，太极圈中包含了布莱思代数学原理。发现了某些差异但又竭力把它们完全认同于自己所知之物，莱氏是此类现象的又一例。太极图的重要性本在于它是一本占卜书，但对莱布尼兹来说，它们却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形式微积分具有世界通用的价值。（在给白晋神父的一封信中，他认为太极图的发明者是赫尔墨斯。）
大家都知道“歪打正着”的意思：一个失误却让你发现了正确的东西，就像哥伦布本来打算航海西行到印度，却由于计算的错误而发现了美洲大陆。我认为基歇尔和莱布尼兹都属于这类歪打正着的情况：前者想去寻找一个他的赫尔墨斯之梦中的中国，其研究却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后者本是在探求伏羲的数学意识，却对现代逻辑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们在为每个“歪打正着”的例子感到庆幸的时候，却不能忘记哥伦布错算了地球的大小，而基歇尔和莱布尼兹都未能遵循一种完美的、民主的文化人类学的原则：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差异。那么，就这次中国之行来说，我们的宗旨在于：不是寻找独角兽，而是努力理解龙的习性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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