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龙门的游客认为龙门石窟是在文革期间破坏的，虽然我们知道龙门在文革期间并没有遭到破坏，但是我想却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当年发生了什么情况，使得龙门—这座世界石刻的宝库得以保留下来...... 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和“破四旧”运动在全国兴起，中国陷入大动乱之中。
8月18日晚，北京数千红卫兵聚集在故宫神武门前，企图进入故宫进行大规模“破四旧”行动。幸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关闭故宫，因此，故宫得以幸免于难。但是，8月19日开始，“破四旧”运动横扫北京全城。
8月22日，北京市文化局迫于形势，向文化部提交《关于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的紧急报告》，提出红卫兵“要求拆除全市所有佛像问题，我们意见，除少量有特殊价值的采取封闭、迁移的办法把它们保存下来外，原则上都可以拆除”；“北海团城的玉佛、碧云寺五百罗汉、卧佛寺的卧像、法海寺的壁画，文物价值较大的艺术品，能转移的转移，不能转移的就地封闭。但如果群众坚持清除，解释无效，我们也将支持群众的要求”。
8月22日、23日，广播电台、报纸都宣传报道了北京红卫兵的行动，随即，全国各地普遍发生打砸文物的狂潮。这股狂潮，迅速波及洛阳，并且于8月下旬达到高峰。8月26日，白马寺村的大批村民，在村干部率领下，以破四旧的名义，气势汹汹地闯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东方佛教“释源”、“祖庭”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采取大规模打砸佛像和焚烧经书的“革命行动”。
位于郊区关林的洛阳市第八中学、位于龙门的洛阳市第十四中学的大批红卫兵，也以破四旧的名义，闯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龙门石窟，准备采取“革命行动”。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跑遍整个龙门石窟，辨认他们认为是反动封建遗毒的一尊尊佛像。他们用粉笔在许多佛像上写了“砸”字，准备采取大规模的砸毁行动；并且在当时保存经书的宾阳洞前库房的门口，写上了“烧”字；然后向龙门石窟保管所的同志强行要走了库房钥匙，返回学校去取砸烧工具。
大规模破坏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瑰宝——龙门石窟的激烈行动，即将开始。洛阳市文化遗产损毁历史上，最惊世骇俗的一幕，眼看就要发生了。在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下，白马寺和龙门石窟保管所的同志们，成为严重弱势的一方。他们面对大群激动昂奋、热血沸腾的年轻人，面对这些响应号召、以最革命的名义来造反的中学生，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忧心如焚，却不能、也不敢进行制止，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狂热的人们肆意妄为，自己却束手无策。他们最后只好用电话向市文化局、向洛阳市委报告。在这危急万分的历史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洛阳市委员会表现出保卫祖国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接到告急电话后，他们立即设法采取紧急措施。由于当时洛阳市政府机关在暴风骤雨般的运动冲击下，已经陷于瘫痪状态；洛阳市委又无权调动军队；万般无奈之中，中共洛阳市委书记吕英急中生智，决定采取“以红制红”的方法，联系洛阳市的最高学府——洛阳农机学院（即现在的河南科技大学）的红卫兵出面制止。事后证明，这在当时是非常聪明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8月27日上午8时许，洛阳农机学院接到中共洛阳市委办公室的电话，传达了市委书记吕英要求洛阳农机学院师生出面保卫龙门石窟和白马寺的紧急通知。当时洛阳农机学院与全国的高校一样，早已在6月份就停课，专门进行“文化大革命”，搞“阶级斗争”；学校党委和学校行政部门都已经被运动冲击而瘫痪，许多领导、教师已经被批斗和游街示众；中共洛阳市委6月份派来的工作组，也于8月初被打倒，在接受批斗。学校当时成立了高年级学生为主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有二系热处理专业1961级学生和冠中，毕业后曾任河南省浚县国营农场党委书记、鹤壁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成员有二系热处理专业1964级学生高增伏，毕业后曾任洛阳工学院院长助理、湘潭机电专科学校党委书记等），负责运动的进行。因此，这一场保卫洛阳龙门石窟的重大行动，完全是由学生们组织、完成的。
他们接受了中共洛阳市委的这个不寻常的电话通知，作出了惊人地迅速的反应。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冠中与副主席李治林（学生，毕业后曾任洛阳工学院处长）、秘书陈玺（原校党委秘书）等人迅速交换了意见。他们没有片刻犹豫，立即承担起责任，决定采取行动。他们打开学校广播系统，向全校师生员工紧急通报。大喇叭的广播声，迅速传遍学校的每一个角落。这时，洛阳农机学院的师生员工刚刚吃完早饭。听到这震撼人心的广播，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几个月来，他们也都响应号召，投入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了许多领导和老师。他们前两天也曾经到洛阳市老城“破四旧”，抄了一些“反动资本家”的家，砸毁了不少旧牌匾，和许多中学红卫兵一起，在街头焚毁了新华书店里的大批书籍和国营商店里成捆成箱的香烟，砸了一箱箱的白酒。老城街头，以及洛阳市许多商店的店门前，烟雾弥漫，酒味冲天。学生们都兴高采烈，以为扫荡了污泥浊水，从此亲手开辟了一个新世界，许多人还没有从兴奋劲儿里缓过神来。但在这时，他们突然听到广播，得知著名的龙门和白马寺也面临被砸毁的威胁，即将毁于一旦，他们不禁纷纷骇然。他们昂奋狂热的革命劲头，立即在这震撼人心的广播声中，在这中共洛阳市委书记充满殷切期望而又无比焦灼的话语里，纷纷转化为成熟冷静的负责任的思考。他们深感责任重大，终于从遍地狂热的旋涡里站立起来，表现出保卫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自觉性，承担起历史所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洛阳农机学院的师生员工，团结一致，在以学生和冠中等为首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下，立即动员起来。学校车队司机班班长葛培山师傅接受了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通知，司机班的师傅们全体动员，打开了车库大门，学校当时的全部交通工具，几辆大卡车和大轿车，全部发动，都从车库里开出。以学生为主，有附属工厂工人和个别老师自发参加的数百人紧急集合，校园内人头攒动，一片大战将临的紧张气氛。有几位正在生病的学生，也跑下楼来，加入出发的行列。许多学生胳臂都戴上了印着“红卫兵”字样的红色袖标，表情紧张严肃。大家在学校门口（1号教学楼前的老校门）、在车库前纷纷上车。一场保卫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大行动，终于打响了。
1966年8月27日，上午9：00整。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这个时刻。洛阳农机学院的数百名师生员工，从学校所在的洛阳市涧西区西南角，乘坐多辆大卡车，紧急出动。根据当事人回忆，这是一个阴霾满天、铅云密布的沉重的早晨。满载大学生的车队，狂飙般疾驶过著名的洛阳“拖拉机城”，驶过传单遍地、口号震天、人群沸腾，正在进行“革命”的、动乱中的洛阳市区；驶上烟尘滚滚的洛龙公路，去执行一项并不“革命”，而且本来不属于他们职责范围的任务，一项注定要将他们的名字载入史册的重大历史行动。他们分成两路，一路赶赴30公里外洛阳市南郊的龙门石窟，其中两辆车直接去关林洛阳市第八中学，另一路乘两辆大卡车，沿着中州路，穿过灰烬遍地、伤痕累累的洛阳老城，赶往30公里外洛阳市东郊的白马寺。这时，还有许多没有挤上车的学生。他们飞跑到学校北面的景华路上，紧急拦截公共汽车。在许多乘客和司机的理解、支持下，满载学生们的多辆公共汽车，一路不停，风驰电掣，直接开往龙门石窟。8月27日上午10时许，洛阳农机学院的数辆大卡车，狂风骤雨般穿过龙门街，浩浩荡荡，抵达龙门石窟的北口。荣耀千载的龙门石窟，迎来了它显赫历史上最特殊、最值得隆重欢迎的一群客人。
上百名大学生纷纷跳下车来，潮水般涌入石窟。他们首先排成人墙，封锁了石窟南北两头的路口（当时龙门石窟没有大门，景区是一条自由通行的道路），严禁任何人进入。然后搜索整个龙门石窟，将仍然在石窟里活动的少数中学生清理出去。在龙门石窟禹王台前的空地上，一度忧心如焚的龙门文物保管所党支部书记扈捷同志，激动万分。惊喜的双目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他站在台阶上，向洛阳农机学院的大学生们介绍了情况。当时的形势，非常危急。洛阳八中的红卫兵已经回校寻取砸烧工具，如果洛阳农机学院的师生晚到一步，或者洛阳八中的红卫兵早上直接带来了工具，曾经光耀千载的龙门石窟，就很可能已经被毁灭了。听了龙门石窟保管所领导介绍的情况后，洛阳农机学院的师生们，立即又分出一部分人，赶往洛阳八中，与早上直接赶到八中的同学们一起，堵住八中的学校大门，禁止八中学生出校。然后派出代表，以洛阳农机学院“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和冠中同学为首（根据洛阳农机学院附属工厂工人景献阁等人的回忆），与八中学生代表谈判。其他大学生也分成多个小组，在校园里与八中红卫兵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洛阳市第八中学，创建于民国初年，是洛阳市历史最悠久的中学之一。它的校园旁边，就是著名的关林庙，里面埋葬着三国名将、史称“武圣”的关云长的首级。关公的墓冢上，芳草青青。古老的关林，巍巍庙宇，森森古柏，见证了1966年8月27日，发生在洛阳市第八中学里的这一场有关洛阳龙门石窟生死存亡的激烈辩论。这是一场奇特的辩论：一方是一群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大学生，另一方是一群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他们辩论的题目，与学校、与学习、与他们自身似乎 毫无关联，但却与中国最重要的世界级文化遗产——龙门石窟，生死犹关。比他们年长的父辈们：老师、校长，甚至洛阳市的领导，此时此刻，都无权决定如此著名的龙门石窟的命运，只能远远地站在一边，等待他们——这些年轻的半大孩子们，来讨论如此重大的严肃的话题，来决定中国古老石窟艺术宝库的生死存亡。这是一段多么奇特的、怪异的历史啊。满天浓重的阴云，黑压压含雨欲落。古老的龙门，伊水无波，千佛止笑；郁郁葱葱的关林，似乎屏住了呼吸。历史的脚步，好象凝固在这一时刻了。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谈判。中学的红卫兵们，拥有“最革命、最时髦的真理”，他们依持着时代的鼓噪和狂飙，手里拿着新出的报纸，念着上面充满煽动性的话语，一个个振振有辞，理直气壮，声称“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封建余毒”，那些佛像，“都是地主阶级、封建王朝、反动势力的象征”；他们坚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们要“革那些封建的残渣余孽的命”，“造那些封建迷信的反”。
大学的红卫兵们，似乎反对他们去“革命”，要他们规规矩矩地呆在他们自己的校园里。大学生们此时没有多少理论，但是在朦朦胧胧的潜意识里，却拥有不辜负洛阳市委领导信任与重托的顽强信念，拥有保卫祖国文化遗产的坚定意志，拥有大学生对中学生潜在的心理优势。这是一场奇怪的理论“优劣”“悬殊”的辩论，也是一场性格、意志、资格的较量。这时，我们看到，大学生们年龄、资格的优势起了重要作用。特别“革命”、有持无恐、无法无天的中学红卫兵们，在年龄上、资格上，到底不是大学生们的对手，他们的意志和理念，终于被一个个态度坚定、来势汹汹的“不革命”的大学红卫兵压倒了，说服了。到下午四点，洛阳八中的红卫兵们终于回心转意，表示要服从尊敬的洛阳农机学院的大学生们的意见。谈判胜利结束。大学生们要回了藏经的宾阳洞库房的钥匙，他们一个个筋疲力尽，带着沙哑的喉咙，迈着疲惫的脚步，离开洛阳八中，回到了龙门石窟。在狭窄的龙门石窟保管所的办公用房，在潮湿的洞窟里，纷纷倒下休息。他们谁也没有去想，自己刚刚写完了一页多么辉煌的历史，完成了一件多么艰难、重要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就在这些潮湿的洞窟里，他们横七竖八地躺着，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
与此同时，另一路赶往白马寺的洛阳农机学院学生（根据当事人、洛阳农机学院1965级学生、河南科技大学教授赵喜荣的回忆，有一辆解放牌卡车，一辆南京牌卡车，共计七八十位大学生，其中十几位女生），却晚了一步，白马寺破坏事件已经结束。根据赵喜荣回忆，他们赶到白马寺时，寺院门口的台阶前，被焚毁的经书残灰、残卷有一米多高，直径五、六米；余烟袅袅，未燃尽的许多经书还在冒着暗红色火光。门口蹲着四个哭泣的僧人，寺院里，到处是被砸毁的佛像，稀稀落落的僧人们，呆若木鸡。面对着一堆堆残灰余烬，一座座断首折臂、不堪入目的缺损佛像，和惊心丧胆的僧人；在痛心疾首之余，十几位女同学掉下了眼泪，男同学们怒火满腔。他们走出寺院，立即掉转车头，离开白马寺，赶往龙门。（根据《洛阳市志·文物志》、《洛阳市志·白马寺志》中的记载，白马寺村村民共计焚毁白马寺藏经55884卷，砸毁元、明、清历代佛像91尊<包括来自印度的一尊白玉佛>，连30余片缅甸赠送的珍贵的贝叶经也未能幸免，被投入大火，化成灰烬。“文化革命”后，白马寺破坏事件的领头者被开除党籍，撤消职务）。下午2：00，去白马寺的学生，乘坐两辆大卡车赶到龙门，与在龙门的同学们会合。这时，根据多位当事人的回忆，到达龙门石窟的洛阳农机学院学生已经有300余人，在石窟南北两头布置了警戒线（人墙），并且占领了龙门石窟的各个角落，已经将全部闲杂人员清理出龙门石窟。数百名大学生，有的在龙门街上买到了一点吃的，大部分学生忍着饥饿，坚守在石窟。直到晚上，洛阳农机学院派卡车给同学们送来了晚饭（馒头和稀饭）。同学们一群群蹲在石窟门口，吃完了这顿简单而又特殊的晚餐。当天晚上，洛阳农机学院的部分学生随送饭的卡车返回学校。留下了部分学生，在龙门石窟里，坚守通宵。他们分布在石窟的各个角落，绷紧了神经，枕戈待旦。
根据洛阳农机学院1965级学生、河南科技大学教授郝扬满回忆，在宾阳洞前的学生，就有四、五十人。没有床铺和被褥，他们就在地上铺上稻草，和衣而眠。夏末秋初时节，气温大起大落。白天暑热蒸腾，夜晚寒气袭人。许多同学衣衫单薄，久久无法入睡。他们坐在冰凉的石阶上，互相依偎着，静静地等待黎明。他们知道，不仅仅是他们，全校的老师和同学，今夜都无法入眠。半夜里，渐渐刮起了秋风，乌云开始消散。龙门山上，松涛阵阵。山腰里的无数洞窟，黑乎乎的，像一个个巨大的眼睛，在凝视着他们。月亮出来了，月光照耀着天地万物。他们遥望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望着苍茫的龙门山在夜色里黑黢黢的剪影，望着在月光下闪耀着粼粼微波的伊河水。他们陪伴着成千上万尊已经屹立千载的精美绝伦的佛像，直到曙光降临，旭日东升；古老的龙门石窟，终于送走了这个动荡、喧嚣的日子，迎来了平静的阳光灿烂的新的一天。
这天上午，大约八、九点钟，中共洛阳市委副书记朱轮来到龙门石窟，看望并慰问坚守在龙门石窟的洛阳农机学院的同学们。他走上一个个洞窟，与同学们一一紧紧地握手。他仔细凝视这些疲惫的大学生，他们年轻的面容，沐浴在早晨金色的阳光里，显得更加英俊。根据1965级学生郝扬满回忆，朱轮同志抑制住内心的激动，用当时流行的语言，向同学们表达了他的感情：向农机学院的革命小将学习！向农机学院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致敬！一场洛阳市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危机，终于在中共洛阳市委和洛阳农机学院学生们的共同努力下，被遏制、消解了。
从8月27日起，洛阳农机学院的学生们，克服食宿困难，轮流在龙门石窟驻守了整整一个星期。直到“破四旧”的风潮彻底平息，洛阳农机学院的学生才全部撤回学校。这件事在洛阳农机学院（今河南科技大学校本部，前洛阳工学院）引起巨大震撼！
官方报道：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８点钟左右，我刚刚吃过早饭，正在校园内浏览张贴的大字报，突然听到学校广播里传出紧急通知，大致内容是说龙门石窟和白马寺即将遭到破坏，号召师生们前去保护。我来不及多想，一路小跑，登上了停在学院门口的大卡车。记得当时学院出动了所有的交通工具——几辆大卡车和大轿车，许多学生的胳膊上佩带了印着“红卫兵”字样的红色袖标，大家的表情紧张又严肃。我们兵分两路，分别赶往龙门石窟和白马寺。郝杨满说，“这时，还有许多没能挤上车的同学，飞快地奔跑着拦截公共汽车，说明情况后，司机和多数乘客都很支持他们的作法，满载着这些同学一路风驰电掣般地开往龙门石窟，中途都没有停下。”
龙门石窟危在旦夕
说起当时的场面，郝杨满显得很激动，他说：“大约９点，我们乘坐的两辆大卡车抵达龙门石窟。满天浓重的阴云，黑压压含雨欲落，伊水无波，千佛止笑，似乎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当时石窟中部分佛像已被人用粉笔写上了‘砸’字，保存经书的宾阳洞前库房门上也被贴上封条，并赫然写了‘烧’字，情况十分紧急。那时的龙门石窟没有大门，景区是一条自由通行的道路。学院的上百名师生立即排成人墙，封锁了石窟南北两头的路口，严禁任何人进入。在宾阳洞对面的房子前，忧心如焚的龙门石窟文物保管所同志介绍了情况，得知是洛阳某中学的部分中学生以‘破四旧’名义，准备砸毁石窟的石刻造像，并烧毁宾阳洞中所藏的经书此时这些学生已经回去准备砸烧工具。龙门石窟危在旦夕。”
艰难的谈判
“经过紧急磋商，我们学院的师生决定留下一部分人坚守在石窟，其余的赶赴洛阳某中学。到达后，我们立即分成数十个小组，顶着当头的烈日，在学校的操场上分别与中学生进行谈判。这是一次极为艰难的谈判。”郝老师说。
“中学生们手拿最新的报纸，诵读着上面充满煽动性的话语，一个个振振有辞，理直气壮，声称‘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封建余毒’，‘那些佛像，都是地主阶级、封建王朝、反动势力的象征’。他们坚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们要‘革那些封建的残渣余孽的命，造那些封建迷信的反’。我们耐心地对那些有恃无恐的中学生进行了说服教育，并讲述了保护龙门石窟的重大意义。三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们终于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鲁莽，纷纷表示不会破坏龙门石窟，并交出了宾阳洞库房的钥匙。”郝老师讲述着，仿佛回到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他说：“谈判以胜利告终，我们一个个精疲力尽，拖着疲惫的脚步，离开了洛阳某中学，直接坐车赶往白马寺，谁料晚到了一步，寺内所藏的部分经书已惨遭焚毁。来不及下车，我们又立即掉转车头，赶回龙门石窟。随后，上午直接前往白马寺的那一路师生，也赶到龙门石窟会合，使守卫在龙门石窟的洛阳农机学院学生多达３００余人。”
领导慰问信心倍增
据郝老师回忆，当日下午近５点钟，市委副书记朱轮一行来到龙门石窟，看望并慰问了坚守在龙门石窟的洛阳农机学院师生。他走上一个个洞窟，与师生们一一握手，他动情地说：“感谢大家保护了国家文物，你们功不可没。向农机学院的革命小将学习！向农机学院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致敬！”
直到此时，大多数学生还都没有吃午饭，他们忍着饥饿，坚守在龙门石窟。１８时左右，洛阳农机学院派人给同学们送来一些馒头和稀饭，大家纷纷蹲在龙门石窟的门口，吃完了这顿简单而又特殊的晚餐。
轮番守卫枕戈待旦
当天晚上，学院的部分师生随送饭的卡车返回学校，而郝杨满与其余４０多名学生一起，在龙门石窟留守。他们在狭窄的石窟保管所办公室，在潮湿的洞窟里，铺上报纸，垫上稻草，和衣而眠，枕戈待旦。
在千万尊已屹立千载的精美绝伦的佛像前，他们静静地盼望着、守侯着，直到曙光降临，旭日东升。８月２８日一大早，学院又给这些留守的学生们送来了早饭，在替换他们的另一批师生到达后，郝杨满等人才回到学校。
从这一天起，洛阳农机学院的学生们，克服食宿困难，轮流在龙门石窟驻守。据《洛阳市志》记载，“洛阳农机学院学生进驻龙门石窟，住守一周日夜看守保护，使文物未受任何破坏。”
郝杨满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中，很多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已淡忘，但在１９６６年那段沉重、灰暗的岁月里，８月２７日保卫龙门石窟的行动，始终闪烁着灿烂夺目的光芒……
摘自：中共河南科技大学委员会校报电子版河南科技大学报 - 第101期(2007-03-23) - 第03版
陈继元老师说：我今年７２岁了，是学校最年轻的离休干部。解放战争的１９４９年１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的战斗，入了党。解放后奉调到北京航空学院工作。１９６３年，组织上和我谈话，征求意见，有两个地方供我选择，一个是西安市二炮的科研所，另一个是洛阳农机学院。我考虑再三，最后决定到洛阳农机学院。理由有三条：一是我的母亲老家在河南许昌；二是洛阳有龙门石窟，非常了不起；我抗日战争中到过洛阳的嵩县山区，知道洛阳的风光很美丽；三是洛阳是一个新兴的重工业城市，有一拖、洛矿、洛轴等特大型企业，建设得也很好。我调到洛阳农机学院后，经常到龙门石窟去游玩，每次都要在奉先寺的大佛前，抱佛腿，玩得很开心。龙门石窟，确实是洛阳的骄傲。
保护龙门石窟的前两天，我从湖南回到洛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天
８月２７日，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天。上午９点钟左右，我正在校园里看大字报，忽然，校园里的高音喇叭里反复播送着紧急通知。红卫兵战友们：有紧急情况，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冲进龙门石窟和白马寺，要砸毁文物。红卫兵小将赶快到学校大门口乘车，抢救历史文物。我刚从湖南“四清”回来，还不是红卫兵，当时我已经３１岁了，也不算“小将”，但我想，我是共产党员，当过革命军人，又是政治辅导员，龙门石窟是祖国的瑰宝，保护龙门石窟人人有责，我当教师的，也有这样的责任，应该去。我也不再考虑那么多，赶紧随着学生们向学校北院大门口跑去，只见大门口向东，大约有六、七辆解放牌大卡车沿西苑路向东一字儿排开，快到南院大门口了。我和同学们一起蜂拥而上，爬上一辆大卡车。同学们右臂上带着红卫兵袖章，车前面的同学举着红旗。人上得差不多了，汽车鸣着喇叭，加大油门，一路狂奔。当年，洛阳大路上汽车不多，路口也没有红绿灯，汽车如风驰电掣一般，开得飞快。大卡车两边的车帮不高，大家都蹲下来，手抓住车帮，中间的同学互相拉扯着，生怕从汽车上摔下来。我们不知道汽车是去龙门还是去白马寺，大家也都不问。汽车一路不停，直达龙门桥南的花坛喷泉池旁停了下来。我和同学们跳下车，分头跑步到龙门南门、北门和景区中间，保护龙门石窟。北门最重要。留下的人最多，我也留在北门。大家手挽着手，排成人墙，态度严肃，严阵以待，不准任何人进入龙门石窟。
说到当时是否还有其他教师。陈继元老师说，当时的洛阳农机学院比现在小多了，教师只有１００来人。教师中，有所谓历史问题、家庭成分问题的不少。文化大革命初期，绝大部分教师都受到了冲击、批斗，正写检查，都不是红卫兵。广播一响，出去保卫什么，他们是不敢冲锋在前的。我是党员，当过兵，是政治辅导员，参加“四清工作队”刚回来，又年轻，没有什么思想包袱，所以我敢去。其他教师参加没有，我没有见过。
我们赶到白马寺增援，为时已晚
大约２点左右，一位负责人模样的人来到北门口，大声对我们说：“现在有一批人要冲进白马寺，砸毁佛像，烧毁经书，情况非常危急，这里留一部分同志，其余的红卫兵小将，跟我上车，去白马寺增援，快！”有两辆卡车就停在路边，大家又立即上车，大卡车又鸣着喇叭，加大油门，向白马寺一路狂奔。大约３点钟，我们赶到白马寺，汽车停在白马寺门前的石马边上。只见白马寺大门里的院子里，正冒着浓烟，经书已经被烧，泥塑的佛像已被打毁，我们来晚了。我们从汽车上跳下来，站在白马寺大门前，看着眼前的情景，感到特别愤怒。同时也为没有尽到责任而愧疚。
重返龙门石窟，直到天晚
大家下定决心，绝不能让白马寺的悲剧在龙门石窟重演。于是，马不停蹄，又爬上汽车，驱车赶回龙门石窟。这时已是下午４点多钟了。我们依然留在北门口，手挽手保护龙门石窟。大家中午没吃饭，也没人说饿。一直到晚上６点左右，学校派一辆汽车到龙门石窟给我们送饭，大筐的馒头，铁桶的稀饭，还有一些咸菜。同学们都围上来，蹲在地上吃饭。我当时也不感到饿，想着我是教师，一天来，见到的全是学生，没有一个教师。现场只有我一个教师，又是共产党员，政治辅导员。应该让同学们先吃。不能和同学们抢着吃饭。同学们吃完饭，送饭的汽车要回学校，一些同学都劝我说：“陈老师，你和我们年轻人一样，奔跑一天了，也没吃饭，太辛苦了！你刚从湖南回来，回家照顾照顾家吧！”于是，我就乘送饭的汽车返回学校，回到家，已经８点多了。
陈继元老师最后深情地说：４０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保护龙门石窟这件事，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龙门石窟已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让龙门石窟更加美丽，是我们全体洛阳人的责任。
在佛教史上，曾有过“三武一宗”的毁佛灭法事件，龙门石窟正赶上后三次。
第一次是北周武帝灭佛。公元574年(北周建德三年)，周武帝下诏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洛阳当时属于北齐范围，于576年正式并入北周版图。577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进一步在原北齐境内推行灭佛令。
公元578年周武帝卒，579年周宣帝即位不久始恢复佛像。龙门石窟未发现北周佛像，印证了周武帝期间推行的“禁佛令”。但北周的禁佛，对龙门的破坏并不大，只是禁造佛像，也因为这个缘故，龙门石窟部分北魏、北齐造像仍完好保存下来。第二次是唐武宗的“会昌灭佛”事件，也称“会昌法难”，这次比周武帝的灭法严重。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唐武帝始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没收其财产。第二年，武帝再敕焚宫内佛经、埋佛、菩萨并天王像等。845年，灭佛运动达到顶峰，这年8月，全国所拆的寺院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到846年，武宗死去，灭佛运动遂告结束。龙门石窟并未幸免这场波及全国的毁佛灭法事件。日本僧人圆珍曾于大中九年(855年)到龙门广化寺拜谒善无畏塔，石窟当时已经萧条。
第三次是后周世宗的灭佛，始于955年，此次持续多长时间，不得而知。
民间也有一次毁佛事件，据《洛阳古物记》手抄本记载，赵匡胤在洛阳夹马营诞生时，天红三日，当时人们认为是龙门石佛成精所致，因而百姓“去打石佛，残去多数”。
再加上历代的战乱，至元朝后期，龙门破坏的程度已经非常严重。据《洛阳龙门记》记载，“诸石像旧有石衅及为人所击，或碎首，或捐躯，其鼻耳、其手足或缺焉，或半缺全缺，金碧装饰悉剥落，鲜有完者。”
1907－1918:毁佛无虚日
龙门石窟近现代被大规模的破坏、盗凿始于何时？据关百益所注《伊阙石刻图表》所言，“共和以来毁佛凿字无虚日。”据另一研究龙门石窟的专家关野贞描述，“从民国三年(1914年)起，洞窟雕刻的多数佛头，能取下来的都被摘取掉卖给了外国人。”
这一时期遭到破坏最严重的是古阳洞。从关野贞的两次照片对照中可以看到，代表古阳洞北魏艺术最精华的南北壁上、中两排的16个大龛成为首先被掠的对象。第一次照片是在1907年照，照片显示，这些大龛中，两壁外端上下两层因砖墙将其掩盖情况不明，杨大眼龛主尊坐佛原来已经残缺，北壁中排内侧第二龛主尊菩萨像的头于1906年前失去。其余的10尊主像头部均系完整。第二次照片是在1918年，在此二次照片里，原先10尊完好的主佛像头，有9尊的头部被凿去。
在同一时期被破坏的还有莲花洞。关注龙门石窟的沙畹曾不止一次到龙门石窟拍照，通过他所拍照片的比对，可以看到，该洞龛中，有3例头像被毁于1918年以前，七佛龛左上侧的唐代圆拱龛中的主尊坐佛头像也在此期间被凿去。
1918－1935:土匪纵横龙门
王振国说，在1918年至1935年间，是龙门石窟遭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
先是窟、像的盗凿。对龙门窟、像的盗凿在此时期全面铺开，重点劫掠的对象集中在古阳洞，其次为宾阳洞、万佛洞、莲花洞，以及其它如老龙洞、药方洞、魏字洞、唐字洞等。
宾阳中洞的盗凿活动始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集中在三十年代前期。1965年11月，文化部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王辉、王世襄与龙门文物保管所温玉成联合组成调查组。据调查，约在1930年至1935年期间，参与盗凿宾阳中洞《皇帝礼佛图》的有偃师杨沟村石匠王光喜、王水、王惠成3人，他们是按照北京古玩商岳彬和美国人普爱伦签订的合同，由洛阳东关的古玩商马龙图出面，在杨沟村保长王梦林、该村土匪王东立等人持枪胁迫下进行秘密盗凿。3名石匠在夜里借着手电筒灯光作业。王光喜说:“常去的有我们3人，主要是凿宾阳洞北边下面的身子(指《皇帝礼佛图》)。”根据石匠的说法，先将佛头凿下，然后再凿其他部位。1920年后的一段时间，龙门的潜溪寺洞、宾阳洞曾被用作兵营。1921年有游客到龙门一日游后写下:“土匪纵横龙门。”当时的破坏程度，关百益写道:“比岁以来，伊阙之破坏日甚，僧侣被驱逐，东西寺(指香山寺、宾阳洞)看守无责，林木尽戕伐净尽，庙宇亦强半颓残，大有不已之势。”兵去匪入，龙门石窟被破坏也就有了解释。
所幸，人为劫难成为历史，古阳洞高树龛释尊佛头和火顶洞左胁侍观音菩萨头像也最终将回到它们诞生的地方。现在，人们要做的仅仅是，抵御大自然对龙门石窟温柔的侵蚀。
1907年－1918年是龙门石窟近现代被大规模破坏、盗凿的开始阶段；1918年－1935年间，是龙门石窟有史以来遭劫难最为严重的时期。日本学者关野贞当时两次实地考察龙门后在一本书中写道：“洞窟雕刻的多数佛头，能取下的都被取掉卖给外国人。” 1965年文化部文博研究所同龙门文物保管所联合调查统计，石窟集中的龙门西山被盗痕迹多达78余处。石窟专家王振国在其撰写的《龙门石窟破坏残迹调查》中，进一步核查出破坏最严重的96个窟龛，盗走佛、菩萨等主像262尊，毁坏造像1063尊，龛楣8处，佛雕说法图10幅，礼佛供养人16幅，碑刻题记15品，另有香炉、佛塔、兽头、金翅鸟18个，等等。专家认为，这一报告大体勾勒了龙门石窟被盗凿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从1991年起，龙门石窟研究院着手对流失海外佛雕展开调查，目前已查明近百件流失佛雕的下落，分藏在世界各地博物馆、美术馆及私人收藏家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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