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校到陶研所

       我那个组的工作就是画镜子的，叫电刻组，我到制镜社就做画工。整个制镜社电刻组有十几个人呢。有三位老师傅，其中一位是民间艺人；另一位技术很高，但是小资本家出生，手艺很好，但不受器重，因为还戴着“小资本家”帽；还有一位就是孙师傅。

       在学习画玻璃镜子期间，镜子上鲜明华丽的红花绿叶，那些传统的民间着色手法深深地吸引了我，突然发现涂涂画画挺适合我的，它们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于是利用业余的时间，着迷地学习。单位离我家只有500米远，一吃过晚饭，我就回到单位，借车间的灯光整理、临摹各位师傅的画稿。众师傅也很喜欢我这个爱琢磨的孩子，其中孤身一人住在厂里的孙师傅更是关注我的一举一动，时常翻看我整理、临摹的画稿。他带着度数极深的近视眼镜，常常静静地站在我的身边。一天晚上我在临摹画稿时，他看后对我说：“小刘呀，要想学好画画，最好还是先学会素描，它是任何绘画的基本功课，最能锻炼造型能力。”孙师傅学过素描，是搞雕塑的，他与师傅来自延安，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里做雕塑的，孙老师一直在他手下工作。制镜社当时要做一批石膏儿童玩具，他懂石膏翻模，所以就把他调到这儿来了。从那以后，我便随孙师傅开始学习素描基础。为了提高我的绘画水平，他带我到公园写生，并坚持让我在市文化馆上业余美术学习班。为使我获得更好的、更正规的教育，他最终把我送进了考场，使我这个已在社会上闯荡了近五年的浪子再次回到了课堂。在前往考场的途中，经过邯郸陶瓷总公司销售门市的橱窗，他指着那黑白分明的龙纹梅瓶对我说：“磁州窑是咱们邯郸一宝，值得学习并发扬光大的。”这是“磁州窑”三个字第一次映入我的脑海。几十年来，他的身影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正是他那老皴的双手和深陷的双眼，把我引向了光明，我十分怀念和感激我的启蒙老师：雕塑家孙玉纯先生。其实我当时离开制镜社的时候，原本还想着回来能把镜子再画好点呢。  

老瓷片描绘    

       1964年6月底我乘火车来到彭城古镇，进入邯郸陶瓷工读学校美术班① ，再次开始了学生生活。跟我一起入学的同学中，有许多位都是曾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数年，然后又重新入学的。其实那时我们学校也刚刚筹建，1964 年招第一届，我是第一届的。我们都十分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书本上的知识，刻苦地练习各种绘画基础功课，半工半读的校园生活真可谓争分夺秒，从早课到晚自习丝毫不放松，然后是大量地实践，下工厂、进车间实习，一心想做一名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可以说是我们当时共同的追求目标。

             全家福（摄于1967年，刘立忠时为陶瓷工读学校三年级学生）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掏心窝子讲，我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干什么的。我当时收集了一些瓷片，为了防止混乱中把瓷片弄丢了，怎么办呢，我把它藏到了一个废弃大窑灰渣灰坑底下，但最后灰坑被填了泥土，再也取不出来了。我所学的专业学制是四年，但实际在不足两年的正规教育之后，学习便中断了。但是在校学习期间，有幸参加了国家轻工厅在我校开办的“华北地区陶瓷艺术创新、设计辅导班”，聆听了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教授梅健鹰先生的授课，有关磁州窑那段精彩的讲述促使我萌生了为家乡的瓷区工作，挖掘传统磁州窑陶瓷艺术、技艺的理想。校长汪洋先生在校庆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可以说对我一生的择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更加坚定了我为磁州窑奋斗终生的理想。汪洋先生说 :“我们所办的这所学校，就是要为陶瓷事业培育新型的有用人才，你们应当成为听党话，有知识，能动手，能研究，善管理，又红又专的企业骨干与中坚力量，为邯郸瓷区、为磁州窑争光。”我被这些话深深地鼓舞。汪洋校长是建校以后 （1965年）从矿务局调到学校的，跟他差不多调到学校的还有朱进老师，他是我们的美术任课老师。我们的美术任课老师一共有六个人，他是其中之一。朱老师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比魏之騟先生低两届，被分配到研究所做瓷器。朱进老师与魏之騟先生都接受了同一种教育，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恢复磁州窑。他们在实践中非常注重收集古瓷片，无形中也把我们引到这条路上来。在朱进老师的引导下，我每逢星期日就到彭城七大渣堆上寻找磁州窑瓷器残片，观察、收集和整理它们，这一干就是几十年。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主任梅健鹰

       1968 年秋，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名义，我和同学们被分配到邯郸陶瓷四厂当电工。前面讲过，我曾一度很认真地学习数学知识，准备当好一名电工，但因我在陶瓷公司中是文娱演出的活跃分子，耗费了几年时间。这期间，因遇到“深挖洞、广积粮”的战备工程，古镇到处都在挖地道、防空洞，正好把建筑房基下压着的、看不见的古代磁州窑文化层大量地发掘出来，所以我那几年的“业余工作”便是串街道，钻地道，捡瓷片，标地层，也算是有收获。1970 年后，“文化大革命”的热潮回落，发展经济、尊重知识、重视人才成为社会共识，报纸上专业归队的呼声渐浓。

       俗话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归队之前，其实我与刘增科等几位要好的同学已经在自办的学习班里共同学习了近半年时间，随时准备祖国的再挑选。大约在 1972 年前后吧，那时我们就开始在探索以后要干什么了，我们几个同学曾经想着开始画画吧，画历史画，历史长卷吧，以邯郸的某一处——丛台公园——以它为中心点，按照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的构思记录一下当时的厂矿，当时的现状，就想着用绘画去记录那个阶段的社会面貌，几个同学在一块儿谋划，但最后没能实施，因为大家都在工厂上班，有的在处对象，有的有公干，虽然没有谋成，但最后办成了个学习班。但这个小组还是比较松散的，没有专门的老师，后期再办的时候就有老师了，这个班是我们几个同学自发组织的，它的作用很大。我们申请归队后，经过统一考试，入围了，有幸成为第一批以“专业对口”名义被调入邯郸市陶瓷研究②所的工人。 

       邯郸市陶瓷研究所是河北省的重点研究单位，邯郸陶瓷艺术界的名师吴兴让、丁德、刘忠鸿、佟步周、魏之騟、李允忠、魏鸿宾等都在那里任职创作。我在学生期间就多次造访并聆听过所长吴兴让老先生的授课。陶瓷研究所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一个基础。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华北地区成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5 年在邯郸设市，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也设在邯郸。为了充实边区政府的收入，解放彭城以后，首先提出来要恢复工业，华北局工业厅派刘雨辰厅长直接来指导恢复彭城陶业的工作，建立了一个研究所。具体负责建立研究所的人是我的师爷吴兴让，彭城人士，自幼入室傅老子家学徒，日本入侵后，随我党入山西长治办窑业，1945 年彭城解放后，因为边区政府要恢复彭城工业回来了。他，加上叶老总的父亲叶麟趾③，还有搞工程的两位工程师等人，创办了彭城陶业第一批国营工厂，并组织了国营粗瓷改细瓷生产的实验，这个实验场所最早就在彭城街的香瓜窑，然后发展成一个邯郸市的研究所，最后发展成河北省的一个重要的陶瓷材料研究所，它和唐山的研究所构成了华北地区陶瓷研究的情报站。这个所主要探索新材料的研发，以及新材料研发以后的装饰。这个所大约在1993 年变成了陶瓷研究院。一直到如今，它还有一个留守处，因为国营的单位都倒了以后，我们研究院也就散了，散摊子的时间实际上是 1996 年，事实上中间还成立过一个陶瓷研究所，是陶瓷公司另外成立的一个，地址也在这个陶瓷研究院院内，但也没有几年光景，到 1996 年一改制就都没了。  

师爷吴兴让

老师魏之騟

师傅魏鸿宾     

       话说当时能够分配到那个研究所工作，真有一种一步登天的感觉，何况还是分配到美术室的仿宋瓷小组，与我理想中的职业是那么契合，真的是脚踏实地的专业对口了，从此翻开了我一生梦想的新篇章。我是自从进入陶校以后啊，就立志要为研究磁州瓷器的历史而奋斗终生的。我原先不打了好多年的基础吗，那时我早就选了项了，这一辈子是任何人都左右不了我的，我就走自己的路，闭着眼睛一股脑走到黑，至于生活苦不苦，家庭能不能过下去，就像我媳妇儿说我，“你就不管我们死活，光顾你的瓷片子。”话虽这么说，但是她还是非常支持我的，没有她的支持，我也做不下来。 

       上班报到的第一天，张会彬所长亲自带着我到仿宋瓷小组的洞式工作间，当着众师傅④的面宣布：“魏师傅，你老嚷嚷要找一个得力的徒弟，我给你争得一个名额，从今天起他就跟你学了。”魏鸿宾师傅摘下那用橡胶布护着眼镜腿的老花镜，以一种怀疑的眼神足足打量了我半天，突然发问：“小刘，你能坐得下来吗？”我当时就愣住了，没明白魏师傅的话有什么深意，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是傻傻的、重重地点了两下头。我心想，让我试试吧，我肯定能坐下来，我来这里干什么来着，就是做这个的。在日后的工作、学习中，我用不怕苦、多干活、细操心、有眼色、刻苦学的行动，很快就打消了魏师傅心中的疑虑。魏师傅收了一个好徒弟，能跟他坐在这条满是泥土的板凳上，一坐就是一辈子。现在回想一下，魏师傅当时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那时我特别热衷于文娱活动，过于活泼，他怕我坐不下来、待不住，没什么发展前途。

       师傅名叫魏鸿宾（1919—1997），非常凑巧的是，家父亦名鸿宾，这真是缘分呀。师傅他高高的身段，额头凸起，眼窝深陷，衣着平淡，面目慈祥，彭城人，出身于陶瓷世家，自幼随父在窑场画碗、盘等器物，1948年拜吴兴让为师，学习磁州窑传统陶瓷烧制技艺。磁州窑的传统手工艺到了他这里就是一根独苗了，因此魏师傅当初迫切地想找到一个可靠的徒弟，把自己浑身的手艺传承下去，而这样的大好事也让我给摊上了。师出名门哪，魏鸿宾师承吴兴让，吴兴让师承清末磁州窑陶瓷行会会长傅老子与画师王凌云先生。傅老子、王凌云、吴兴让与赵国珍被尊称为民国时期彭城磁州窑的“四杆笔”⑤，曾名噪一时、家喻户晓。  

民国时期的彭城磁州窑

   解放前磁州窑作坊劳作场景      

       拜师学艺，不辱于师门。这种信念成了我源源不断的动力，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点成绩来。不知不觉中，三年的学徒生活很快就结束了。三年间，在磁州窑洞式作坊内不问寒暑，不辞辛劳、吸收营养、自觉提升。真是“不下水不知水深浅，不学习不知习艺艰。”越学越感到自己的无知与不足，越深入专业越觉复杂，原来磁州窑传统制瓷工艺及其艺术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一点儿也不错。我非常喜欢磁州窑装饰绘画时的那种生动流畅的线条，为了表现我所观察到的印象，在初学的阶段，有意地不按魏师傅那一笔一画、十分清晰工整的画稿绘画，认为那样的画法充满了匠气，想用“飞笔”表现那流畅生动的感觉。魏师傅发现后很生气地批评我，“不会走，就想跑，不摔死才怪哩！”但我不顾师傅所说的话，继续使用“飞笔”，师傅毫不客气地停了我手中的活，让我别画了，说：“你自己干的啥活儿，回头再看看。”我停笔仔细观看自己画过的瓷坯，感觉用笔是“飞”起来了，可“飞”得有些离谱，不是流畅而是杂乱，不是巧妙而是浮夸，我觉得非常羞愧。师傅知道我有不服输的性格，就对我说：“小刘呀，师傅给你讲个‘熟能生巧’的故事吧。道光年间，彭城镇有个李秀才，写得一手好字。每逢年节三十、初一直到十五，总是喜欢带着学生到大街小巷挨门挨户地看各家所贴的春联。看那家的字写得好，好在那里，讲与学生们听。一天转到渣堆后的一处柴门前，赶紧召集学生来看:‘瞧瞧，这字写神了，句子也有意思。’原来柴门上贴着上联‘福寿福寿福’，下联‘寿福寿福寿’，横批‘福福福’。那字写得飘逸、生动、饱满、娴熟，令人赞叹不已。这时，从柴门内走出一老者，告诉众人是他十三岁的孙子写的。老者的孙子十岁那年拜一位画工为师学画碗盘，师傅见他年纪小，就随手给他写了‘福寿’两个字当画谱。那孩子按照师傅所教的画谱，一画就是三年。每天八百个盘子都要这两个字，天天如此啊！那就是摸黑写也能越写越神呀！这就是熟能生巧。”我这才明白师傅的良苦用心。只有将自己的活烂熟于胸，“巧”才会水到渠成，揠苗助长是要不得的，我还是老老实实地练好基本功，一步一个脚印地跟师傅学吧。  

          工作中的刘立忠（摄于1976年）     

       师傅是永远值得我尊敬的，他言传身教，毫无保留地把他一辈子总结的经验、方法传授与我，又对我实行严格的强化训练，使我的水平迅速提高。我们师徒之间，感情如同父子一样。学徒期间还有一位老师也是令我终生铭记的，他就是魏之騟先生。

       恩师魏之騟先生（1935-1982），天津人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的高材生，梅建鹰先生的得意门生，身材高高的，脸颊瘦瘦的，常常围一条灰色的围巾，戴一顶鸭舌帽和一副小小的近视眼镜 , 大烟袋总不离手。大概是1963或1964年，魏老师那时已经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并留在陶瓷系当讲师了，为了帮助陶瓷公司恢复磁州窑，国家轻工部部委同意陶瓷公司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去聘请一些人过去，在这个情况下陶瓷公司的老总叶广成先生到学校去请人，于是魏之騟老师就应聘来到彭城。他到彭城以后，一直在陶瓷研究所美术设计室，就是后来我所在的那个室。陶瓷研究所有三大块，美术室，工艺室，还有试验厂。魏老师组织能力和感召力都很强，与工友们相处得很亲密，经常谈笑风生，没有一点儿知识分子和领导的架子。他是当代才华横溢的磁州窑领军人物之一，带领大家进行磁州窑学术研究、艺术开拓与技术技艺创新，真是规划有方。

  图案设计稿   

       做学徒那会儿，除了实践指导之外，魏老师还经常不失时机地给我讲解磁州窑的装饰规律和图案构成理论等知识，使我认识到磁州窑传统绘画中牡丹花的花头是具有稳定性结构的，描绘花瓣的线与花瓣的面要对称分布，线与线之间所形成的平面应该具有向心的特点等。通过魏之騟老师在理论知识上的指导与帮助，再加上从魏鸿宾师傅那里学习的磁州窑传统技艺的实践经验，我每天都感到有新的认知和收获。魏老师还整理过很多有关磁州窑烧制传统的技艺、技法和创新方面的探索发现，并将它无私地公布出来，发表到陶瓷刊物上供大家学习和了解磁州窑。他经常组织磁州窑的作品和新产品参加国内外的展览、展示，对磁州窑在当代的宣传和弘扬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十分惋惜的是正当魏老师为磁州窑规划了更为宏大的发展蓝图时，却突患重病，英年早逝，这真是天妒英才呀！但他发展磁州窑的理想与抱负我铭记在心里，我一定会追随老师的足迹，坚定、勇敢地探索下去。魏之騟先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之一，矢志不移地从事磁州窑研究事业是我对他最好的纪念方式。  

  2013年作品《白釉珍珠地有鱼纹双耳大盖罐》   

       在单位的前辈中，还有一个叫李允忠的老师对我帮助也很大。李老师额头宽大，一双深陷的眼睛里投射着超常的智慧。他性格孤傲、倔犟，办事较真，也是常人所说的不合群，大家都叫他“老驴头”。他与魏之騟老师同届，但不一定同班。他们一起分配到美术室，魏之騟是室主任。李老师虽然不可能成为室主任，但在当时的环境里，他俩可能一直在暗地里较着劲儿的，都想着做出点什么，这种暗中较劲确实也促使他做出了许多出色的成绩。他那倔犟的性格一上来，就能干出好多常人无法完成的成果。比如，他研究磁州窑古代高温黑釉窑变的项目，一干就是好几年。天目和玳瑁釉在他的不懈努力与实践下，终于取得成果。后来他又把有色金属钛应用到磁州窑黑釉、厚釉系中，产生了用氧化焰烧成的流动花釉系列。严格地讲，花釉系列是“老驴头”“倔”出来的结果。  

2009年作品

《红绿彩欣欣向荣执壶形罇》  

       我曾向李老师请教高温窑变釉的着色、成色原理，他毫无保留、一股脑儿地就全交给了我，这项技术对我多年后在搞花釉壁画时起到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还记得有一回，我在设计绘制一套天目釉茶具时，李老师先是在一旁观看，看着看着就径直拿起铅笔在我画稿上的碗口和碗足上改了起来，只稍稍动了几笔，那碗的灵动性一下就凸显出来了。他说：“小刘呀！造型也是反映人性的，是有生命的，器物是有头、有口、有身、有脚的，造型是随着时代气息发展变化的。”那些年，在研发与默默制作的过程中，有李老师在我身边，心里就会觉得踏实，有靠头。     

①1958 年 9 月，峰峰陶瓷工业学校在彭城西大地（今邯郸第十九中学院内）建立，1959 年更名为邯郸市陶瓷工业学校，1961 年停办。1964 年陶瓷公司在彭城新开路建立陶瓷职工学校，同年 10 月改为邯郸市陶瓷工读学校，“文革”期间处于停办状态，1978 年恢复教学，现校名为河北轻工业管理学校，隶属于河北省第一轻工业局。1980 年，陶瓷公司在陶校原址（陶瓷职工学校）另创陶瓷技工学校，1986 年迁至彭城镇东山脚下至今。

②1976 年，邯郸市陶瓷研究所仿宋瓷和高温花釉实验厂部分独立出来，成立了陶瓷七厂（或称艺术瓷厂），刘立忠被安排到艺术瓷厂工作，而陶瓷研究所在 1993 年则更名为陶瓷研究院。 

③叶麟趾，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泰斗。1952 年应好友刘雨辰的邀请，受轻工业部委派前往彭城指导研制细瓷的开发和窑炉的改进，同行的还有弟弟叶麟祥，次子叶广成。叶广成来到彭城后，先在陶瓷学校担任教师，后任邯郸陶瓷公司总工程师，1985 年在他的组织策划下，成立了磁州窑研究会。叶麟趾所从事的粗瓷改细瓷实验，最终由其弟接着研制并取得成功，结束了磁州窑一千多年的粗瓷历史。下文提到的叶喆民乃叶麟趾的长子。

④刘立忠的师承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学院的系统，工艺美术师经过严格、系统的学校专业和文化教育并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另一个是民间的系统，艺人按照传统的习俗与老艺人缔结师徒关系，并在他（们）的指导下完成一定年限内的训练（通常是三年），出师后方能独立从艺。文中刘立忠把前者称为“老师”，后者称为“师傅”。

⑤“四杆笔”指当时公认的磁州窑装饰绘画中最出色的四个代表性人物。其中磁州窑装饰绘画特指民间青花，因为那个阶段民间青花是磁州窑最主要的产品，而不是装饰白地黑花的瓷器。“四杆笔”中，赵国珍与其他三人的关系稍微独立一些，但他的绘画水平、作品影响程度以及作品数量均首屈一指。其他三人中，吴兴让是付老子所收年龄最小的徒弟。王凌云本来画传统水墨，在北京、天津一带卖画，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回到彭城画庙。在画响堂寺期间，吴兴让把他请到窑厂画瓷器。吴兴让与王凌云的关系是亦师亦友。除王凌云外，其他三人都是磁州窑系统通过师徒传承的方式培养出来的。王凌云、吴兴让、赵国珍三人在年龄上应当相去不远。  

（本文选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刘立忠卷》）

【作者介绍】

刘立忠

       1944年8月出生于邯郸市。1968年毕业于邯郸陶瓷学校，然后到陶瓷研究所师从磁州窑著名艺人与老师学习技艺。几十年以磁州窑遗址古窑场为课堂，碎瓷残片为老师，收集上万片古瓷片并整理成册，从中汲取营养，熟悉磁州窑传承脉络，经过数十年的学习与实践，守正创新，创作出大量精美磁州窑作品，弘扬磁州窑文化，取得丰硕成果。被授予首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联合国教科文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等荣誉称号，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现担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理事”、 “河北省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磁州窑研究会副会长”、“磁州窑（盐店）遗址博物馆馆长”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