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缩在瓷器上的时代风姿 元代磁州窑文字器撷英
元代磁州窑瓷器中，枕、瓶、罐、盘等种类繁多，装饰艺术丰富多彩。尤其是那些带有文字装饰的器物，在不知凡几、琳琅满目的器物中愈外引人注目，匠心独具的先古工匠运用竹签剔划或毛笔书写的方式，通过“真、草、隶、篆”各种书体，在器物上随意挥洒出了雅正善达的唐诗宋词、庄谐并陈的元曲小令，它们通俗易懂，包涵恢广，真实地表达和反映了人们的思想情感和世事的人情冷暖。
一、种族歧视政策笼罩下的文化韧性
元朝的大统一结束了五代以来300余年间各民族纷争战乱的局面，出现了民族空前的融合，进一步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但是，元朝统治时期也是汉人最黑暗的时期。元蒙统治者将其统治的百姓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崛起于漠北的蒙古英雄们破坏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制度，从前读书人看作是进身之阶的科举考试，整个元朝总共只举行过16次，几近荒废。文人即使是进士出身，也是官职卑微。从前看作是上品的儒生，在参与国家治理方面失去了宋金时那种优越的地位，甚至还有“九儒、十丐”的说法。
白地黑花“朝天子”长方形枕(图1),1970年磁县都党乡出土。长41,宽17,高14.5厘米。枕前墙开光内绘墨竹，后墙开光内绘折枝牡丹。枕面开光内楷书:“得闲且闲，已过终年限，宁交别人上高竿，却交别他人看。邯郸长安，皆属虚患(幻)，论渔樵，一话间。江山自安，那里也，唐和汉。左难右难，枉把功名干，烟波名利不如闲，倒大无忧患。积玉堆金，无边无岸，限来时，悔后晚。病患过关，谁救的，贪心汉。朝天子。漳滨逸人造。”小令中提到“邯郸”，颇具地方特色;并将“邯郸”、“长安”两座古都相提并论，叹息昔日繁华如过眼云烟，“皆属虚患(幻)”，终成渔樵闲谈古今的话题。作品揭露了当时社会中争名夺利的丑恶现实，讽刺了那些守财奴和醉心于名利的人，反映了元代文人否定事业、功名，逃避现实社会，寻求避世隐居的普遍心态。
白地黑花“石庆东原”长方形枕(图2)，出土于磁县兴礼西街。长30.8, 宽14.2、高15.9厘米。枕面开光内书:“终归了汉，始灭了秦，子房公到底高如韩信。幼年间进身，中年时事君，到老来全身，为甚不争名，曾共高人论。石庆东原。”《庆东原》是元曲双调中的曲牌名。瓷枕上写作“石庆东原”，多了一个“石”字。除了曲牌名中有俗语衬字“石”外，曲中也有多个衬字，第四、五、六句中的“间”、“时”、“来”，可见，加“衬”字是元曲的特点之一。与诗词相比，为了适应即兴抒情和演唱的需要，散曲的形式和语言以俗为美，别具特点。在遵守固定的平仄格律的同时，散曲可根据作者需要随意增加衬字，从一个字到十数字不等。散曲的语言，特别是衬字，主要是口语、俗语，因而散曲的语言更自由轻灵，更适宜于表达即兴的、活泼的情感，打破了传统对诗歌的束缚，使得散曲的形式和内容具有崭新的面貌，更多地表现了市井生活和市民心理。这首散曲否定了封建历史上的功名富贵，表达出元代知识分子功成身退、趋利避害的人生哲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现实。
白地黑花“山坡里羊”长方形枕(图3)，1984年磁县城南加油站元墓出土。长28.5,宽16.5、高14.2厘米。此枕三面书写文字。枕面开光内楷书:“风波实怕，唇舌休卦(挂)，鹤长鹤(凫)短天生下。劝鱼(渔)家，共樵家，从今莫说贤鱼(愚)话。得道多助失道寡，渔(愚)也在他，贤也在他。山坡里羊。”这段文字是陈草庵存世的26首《山坡羊》小令之一。枕面书写的曲牌名衬了一个“里”字。这首小令告诫世人莫以口舌议论他人，以免惹是生非，元蒙统治者的成败结局，就应该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来决定，不用去评论他的贤或愚，这也反映出作者对元蒙统治不满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情。
白地黑花“刘殷行孝”长方形枕(图4)，征集，长29.5,宽14.2、高15厘米。枕面开光内绘一幼者跪地揖拜，一老者驾云升天的图案。枕前立面开光内绘折枝牡丹纹，后立面开光内行书:“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图5)这首诗被选入了小学语文教科书，运用极其夸张的手法，来形容山寺中的楼非常高，几乎可以摘到天上的星星，如果大声说话恐怕会惊动天上的仙人，因此不敢高声谈论。元代的工匠把这首诗写在瓷枕上，和《山坡里羊》可谓异曲同工，也是告诫人们不要随意谈论“仙人”——统治者，否则就会惹祸上身。
二、盛世和谐景象记录下的田园农家
因为蒙古族以前的生活方式大多以游牧为主，生产力较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自忽必烈以来，历代元朝统治者都以农业生产代替了畜牧生产，所以元朝的农业有了极大的发展，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种植等都超过了前代。虽然元曲多为“叹世、归隐、怀古伤今”之作，但实际上元朝的赋税比宋朝还要轻，因此农家百姓生活还是非常宽松的，这是早已被明朝人所认可的历史事实。如《万历野获编》作者沈德符就指出:“前元取民最轻!”李开先在《西野春游词序》中也羡慕不已地称赞道:“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就连《明太祖实录》里都清楚地记载了朱元璋对元朝的评价:“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当然，也有很多元曲记录了元朝盛世的景象以及当时百姓的生活。如陈草庵《中吕·山坡羊》里写道:“尧民堪讶，朱陈婚嫁，柴门斜搭葫芦架。沸池蛙，噪林鸦，牧笛声里牛羊下，茅舍竹篱三两家。民，田种多;官，差税寡。”这不仅反映了元朝农家田园富足情景，也反映了元朝田赋轻的历史事实。马致远在《中吕·粉蝶儿》里写出自己对元朝盛世的感受是:“喜，喜，喜，五谷丰登，万民乐业，四方宁治。”这种田园农家的幸福生活在磁州窑器物上也有所体现。
白地黑花“山坡里羊”长方形枕的前立面开光内书写文字(见图3):“山前山后红叶，溪南渰(溪)北黄花;红叶黄花深处，竹林茅舍人家。”这首诗语言直白、通俗，恰当运用复叠词句，简短四句，就描绘出了一幅色彩明快、绚丽的山野民居图。元曲中也有相似的。徐再思《阳春曲·皇亭晚泊》:“水深水浅东西涧，云去云来远近山。秋风征掉钓鱼滩，烟树晚，茅舍两三间。”还有乔吉《水仙子·寻梅》:“冬前冬后几村庄，溪北溪南两履霜。树头树底孤山上。冷风来何处香?”也都运用了复叠词句。
白地黑花题诗文四系瓶(图6)，2005年于峰峰矿区征集。口径5、底径12.5、高38厘米。缸胎，上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光泽圆润，黑色唇口，短束颈，颈部有四个叶形系，圆肩收腹，圈足。腹部题诗文“春夏秋冬及四时，闲观书画共琴棋”，反映了当时人们浪漫惬意的生活。
白地题“清风细雨”文字盘(图7)，1976年7月磁县南开河村东沉船出土。口径17.9、底径8.2、高4.1厘米。侈口圆唇，浅腹圈足。外壁沿下施酱釉，釉不到底。盘中三道旋线内书写文字“清风细雨，黄花红叶”。寥寥8字，描写了一幅风轻云淡雨如丝，树叶转红，菊花盛开的美丽秋景。
三、封建礼教约束下演绎的风花雪月
关于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这是历代文学都非常重视的主题。在元代多元文化交流空前活跃的大背景下，人们的道德思想、价值观念，特别是爱情婚姻习俗都受到了影响。现存元代散曲作品也有很多描写男女风情的，由于礼教观念的淡薄，元代散曲在爱情题材的描写和表现上十分大胆和直白。当然，磁州窑博物馆藏的这两件器物上的文字描写还是非常文雅的。
白地黑花“落梅风”长方形枕(图8)，1958年于磁县岳城征集。长31,宽16.5、后高14.5厘米。枕面开光内楷书:“愁如醉，闷似痴，闷和愁养成春睡。珠帘任谁休卷起，怕莺花笑人憔悴。落梅风。”这首小令与一般元散曲的直白不同，较为“雅化”，细致曲折地描写出闺中少妇思念爱人的凄凉心境和真挚情感，读来如同李清照的词韵，凄苦而孤寂。《全元散曲》中也收录了一首《落梅风》小令:“帏屏靠，珊枕倚，泪和愁酿成春睡。绣帘不教高挂起，怕莺花笑人憔悴。”这两首小令曲牌相同、内容相似，均属“闺怨”题材。
白地黑花“山坡里羊”长方形枕，枕的后立面开光内书写文字(图9):“春将暮，风又雨，满园落花飞絮。梦回枕边云渡事，一声声道，不如归去。”《全元散曲》中也收录了马致远的一首《寿阳曲》:“春将暮，花渐无，春摧得落花无数。春归时寂寞景物疏，武陵人恨春归去。”还有一首:“一阵风，一阵雨，满城中落花飞絮。纱窗外蓦然闻杜宇，一声声唤春归去。”上述瓷枕后墙所书小令很像由马致远这两首小令揉合、演化而来，且语句、格式亦大体相同，为元曲常见题材。这首词的作者眼望春将逝去的萧瑟，催生了思念心上人的满腔愁情，发出了早日归家的呼喊。
四、轻儒偏农思想助长的商业贸易
元朝作为一个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并经过对欧亚广大地区的征服，在思想上是多种文明的杂合体，这导致元朝的统治政策与汉族传统王朝有很大区别:重视商业贸易，注重理财，以及对农本思想的相对偏离。由此，元代商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各个地区，大批的西域商人东来进行贸易，海外贸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商业中所得的税收也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究其原因是因为“重商”的思想和元朝统一后所制定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鼓励和刺激了商业的发展。著名元史专家李干曾说:“元代的商业极为繁荣。”另一元史专家邱树森也说“元朝时，国内和国外贸易是很发达的。”这时，出现了买办资本和产业资本的雏形，同时了适应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
在元代商业发展的过程中，中小商人功不可没。他们或跋涉贩运，或开店坐肆，为数众多、遍及城乡。其中，有很多店铺也会定烧一些瓷器。
白地黑花题“仁和馆”四系瓶(图10)，2006年于邯郸征集。口径4.6、底径8.8、高26厘米。这种元代的四系瓶是一种酒器。它小口短颈，两端溜圆内收，肩颈处有四个扁系，中腹长圆，短底圈足。瓶身的下三分之一处为酱釉，中上部题写“仁和馆”。“仁和馆”应该是当时一个酒馆的馆名，这件四系瓶就是这个酒馆定烧的。这充分说明元代社会商业气息特别浓郁，酒馆店肆都注重突出自己的品牌，强调自己的名号，折射出元代中国北方街街市井商贸繁荣的气象。我们见到的类似题“仁和馆”的四系瓶还有很多，如“八仙馆”、“永和馆”、“太平馆”、“同乐馆”等20多种。
白地黑花题“招财利市”梅瓶(图11)，征集，口径4、底径8.4、高39.5厘米。元代梅瓶与金代梅瓶相比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造型，瓶身变的细长，削肩溜腹，腹以下迅速回收下滑，腿部较长，近足处略微外撇如鱼尾翼状。瓶体细瘦修长，似美女亭亭玉立。又因整个瓶体如鱼尾立，所以民间又称之为鱼尾瓶。二是装饰，虽然还是继承了“白地黑花”技法，但金代常见的缠枝花纹不见了，我们看到的是团状的花朵和随意的花卉草叶纹，再就是元代的梅瓶上出现了文字装饰。这件梅瓶就是一件代表性器物，腹部墨书“招财利市”，它和题有“仁和馆”的四系瓶一样，都反映了元代浓浓的商业气息。
白地题“梨花白”文字罐，两件，1976年7月磁县南开河村东沉船出土。一件(图12)口径14.5、高12.5、底径8厘米;另一件(图13)口径16.2、底径6.8、高5.5厘米。整件器体上大下小，却无头重脚轻之感，器形舒展端庄，优美的曲线舒缓向上，开合有度，有一种婉转沉静而又雅正挺拔之美。两件文字罐的腹部一侧都有仰覆莲图案，内题“梨花白”款识。磁州窑文字书法装饰与酒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产品中有很多为盛酒器物，所以产品上写有大量与酒有关的文字。不仅有酒馆名字，还出现了酒名，如“梨花白”，在宋代就已经是一种美酒的名字了，另外还有“竹叶青”、“羊羔酒”、“金波玉液”等等。
除了上述器物，和酒有关的还有两件文字盘，都是1987年3月观台磁州窑遗址出土的。一是白地题“酒”文字盘(图14)，口径16.8、底径7.4、高3.2厘米。盘中褐书“酒”字，一气呵成，很有气势。另一是白地题“一色好酒”文字盘(图15)，口径16.8、底径7.4、高3.2厘米。盘中写有“一色好酒”四个字，书写则较为潦草。
以上对元代磁州窑文字器的简要描述和阐释，只是从整体层面上进行的一种分析和研究，还有更多的书写刻画在器物上的包含农业、感情及生活百态的文化信息，不尽其中，不一而足，值得大家去体味，去品评，去探究。闻一多说:“过去的历史记录着未来的风色。”每一件元代磁州窑文字器都凝聚了古代先贤的智慧，器物上的每一个文字都浓缩了一段记忆，每一首诗词都讲述了一个故事。它们不用娇柔奢华的文辞来装饰，也没有庸俗地故作深沉，只是用质朴生动的语言反映了寻常人家的生活状态，表达了市井百姓的生活情调，浓缩了一个时代的风姿。而这种真实鲜活的感受恰恰是一般的诗词作品中所难以获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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