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分党组书记、原副主席赵长青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前不久接受纪检部门调查，失联的原安徽省书协主席、“煤老板”李士杰组织的“中国书法大厦”百万现金发奖金曾引发较大争议……从最近书坛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见，书法界存在着不少产业链和利益链，尤其是书法家“囚徒困境”的存在，一方面，书法在现实中特别火爆，但却有名家而无名作；另一方面，人人都觉得当个书法家特别容易，但“著名书法家”的称呼又似乎等同于骂人。
书法评论似乎已经高度物化和套路化，导致批评家和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极度扭曲。这一系列现实足够让人忧虑，何以如此？
个别书法展几同杂技秀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问题总在我脑海中萦绕——书法圈为什么很多相同或类似的问题会不断上演、重复出现，似乎总是无法解决，有的甚至越来越严重？从书家个体来看，文化修养急速退步，出现透支和恶性透支，即便是名家，艺术水准呈现下降趋势；从整体上来看，投入和产出极度不合比例，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圈养如此之多的专职书画家。一切坚硬如铁。
对于今天种种令人忧虑的状况，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只要你真正热爱书法。
首届“中国书法大厦杯”颁奖现场
目前的现实状况表明，很多书法家正在步入了“囚徒困境”：初涉书法，生欢喜心，便想如何出人头地，找到各种办法求取捷径；登堂入室后，汲汲于名利，参展入会，顺理成章，哪怕不择手段；成名既久，获得名利无数，就有了千秋之想，不管是千秋大业还是千秋大梦，总想一试“变法”，有意无意之间会竭力一搏。
似乎只有两种人不在“囚徒困境”之中：一种是真正的高人，看淡名利，拥有完满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一种是真实的普通人，自始至终没有名利欲望的纯粹爱好者，自得其乐、自生自灭。真正面对“囚徒困境”的，恰恰是居于两者之间的渴望名利而有一定目的的人。不过，这两种情况无一例外地要把“江湖书法”排除在外：一种是伪装的高人，看起来不可一世，却极度渴望名利；一种是未入门径，本质是嘴尖皮厚、腹内草莽的货色，却放胆招摇撞骗。
“囚徒困境”是1950年由兰德公司所提出的有关“非零和博弈”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的最佳选择并非集体最佳选择。这一观点可以用来解释书法圈中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会重复上演。
“囚徒困境”的例子在书法家的现实生活中有很多。
为什么现在有些书家相互间在比风格的丑陋，比谁的书写方式更低级下流呢?类似的各种近乎无耻和无底线的行为泛滥，有可能是让“江湖书法”给逼的，也可能是从“江湖书法”的手段中看到了商机，因为“江湖书法”从来不怕显示龌龊，越无耻越能吸引眼球。这就好比现实中生产“毒木耳”的例子。生产毒木耳会对人的身体产生危害，而且终难长久，整个产业时刻都有垮掉的危险，但为什么有很多人铤而走险呢？摆在生产商面前的博弈是这样的：别人生产毒木耳，某人生产优质木耳，别人赚很多钱，某人则无钱可赚。一个人的善行就像滴入大海中的一滴清水，不会改变什么，也不会引起关注，木耳产业最终会倒掉。别人生产优质木耳，只有某人生产毒木耳，别人赚少量的钱，某人赚很多的钱，一人的恶行就像滴入蓝色的海水中的一滴污水，不会改变什么，也不会引起关注，木耳产业照样不会倒掉。所以，无论别人生产毒木耳与否，个人生产毒木耳都是“优势策略”。然而，一旦有太多的人如此选择，群起而仿效，直到整个行业腐烂、崩溃。
“囚徒困境”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对于参加展览和培训的过度投入。因为参加展览和培训班，背负了巨大的压力去拼工资、拼学历、拼头衔、拼职务，只是为了看起来比别人优秀。长此以往，势必会疲惫不堪。很多人要的不是优越感，只是比别人看起来优越。为什么书法家需要不停地通过参加展览和培训来“刷存在感”？因为别人都在拼命地参加展览等各类活动。如果不参加活动，似乎就要被“淘汰”了。有一位名家曾当面和我说：“感觉自己两个星期不办一次展览，所有人都会把我给忘了。”拼命追求的结果，原本可以改善生活和学书法条件的财力用来投资未必会成功和带来效益的展览和培训方面。由此造成某种竞赛和竞争，一直拼到个人财力的最高极限，陷入现实困境。名利，看起来风光，实质包含几多无奈。不管入展不入展，成功不成功，针对这方面有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投入乃是一种“优势选择”。绝大多数人都可能这么想。这样拼
一些人士将书法视作杂技与视觉表演
综合来看，人总是习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按照自身逻辑进行所谓的“优势选择”，最终却成为最大的劣势。在一个群体中，个人做出的理性选择却往往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各种相互内耗导致了集体的“囚徒困境”。对于每个个体来说的优势选择，集合到一起，往往会造成群体的灾难。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结果往往会伤害其他人，到最后一定会伤害到自己。明明知道自私的结果是大家都遭受损失，但为什么还会不由自主地选择呢？除了天性这一解释之外，何尝不是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如果别人都自私你不自私，那么你会受到损失；如果别人都不自私而你自私，你会获益。所以，无论别人自私与否，自私总是优势选择。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和正常的路径来研究，付出的成本实在太大了，时间太长了，还未必成功，于是就幻想“走捷径”，最终成为大多数人的“优势选择”。“优势选择”和“囚徒困境”之间存在一种恶性循环，导致创作、批评、思考、创新等各自内部和相互之间存在冲突和断裂。
“囚徒困境”的存在，使得书法家存在自我膨胀和自我矮化的“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书法在现实中特别火爆，另一方面，有名家而无名作；一方面，人人都觉得当个书法家特别容易，书法家泛滥成灾，另一方面，“著名书法家”的称呼等于骂人，最终导致了当代书法家普遍存在严重的心理分裂，书家存在表里不一的情况。说出来的都是好听的，私下里却是另外一种话语，表面上都说喜欢听到批评，实际上更喜欢得到表扬。说真话会得罪人。都知道做学问要淡泊名利，盲目追求名利不好，现实中做不到，口是心非、明知故犯。都知道整天应酬不好，需要静下来读几本书，心有余力不足而打肿脸充胖子，皆是为了名利。不要说知行合一，即便是言行合一也做不到。首先体现在“文与墨”的脱节上。其次是心与手、心与口、心与身等背离，口是心非、身心分离，心手两隔，所以不可能有“称意”之作。在内容上失去优势，在具体创作方式上，只有“惯性”书写，所有作品都是急匆匆完成，变成了“应景之作”、“应酬之作”、“应付之作”，缺少自然生发、有感而发、有需而发的心理和生理准备，无病呻吟、装模作样的比比皆是。
书法篆刻大展展览现场，展览因场地空间等原因，要求书法家提交等作品为大尺幅
书法评论似乎已经高度物化和套路化，导致批评家和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极度扭曲。一方面，由于各种利益关系的制约，一些书法家与批评家变成了利益共同体，诸如不同目的的策展会、研讨会或观摩会等，往往在星级宾馆中把盏言欢之际，办展主角的艺术价值就得到充分肯定。一些批评家在众目睽睽的公共场合宏论灌耳，然而一系列直接抑或间接的利益潜规则早已进行预设，出场露脸，做个表演秀而已。书法批评看似尖锐，异化为赞美，最终沦为“互害模式”——人人都成了“老油条”。另一方面，批评家和创作家之间的互助、互补、互动的关系，曾几何时，已是“冤家路窄”，成了一种“敌对关系”，以至于互相看不起。面对坚硬的现实，批评成了自说自话，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被批评的对象如果位高权重，根本无法撼动。即使更换了目前的这一位，后继者仍就如此。一个“拖”字诀，就是万能。被批评者，装聋作哑，充耳不闻，所有新闻最终都会成为旧闻，终将不被关注。
原中国书协副主席赵长青的墨迹
原安徽省书协主席李士杰的墨迹
应该说，当代书法用当代人的审美理念去寻找自身发展契机是对的，也是必须的。然而，当下一些所谓的书法创作，却显得极不严肃，有的甚至是低级趣味的胡闹。创新成了一种幌子。让人揪心的是，批评某些人没有传统的人，自己作品却是俗气无比的江湖书法，批评某些人没有创新思想的人，自己作品却缺少传统的历练。有人提出，书法在新的时代面临新的抉择，尤其是功能的转变，从实用转向艺术，从文本转为图像，甚至是视觉表现。与此同时，书法的交流方式也改变了，从书斋尺牍到家居园林，单件的小范围交流，现在主要是展览，必须强调创作意识，强调视觉效果，甚至据此将书法认定为“书法艺术的视觉化，代表着一种发展方向”。应该说，有些观点确有道理，书法在现实时代确实面临很多新问题，与其说是书法面临的问题，不如说是书法家面临的问题。书法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可以应对任何时代的变化。以史为鉴，即便在当下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同样也可以应对。即便将书法界定为“视觉艺术”，观点不能说错，但只是一家之言，所谓的“代表着一种发展方向”就有点夸大了。因为不仅要看到时代的“变”，更要看到书法本身的“不变”。“变”和“不变”是同时存在的。如果仅仅有“变”，没有“不变”的核心，书法早就灰飞烟灭了。
“求变而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焦虑。当代自身应该有自身的创造。这个道理谁都懂。批评家认为当下很多人沉不住气，各种怪招频频出现，抄西方、抄民间，不单单是名利心或浅薄心作祟，有时也真的是想寻找一条出路，过于急功近利导致走上了不归路。不能说有错，但也不能说没错。扭曲、放荡、狂躁、失控，既是身陷困境的原因，也是身陷困境的结果。第一，功力未到，急于求成，自然不能成功。第二，创新从来不可能“横空出世”，现在普遍要求绝对的“新”，是古人绝对没有过的，永远没有这种可能，尤其是对于书法来说，历史性的延续必定大于现代性的变革。简单地说，必须是先继承后创新，在继承中创新，不可能凭空肇造、向壁虚构。第三，现在大多数人是“为变而变”，既非踵事增华，亦非水到渠成，所见最多的就是“胡乱变”，所用最多的“绝招”就是“反着来”——大家都这样，我偏不这样。大家都用右手，我就用左手，大家都用手，我就用脚，大家都写得端端正正，我就写得横七竖八、歪歪扭扭。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求变。俗话说，“穷则变、变则通”，反过来说也是对的，“通而能变，不通则穷”，如果真正打通了自己，打通了书法的内在关隘，是可以找到“出路”的，也就实现了成功变法。
当下很多书家太在意现实评价，甚至也非常在意未来的历史评价，似乎自己就应该进入书法史。因为种种原因造成力不从心，变得非常纠结。书法家处于“囚徒困境”，是名利诱惑导致精神的堕落。物质享受乃至金钱诱惑使得很多人表现的更为“机智”，使得书法彻底沦为一种“工具”，直至人的自身也变成一种工具。无根的焦虑，文化的隔阂，记忆的陌生，对于自身甚至不了解，到底需要什么、能做什么都不关心，不了解为什么要写书法，只关心成名获奖，所有的虔诚、敬畏、信仰全部丧失殆尽。金钱是一个魔咒，扭曲了很多人的方向和心态。金钱成为唯一的甚至绝对的衡量标准和追求目标，导致书法在当代日益走向“工具化”。仰视形而上精神空间，艺术和道德理想不可能实现“共存”，只能与资本勾结——一个新的艺术物化维度变得须臾不可或缺，艺术接受主体身份转换成艺术消费者。
时至今日，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认同感越发淡薄，与此相对应的，是传统道德框架的解体、人文价值观的失落、人性的异化变质以及正气的萎缩、良知的消解和浮华世风的滋长蔓延。先哲们对于宇宙和人生有独到见解。古典哲学中关于拓展格局的思想对当代书家大有裨益。道家的“致虚极，守静笃”观点，可培养“静气”。儒家的“执事敬”“事思敬”“行笃敬”“修己以敬”等对“敬”的推崇，可以培养“恭敬心”。儒道的“天地大道”和“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提高人生境界，超越现实羁绊，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构建宏观格局。师承有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本质就是“书法伦理”。唐以前的书家，都有明确的师承关系。就现实而言，需要重视书法伦理。中国文化体系中绝少宗教，强调的是人文修养，可以弥补。加强人文修养，从书法开始。了解中国文化，亦从书法开始。
苏轼《寒食帖》局部
“囚徒困境”的存在，意味着一种断裂和脱节，如果能够实现融通与和谐，自然不存在所谓的困境。困境人人都会面对，可怕的不是单纯的困境，而是身处困境不自知，或是陷入困境不能自拔。面对困境，置之死地而后生，柳暗花明又一村，必定会迎来全新的境界。书法家自身的禀赋包含着一种强大的升华力量，自身完善的修养可以在冲突机制中保持着一种弹性，有利于身心。强调这一点，并非要求书家十全十美，而是说，不管成就高低，个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必须是一个完满而自足的系统。也许目前做的不够好，毕竟学海无涯、学无止境，但一定知道自己的不足在哪里，自己的方向在哪里，如何去实现，至少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是个人境界，从“言行合一”到“知行合一”,前者的一致是个人走向真实的条件，后者的一致是达成自由意志行为的条件。第二是书写境界，从“心手合一”到“身心合一”。就中国传统而言，“手艺”是身心合一的东方智慧。书法自始至终保持了手工艺性的特点，只是由手操作完成，但不仅仅只是手的作用，必须用全部身心。书写是从心手合一到身心合一的结果，必须落到实处。第三是文化境界，从“书人合一”到“天人合一”。“书如其人”永远不会过时。此处的“天人合一”不必过多解释，侧重强调“天时”，重视潮流、把握潮流，但不能随波逐流。所谓的时代，就是一个人真切地生活在当下，清楚地知道自己活着，如何更好地活着。首先要把握好自己，才能谈及把握时代。自己都把握不好，又如何奢望把握时代？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潮流，改变不了别人，但可以改变自己。现实问题就在于共同价值观没有了，就没有了主心骨，“心”主神明。当代书家如果能够最终形成一种共识并坚守共识，“囚徒困境”问题便迎刃而解。文化呼唤着书家的心灵回归，历史的积淀要求更深层次的精神追求。精神追求使人学会思考，学会用自己的生命体验生活、感受世界，拒绝盲从，展现不一样的思想和价值，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坚守信念。精神追求可使内心强大，对社会和人生有独到认识，有自身的审美标准。无论面对何种困难与挑战，都能够从容应对。把文化作为生命的底色，将书法重新作为认识的对象，以修复、反思和重建的方式呈现出来，以没有任何目的心境去品味书法、观察自然，热爱生活。如是，皈依自然的情感便随时在个人内心深处升起，还一片宁静、恬淡的清流给这个纷繁芜杂的书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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