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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磁州窑

 

叶广成

一、前言

    名振今古、驰誉中外的磁州窑，座落在山河壮丽、资源丰富的鼓城镇一带。它是我国宋代北方民间窑陶瓷的杰出代表。磁州窑系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①。其豪放质朴、雅洁典丽的艺术风格和丰富多彩的高超技艺，影响了当时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东北、蒙古等地，故有“磁州窑型”（Cizhou ware type)或“磁州窑系”（Cizhou ware system）之说。其技艺对朝鲜、越南、泰国、日本等国，也曾有过较大的影响，在世界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②。

    “磁州窑”一名源于宋代。当时窑场分布于彭城、观台左近，属磁州所辖，故名。其制陶历史极为悠久，可说是源远流长，犹如长江大河。其源头最远可追溯到七千多年前的磁山夹砂红褐陶，数千年，绵延不断，日益发展，及至今日“磁州窑”为全国十大陶瓷产区之一。古今中外，有如此旺盛生命力的窑场，实属罕见。难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教授发出了“磁州窑万岁”的欢呼和祝愿③。

    中国是瓷器之国。中国陶瓷的发展，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发展④。历代磁州窑的劳动人民——从磁山母系氏族公社那些手制夹砂红褐陶的老祖母们⑤，到近代的陶工们——为我们创造了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如何继承并发展这巨大的文化财富，为振兴当代磁州窑，振兴我国陶瓷事业，为祖国的四化大业作出贡献，是我们当代陶工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早自一九一八年巨鹿镇发掘出大量宋代磁州窑陶瓷珍品开始，数十年来，国内外研究磁州窑的人，可说是学者济济、专家辈出，并多有专著、作品发表。对磁州窑的学习、研究、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至今难以写出一部磁州窑陶瓷史。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顺理成章，那么治当代磁州窑者，自应以磁州窑史为鉴了。

    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吹响了城市经济改革加速四化建设的进军号角，大大鼓舞了当代磁州窑陶工的斗志，思想更解放了，当然也为编著磁州窑陶瓷史创设了条件。

    笔者，早年追随父、叔研习陶瓷，在彭城蒙党培育，从事专业卅余载，多年有此奢愿，但是如此巨大系统工程，决非独力所能完成。况且，本人才力有限，更难当此重任。然而，不无精卫填海之志，身为当代磁州陶工，愿率先为磁州窑史的编写，做些粗浅简陋的工作。期望收到抛砖引玉、集腋成裘之效。

 

二、宋代以前的陶瓷生产

    新石器时代末期，随着原始农业的出现与发展，原始手工业也发展起来。制陶业是这个时期新产生的部门。在母系错族公社里，当时制陶业主要是由有经验的妇女承担⑥。一九七六年，省、市文物管理部门，配合农田水利工程对彭城以北四十华里的磁山新石器遗址进行了大面积发掘⑦。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泥质红陶次之，多手制成型，烧成温度低（经测试为850～930℃）陶质粗糙，造型简单，胎厚，磨光程度差，具有较原始的特征。大量的陶盂（有42件、7式之多）和圈足支架的陶器群，是这一遗址文化内涵的显著特点，与中原地区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明显不同，被考古界称为“磁山文化”。据碳14测定磁山文化为公元前5405～5110年（若经树轮较正其上限距今为八千年左右），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已知的最早文化遗存。可以想见，早在八千余年前，群居在磁山原始公社的老祖母们，已开始制造红褐色的陶器了。

    一九七五年，省、市文管部门在武安赵窑村东，再次发掘仰韶文化的遗址。出土了二百余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物。计有红顶碗、环底罐等陶器。属于冀南地区的后岗类型，距今约五六千年前。此外，百家村遗址，也出土了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的彩陶和石器⑧。

    在磁县下七垣村南发现了商代遗址和墓葬。一九七四年正式挖掘，发现了陶窑、居住遗址等。出土文物一千五百余件。在我省南部第一次找到了二里头类型的陶器，为夏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陶窑的发现，更有其重要的科研价值。该遗址可分为四期文化。第一期的陶器属二里头类型；第二期为二里岗类型，陶器以薄胎细绳纹为主，器型有尖足鬲、细把豆、瓦和豆等；第四期的陶器，一般器型较大、壁厚、纹饰粗。这一发现，丰富了对冀南一带商文化的认识。

    邯郸地区武安县午汲古城中窑址的被发现，为我国陶瓷炉发展史填补了重要的一页，更为磁州窑的光辉历史，增添了光彩。这处文化遗存，内涵异常丰富，具有多方面的学术研究价值。陶窑有东周、春秋、战国时代的，有战国末至西汉时代的，还有西汉晚期至东汉的。窑的形制，一般是早期体小（长2米，宽1.6米），多园形，而较晚的体大（长2.2～4.5米，宽2.6米）。从窑的用途来分，春秋战国时期，多为烧陶器或烧瓦的。西汉以后，已出现烧砖的窑。出土陶器，早期的有鬲、甑、釜、盆、碗、壶、罐等生活用具，其中不少带有印记的陶片。密集的窑群，标志着陶瓷作坊的出现，在同一个作坊产品上盖着许多不同姓名的印记，应是一批独立手工业者经营的窑场。建筑板材料多为瓦、筒瓦和瓦当，无砖。晚期的出现了大型瓮、罐、盆和釜的残片。筒瓦变得厚重，并有不少绳纹砖。

    到目前为止，我国考古工作者还没有发现带有烟囱的商代窑，但西周晚期和东周时期带烟囱的窑都已发现了。午汲古城遗址中发现的东周陶窑，已具备了现代陶窑的基本条件：有固定的窑墙，围绕着略呈椭园形的窑室，有了封闭的窑顶。火膛已从窑外移到窑内，有固定的窑门供装窑出窑之用。特别是在后窑墙有一个烟囱，在窑墙底部有一个进烟口。这就使火焰的流动方式，从原来简单直焰上升式改进为半倒焰半平焰的混合式。因为它像一个馒头，所以我们经常称之为馒头窑⑨。从东周以至建国前后，两千多年间，北方陶瓷产区一直沿用此种窑形的窑炉，虽稍有改变，然而只不过在窑体的大小、烟囱的高低上略有变化而已。馒头窑亦名磁州窑⑩，是我产区古代劳动人民在改进陶瓷窑炉上作出的卓越贡献。

    “战国时代，赵国邯郸制陶，其品质冠绝当时，胎质亦如瓦缶，即粗松而赭色者。赵都邯郸，相传有白釉瓦胎之窑品，特以虎枕为当时之名作，并绘以墨彩之虎斑，岂战国时代已有如此施釉之品耶。考唐宋以来，磁州亦制虎枕，乃仿邯郸所出，唐时邯郸属磁州，可知邯郸窑为后来磁州窑之根源”（11）。所以引用先父叶麟趾教授遗著《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的这一段论述，来说明磁州窑的沿革，是有一定论据的。商代后期是我国白陶器高度发展时期，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的商代后期遗址与墓葬中，多出现有白陶器皿（12），西周时期，釉陶（或称原始瓷器），已广为生产。因而在赵国邯郸有“白釉瓦胎之窑器”是可以想象的，完全可能的。七十年代邯郸兴建人防工程时，发现了“大北城”遗址。“大北城”在赵王城的东北、是赵国邯郸故城的商业、手工业作坊和居民区。大北城出土遗物中，主要是陶器，出自战国、汉代文化层，计有陶豆、陶盆、陶洗、陶壶、陶瓮、陶杯、瓦当、板瓦、筒瓦、陶水管、齿轮陶范、陶井圈、陶纺轮等，品类十分丰富。既有生活用陶器，又有建筑乃至工业用的陶器，其中碗、盆、瓮残片很多，分布也很普遍，说明是当时大量烧造的产品。从印有“邯亭”、“司口”戳记的陶钵来看，可能这类陶器有的是武安午汲古城窑制造的。遗址中，还在战汉文化层内发现烧窑遗址四处。周围有大量红烧土、炭碴等。其中4号陶窑遗址残高198厘米，窑中部直径139厘米，窑底直径132厘米，红烧土硬壁厚10厘米，底部灰层、红烧土共厚67厘米。窑址周围能辨认的有陶碗、豆、瓮、筒瓦……（12）。

    日人上田恭辅曾提出磁州窑始于晋。然而晋、魏时期，因无窑址发现，很难考证。不过，似可从磁县东陈村东魏墓的发掘中（14），略见端倪，起码有珠丝马迹可寻。这座传说中的曹操七十二疑冢之一的东魏尧赵氏墓中，出土了大量造型生动的陶俑（其艺术价值不在咸阳兵马俑之下，只不过陶俑小了一些）和七件酱褐釉瓷器，其年限，最迟为东魏武定五年的产品。这一发现把我国北方酱釉瓷器出现的历史年代提早了，对磁州窑以及我国陶瓷发展史的研究有一定意义。

    北朝到隋朝期间，彭城镇以西卅里的磁县贾壁村，已能烧制胎质细腻，并施以透明青绿色釉的碗、钵、壶、罐、砚、高足盘等陶瓷器皿。贾壁窑未见文献记载，近人著作中曾提到它是北朝的窑。一九五九年六月，笔者陪同古陶瓷专家冯称铭同志，赴贾壁村探查，发现了这处北方隋代青瓷窑址（15）。贾壁窑青瓷的特点是件大、胎厚、器内都有较大的疤痕，只有极小件的产品例外，这是产品罗烧的见证。窑址未见匣钵，却在窑址断面上见到厚达30厘米的柴灰层，灰层中夹有青瓷残器和支烧用具，柴灰中还伴有大块木炭，可见贾壁青瓷是用柴作燃料烧成的。经物化检测，釉中的含CaO量高达20%以上，属于灰釉。烧制温度在1170～1200℃之间。

    另一处可能比贾壁窑年限晚早些的古窑是在彭城以东五华里的临水窑。此窑史籍不见记载。七五年由峰峰矿区南响堂文管所和邯郸陶瓷公司的文物爱好者等共同发现。因未做全面挖掘，窑址面积还不清楚。该窑址的主要产品是钵形器和碗，其次是杯、高足杯、矮足盘以及高足盘。最突出的特点是部分产品在口部施用化妆土（约占百余件碗、钵产品中的一半以上），上面罩以青黄色釉，化妆土部分明显现出黄白色。这是与贾壁青瓷显著不同之处，也是后来磁州窑白瓷使用化妆土的开端。这对研究磁州窑古代工艺也是个重要发现。磁县文化馆发掘了有北齐武平六年墓志的高润墓。随葬品中有两个口部施用化妆土的青瓷碗，碗的型制和胎釉与临水窑出土的极为相似，很可能就是该窑产品，那么临水窑的产瓷年代，就可定在北朝时期了（16）。

    唐时期的窑址，至今尚未发现。不过，在磁州窑附近出土了大量的唐代瓷器，从附近唐墓出土随葬器皿来看，如施以黄釉平底无足的水注，应是初唐的产品；北宋时期磁州窑的白釉水注，形制上继承了唐时黄釉水注的造型。先父叶麟趾，在《古今中外陶瓷汇编》遗著中，认为“磁州窑晋代已有出产，唐时曾有优良之品，至宋始著名”。七五年，当代磁州窑陶工们曾在临水窑发现了唐代白瓷片。究竟如何，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作为一个谜，留待今后揭晓。

 

三、宋、金、元时期的磁州窑

    磁州窑，宋时最著名。金、元时期，虽有战乱的影响，但仍保持巨大的产量，而且在技艺上，也有所创造和发展。可从观台窑址的发掘，大量流传在国内外的珍品以及元大都出土的大量磁州窑产品中得到充分证明。

    关于磁州窑的记载，最早见地明初曹明仲所著的《格古要论》：“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於定器，新者不足论也”。其后，清·朱琰的《陶说》，清·兰浦的《陶录》亦有所论述。近人许之衡，在其所著《饮流斋说瓷》中，对白釉黑花的磁州窑产品的特点，作了准确而形象的描述：“白釉者俨同牛乳色……黑花之色与贴残之贴（膏）药无异”。

     二十年代以来，由于巨鹿发掘引起的磁州窑研究热潮，涌现了中外众多的学者、专家从事磁州窑的研究，发表了不少专著、论文。仅以一九八一年在美国印地安那波利斯艺术博物馆召开的，为纪念已故日本古陶瓷界权威小山富士夫教授而举办的“磁州窑学术讨论会”为例，就发表了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八篇之多，还出版了图录。有鉴于此，笔者无需过多赘述。

    宋代磁州窑瓷器装饰，以黑白对比为主要特点，以白釉黑花装饰最为突出。它创造性地将中国绘画的技法，以图案的装饰写意的画法，生动地将花卉、人物、鸟兽、虫鱼、山水等景物绘制在瓷器上，而且富有情趣。开创了我国瓷器彩绘装饰的新纪元，为宋以后的青花和五彩瓷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并且形成当时北方民窑造瓷艺术的主流。这一成就，绝不在柴、汝、官、哥、定、钧宋代著名官窑瓷器之下，尤可与之比肩抗衡、争美比艳，同在一个历史时期，闪耀着艺术光芒。特别是这种民间瓷器沿着黄河流哉，盛行于华北广大地区及至蒙古、东北亦受其影响。由于这种民间瓷器，是广大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而各式各样的装饰纹样，都十分清新活泼，自然豪放，更代表着人民群众传统的审美观念，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才能。因此，在中国瓷器装饰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白釉黑花的装饰技法，对于元代青瓷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也是磁州窑系画工的直接劳绩、贡献，不然，景德镇的元代青花瓷器一开始就表现了画工熟练的技巧和强烈的磁州窑画风，就成为不可思议的了。金、元战乱之时，北方窑工南迁，既有众多北方古窑场陶工的传说（如修武当阳峪、河北彭城、曲阳定窑均执此说），又可证之史册。张家驹在其《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人口的南迁一节中写道：“江西迁入者以河南人较多，洪、信、饶、袁、吉等州，都有汴京、郑州一带人民移入。此外亦有从河北、山东等处迁来的”。况有“景德产佳瓷，产瓷不产手，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这脍炙人口的诗也可作为旁证。可以想象，这些绘瓷技艺熟练的磁州窑陶工，一到景德镇，很快就能得心应手地由原来彩绘黑花改为绘制青花，就好比今人用兰墨水取代黑墨汁写字一样。因此，我认为景德镇的元代青花瓷是南下磁州窑工人直接绘制的。

      磁州窑白釉黑花的装饰技法，对于朝鲜、日本、越南、泰国陶恣的影响颇大。如外人所谓“绘高丽”的朝鲜陶瓷和所谓“绘唐津”、“雕三岛”的日本陶瓷，以及所谓“宋胡录”的泰国、越南陶瓷器等，都是吸收了磁州窑技法的特长而具有各自民族风格的代表作品（17）。这些国家是如何受到磁州窑的影响呢，相传磁州窑的绘瓷技艺，曾经由朝鲜而传入日本（此说在学术界尚有争论），另外，公元一三OO年的元代，暹罗（泰国）国王到北京进谒元朝皇帝回国时，又招聘了磁州窑陶工同往（18）。日人长谷部乐尔在其著作《磁州窑》中这样写的：“在泰国北部的古陶瓷中，也有同越南制品一样的东西。在苏库秦陶器中有一些器型、纹样和磁州窑极相似的制品。据说这是12～13世纪从中国聘请来的陶瓷工人数制出的制品，似乎可以认为受到了磁州窑的影响。”

     总之，磁州窑的白釉黑花技艺，不仅对国内而且对国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所以能在世界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磁州窑延续最久，也最知名。磁州窑中观台窑最具代表性，其产品的品系、种类可以说集本系诸窑之大成（19）。观台窑创于宋而终于元，观台窑金代文化层的发现，初步揭示了金代磁州窑烧造的面貌，是研究磁州窑继承关系的一项重大收获。观台窑址发掘出的陶瓷品种最为丰富，除白釉釉下黑彩（白釉黑花）外还有白釉、黑釉、白釉划花、白釉剔花、白釉绿斑、白釉褐斑、白釉釉下酱彩、白釉釉下酱彩划花、珍珠地划花、绿釉釉下黑彩、白釉红绿彩和低温铅釉三彩等十二种之多。器型有碗、盆、罐、盘、碟、托盏、酒盅、陶枕、花瓶、灯具等。是磁州窑及磁州窑系众多瓷窑之中最富代表性的一处窑址（20）。

     属于磁州窑系的主要窑场，据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在一九六五年时，将以前调查到的作了汇总：

     1、磁州窑（观台、彭城镇、东艾口、冶子村）   河北

     2、安阳西善应窑                             河南

     3、安阳天僖镇                               〃〃

     4、汤阴鹤壁窑                               〃〃

     5、辉县窑                                   〃〃

     6、修武当阳峪窑                             〃〃

     7、密县窑                                   〃〃

     8、登封曲河窑                               〃〃

     9、禹县窑（扒村、神后镇）                   〃〃

     10、郏县窑（黑龙洞、黄道窑）                〃〃

     11、宝丰青龙寺窑                            〃〃

     12、鲁山段店窑                              〃〃

     13、榆次窑（太原孟家井窑）                  山西

     14、介休洪山镇窑                            〃〃

祠。”（22）

    明时，除保持相当大的产量外，在造型上有所变化发展，如为了瓶身的稳重安定，梅瓶的底部加粗了，虽不及宋代梅瓶秀丽，但却稳定多了。在画凰上，文人画的色彩更浓了，出现了“骑乘连行”、“树下相恋”等题材的绘画装饰。还有牙色、米色釉上绘折枝花的产品，花朵挂粉，逸笔草草，而生趣盎然。在上承宋磁州窑民间艺术加工传统，下启清代景德镇粉彩装饰技法，有一定贡献（23）。

    清初，县志对彭城陶瓷生产曾这样记述：“磁器出彭城镇置窑烧造有瓮缶盆碗炉瓶诸种黄绿翠白黑各色”。又记“彭城滏源里居民，善陶缸罂之属，舟车络绎，售于他郡。”说明磁州窑生产的品种是多的，产量是大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掠夺，暂时缓和了对中国的侵略与压迫。因此中国的民族工业稍有抬头，彭城的瓷业也有一定发展。《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磁县乡镇一节记有“西乡彭城镇磁业矿业利源丰富为本县菁华”。民国十一、二年，瓷窑增至二百三十五座，缸窑三十余座，从事陶瓷生产的陶工有五千人左右，年产碗五百万纣（约一亿件）缸七十多万件，行销范围达东北、华北、西北计十三省两市（北平、天津）。是彭城陶瓷较为兴盛时期。当时的生产盛况，县志是这样记载的，“瓷器产于县境之彭城镇，由宋及今相沿已久，窑场麇集，瓷店森列，所占面积纵横二十余方里。四郊则矿井相望，废物堆积如山；市中则烟云蔽空沙尘飞扬扑面，而运送原料、瓷器、煤炭以及客商装货人畜车辆此往彼来，犹有肩毂相摩街填巷溢之概。诚吾磁唯一之工业重地也。（24）”由此可见一斑。故有“千里彭城，日进斗金”以及“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说。

    除缸、碗等大宗产品外，还有专制作民间喜爱精巧瓷器的巧货窑，由清到民国很是发达。如各种瓶类、儿童玩具等，有的很富情趣。

    民初前后，由于洋青（氧化钴）的输入，白釉黑花的装饰，逐渐为青花所取代。

    七七事变后，彭城陶瓷备受日寇、汉奸、反动统治者们的摧残，生产日趋衰落。解放前夕，大部窑场倒闭，工人失业流落街头，甚至冻饿而死。当时仅存碗窑五十三座，缸窑九座。侥幸能上班的工人，收入也非常少，每天只挣十二两小米，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仍不断有晕倒死亡的。老艺人张明亮辛酸地回忆说：“四三年我同李一兰一起作碗，他一头倒在地上就死了”。英雄的磁州陶工，不堪忍受敌人的压迫摧残，纷纷参加了对敌斗争的革命行列。如磁县地区对敌武装斗争的十三支队，大部是由瓷业工人组织而成。他们不怕流血牺牲，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立下了功勋。然而，在那战乱的年代里，彭城瓷业，已衰落到一息奄奄的地步。

 

四、光辉的三十八年

    一九四五年，彭城解放了。一九四六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了恢复陶瓷生产，以低利贷款，投资组织机关生产的办法，并组织工人归队。据不完全统计当年贷款达20余亿元（冀南币）之多，工作归队达千余人，使得彭城陶瓷又获新生。

    五十年代前期，彭城陶瓷和全国一样，主要是在政府扶植下，组织恢复发展生产，在陶瓷业内部开展民主改革，建立新的生产秩序。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逐步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五二年四月一日建立了公营企业管理局，当年日用陶瓷总产量2519件，职工人数1032人。五四年产量上升为4082万件。五六年又上升为6623万件，职工增至3657人。至五七年日用陶瓷总产量达到6749.6万件。五八年大跃进，彭城陶瓷走了一段弯路。当时，为保钢帅，陶瓷既停车又让路，3801名职工，还配合大名、巨鹿县4839名民工，计8640人投入了磁窑炼铁，使用168座瓷窑，轮窑5座，整整干了五十天，炼出了4953吨含铁率仅60%多的生铁。由于日用陶瓷停产，造成市场上饭碗奇缺！五九年提出“跳水救人”才又恢复生产。这段弯路，对日后的发展不无影响。

    一九六O年，大搞工业用瓷。试制了耐酸陶瓷、化学用瓷、纺织瓷、高低压电瓷、建筑陶瓷。如300～500立升的耐酸缸、燃烧船、35千伏的高压电瓷、双壁反应罐、酒精蒸馏塔、陶瓷鼓风机、耐酸泵、考克、高温管、蒸发皿、钢玉坩埚、硫酸塔、釉面砖、铺地砖、耐酸砖等。这些工业陶瓷，有的还小量投入了生产（如纺织瓷、燃烧船、高温管等），对支援国家工业建设起到些作用；有的为现在工业用瓷的生产（电瓷、建筑陶瓷）奠定了基础。

    六二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彭城陶瓷生产开始回升，产量、质量均有提高。六四年全国又提出“两赶”（国内、国际水平）“三消灭”（亏损产品、亏损企业、低于历史水平的经济技术指标），对推动彭城陶瓷的进展作用很大，如研究所试成了赶超日本诺来蒂克牌的细瓷（10号配方），并试成还原焰烧成。六五年日用细瓷生产的质量，一级率最高时达到89%（倒焰窑烧成）。陶瓷出口也得到了发展。至文化革命前，生产上呈现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十年动知乱期间，彭城瓷业也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先进的管理规章制度（如所谓二里山方案）被冠以管、卡、压的恶名被推翻了；职工学技术、钻业务被当成走白专道路；干部、知识分子遭受迫害……整个企业素质下降，后果十分严重。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代磁州窑——邯郸市陶瓷工业公司，迎来了百花吐艳的春天！为了发展专业化生产，新建了匣钵厂、石膏厂；日用陶瓷用贴花纸、金水、颜料等，大多自力生产，摆脱了依靠外地的被动局面；试成并生产了象牙瓷、青花瓷、石器、白玫瓷等具有特色的新瓷种。花釉美术陶瓷、陶板壁画、园林陶瓷、仿宋瓷等，更具有强烈的磁州窑艺术风格，深受国内外市场的欢迎。最近，为适应工业建设、城乡建设的需要，兴建了高压电瓷车间和卫生陶瓷厂，产品已大量供应市场。各种滑石瓷、高铝瓷瓷件的生产，支援了国家的工业建设。今天，邯郸陶瓷工业公司，拥有一万三千余名职工，年产日用陶瓷近1亿件，国内除台湾、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均为彭城陶瓷供应的市场；对外，销售到亚、非、欧、美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是“万里彭城，日进万金”了。

    三十八年来，彭城陶瓷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件大事值得专题记述：其一、是彭城细瓷的起源；其二、是仿宋瓷的研制生产及其对现代彭城日用陶瓷的影响。

    一九四六年十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工业厅副厅长刘雨辰率两同志到彭城西岳家窑建立了边区政府工业制造所，吸收5名工人，开始研制日用细瓷。一九四八年迁至彭城西北角三道沟，职工增至18名，改称为彭城镇磁业细瓷研究所，至四九年，政府投资、扩建，职工增至50余名，转为试产。五O年改为华北窑业公司彭城磁厂，五一年，又更名为鼎新瓷厂。当时，试产的细瓷为筒子壶和罗汉汤碗，白度较差，热稳定性也不够好，使用中，不时出现炸瓷的现象。

    一九五二年，建立峰峰矿区公营企业管理局后，原鼎新瓷厂更名为第一瓷厂，为继续研制发展细瓷。同年下半年，经刘老（雨辰）推荐，自华北窑业公司调来叶麟趾、叶麟祥两位工程师，首先对当地粘土原料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了优质粘土苏村碱石和白龙观高级矾土（B石），经过一年多的研制，于一九五四年试成质地较白的细瓷（17号配方），并试成了高级耐火材料，为彭城陶瓷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五四年九月，成立了试验研究所，还在原第三瓷厂南所车间，建立起细瓷生产车间，职工150余人，年产量为64.1万件，为生产日用细瓷的开端。第二年，该车间改为彭城细瓷厂。六O年至六二年，先后在一厂、二里山二厂及三厂扩大生产细瓷，年产量达到641.6万件，职工达到1474人。细瓷白度达到70%以上，其它技术指标，也达到了出口标准。自六一年，部分细瓷开始出口，当年完成出口瓢式杯碟、五合壶等共50万件；六二年出口陶瓷产量比六一年增加了一倍（23）。

    仿宋瓷的研制工作，是一九五三年初在原第一瓷厂开始的。叶麟祥、吴兴让工程师，具体领导了这项有时代意义的工作。当时，仿宋瓷器型与装饰纹样，参照了“宋瓷”画册中的图片，第一批样品试成后，由笔者携送全国工艺美术座谈会上展出，受到了不少知名美术家、教授的好评。一九五五年，仿宋瓷在研究所正式生产，计70余种。大、中、小号梅瓶，均有外贸订货，可说是建国以来彭城最早的出口陶瓷。五七年，参加东德莱比锡博览会，在预展会上曾得到如下赞语：“彭城磁厂仿宋黑花瓷的那种流利挺拔的线条组成的黑花纹饰，与陈列着的华丽纤细的产品对比之下，更显出它的质朴可爱。”五九年，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冯先铭、陶瓷美术家梅健鹰教授先后来彭，对仿宋瓷试制工作，给予各方面指导，梅先生还亲自设计试制了许多磁州窑风格的陶瓷器皿。他们还分别在《装饰》杂志上撰文介绍，予以倡导。同年，轻工部安性存副局长，批给研究所五万元投资，作为研究仿宋瓷的经费，促进了该项工作的进展，并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建国十周年，光荣地承制了人大会堂河北厅陈设瓷：绿釉黑花大瓶、白地刻划大水柱、刻划花茶具等。之后，仿宋瓷还参加了国内工艺美术展览和出国展览，都受到好评。形成我公司仿宋瓷生产的第一个高潮。

    六十年代，中央艺术美院陶瓷系毕业生魏之瑜等三人调来研究所工作，这些热爱磁州窑陶瓷艺术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仿宋瓷试制和研究工作。七二年，天津工艺美术设计院师生来彭城实习和进行艺术实践，对新试成的花釉和雕塑造型给予多方指导，双方合作，试成了多种新颖而具有磁州窑特色的动物园雕、瓶、盘等美术陶瓷，使磁州窑陶瓷艺术不仅得到继承，而且得到了发展与创新，受到中央轻工部领导的好评和投资支持。七六年正式建立美术陶瓷厂，大量生产磁州窑风格的美术陶瓷，形成第二个高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美术陶瓷又涌现了新花——陶板壁画。七九年，为首都国际机场承制了“科学的春天”、“狮子舞”两幅大型花釉刻划陶板壁画，这在全国还是新的创举。之后，各大机关、单位、饭店先后来彭订制，著名的美术家郑可、候一民、袁任民教授等均参予了设计制作。名画家黄胄还欣然应聘为邯郸陶瓷公司的顾问。八三年，全国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国家领导人黄华副委员长，对磁州窑美术陶瓷的发展十分关怀，他建议原美术瓷厂更名为“中国磁州窑艺术陶瓷厂”，并请全国知名的书法家舒同、陈叔亮亲笔题名。几年来，磁州窑美术陶瓷的发展一日千里，引起了国外磁州窑陶艺热爱者们的关注，不断有日、美等国的陶艺家、美术家们组成旅游团，不远万里来彭城参观，这也为开展我市的旅游事业作了贡献。

    （本文作者现任邯郸陶瓷公司顾问，原任公司副经理兼副总工程师）

    注释：

    ⑴中国陶瓷史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  文物出版社

    ⑵硅酸盐辞典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⑶张停教授在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完成庆祝会上的发言

    ⑷郭沫若为石湾美术陶瓷厂题词中的一段话

    ⑸中国通史讲义  浙江省高等师范学院  浙江人民出版社

    ⑹同⑸

    ⑺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  邯郸市文管所“考古”1977.6

    ⑻河北武安县午汲古城中的窑址  河北省文管会“考古”1959.7

    ⑼“陶瓷史话”  陶瓷窑的家谱  李家治

    ⑽中国的瓷器（修订版）  轻工部陶瓷研究所编著  轻工出版社

    ⑾古今中外陶瓷会编  叶麟践锡嘏编著。

    ⑿同⑴

    ⒀河北省邯郸市区古遗址调查简报  邯郸市文管所“考古”1980.2

    ⒁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  磁县文化馆  “考古”1977.6

    ⒂河北磁县贾壁村隋青瓷窑址初探  冯先铭“考古”1959.10

    ⒃贾壁青瓷窑制瓷工艺的初步分析  邯郸市陶瓷公司1978.5

    ⒄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  叶哲民

    ⒅同⑽

    ⒆同⑴

    ⒇同⑽

    （21）同⑴

    （22）增修磁县县志  辛巳冬月（1941年）李相卿等编

    （23）同⑽

    （24）邯郸市博物馆藏品说明

    （25）彭城陶瓷手册  经理办公室编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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