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州窑八思巴文器物所反映的时代文化
在形形色色的元代磁州窑产品中，有的带有比较特殊的纹饰八思巴文，八思巴文属于拼音文字，是元世祖忽必烈责成国师八思巴创制并颁行的官方文字。
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只元代磁州窑八思巴文四系瓶（图1） ，据说瓶上所写八思巴文的意思是“美酒”。
图1 这件元代磁州窑八思巴文四系瓶，收藏在大英博物馆。据说瓶上所写八思巴文的意思是“美酒”
彭城磁州窑的元代地层也出土过八思巴文折沿盘（图2）等器物，从有关元代八思巴文典籍查找发现，这只盘上所写八思巴文读作“yang”，对应的汉语是“杨、羊、阳……”（图3）
图 2
图 3
元代磁州窑在表面烧制单字的碗盘等器物一般属于普通商品，器物表面的文字属于一般作品，具有启蒙和传播文化的功能，不涉及具体个人，也不属于题铭标识，但是这类八思巴文器物很显然是为满足蒙古人的需求才生产出来的。
八思巴文磁州窑器物的出现，表明蒙古人已成为磁州窑的消费者，已经由原来的游牧生活逐渐过上置瓷安家的定居生活。
磁州窑器物中还有一类是带有墨书题款（图4），这是瓷器售出后买家作为物权归属标识题写的，有的带有记事功能。
图 4
这类墨书题款，不仅表明物权归属，同时也反映出买家对磁州窑的喜爱和珍视。
墨书题款的磁州窑商品中也有八思巴文出现（图5、6）， 这是一件元代磁州窑黑釉铁锈斑盏残片，出土于山东冠县的古代城市生活层，它的背面写满了八思巴文【根据比对，中间这个字读作“tang”(汤、坛、谈…)图7】；这个元代磁州窑白盘底足内墨书题铭是“liu”(柳、刘)（图8）。
图 5
图 6
图 7
图 8
在磁州窑表面墨书八思巴文题铭的现象表明已经有蒙古人成为了磁州窑产品的特定用户。
还有一类带有题款的磁州窑器物，这类题款是在生产过程中烧制上去的（图9），我们看：“至正二年六月初四日”，“申家窑”，“李仕安索”；还有彭城磁州窑窑址采集到的这只残盘（图10），它正面的“烟寺晚钟”属于作品内容，背面底足内烧制有一个“崔”字。这类产品无疑属于“私人订制”，这表明大批消费者成为磁州窑的“铁杆粉丝”。
图 9
图10
图 11
我们看，私人订制的商品中也出现了烧制的八思巴文题款（图11，这是在彭城磁州窑址采集的一只白地黑花罐的底足，图上可以明显看出在笔锋受到足墙阻挡后书写者仍然非常执拗，坚持要写完末笔最后的尾饰，以至于将颜料蹭到了足墙上，这个字也是读作“yang”），这一现象表明已经有蒙古人成为了磁州窑“铁杆粉丝”。
题有官方款识的磁州窑器物在元代大量出现（图12），表明官方已对磁州窑实行“政府采购”，这就远远超越了私人订制上升为政府行为，皇宫大内和王公贵族以及诸多官府的蒙古贵族凭着手中的公权力使自己成为了磁州窑的“超级粉丝”。
图12
笔者曾见过一件“烟寺晚钟”残瓷标本，它是磁州窑一个崔姓粉丝私人订制的特殊商品。巧的是在磁州窑的彭城窑址笔者也采集到了一件带有崔姓题款的器物（图13，而且这个崔字与笔者见到的那件残瓷器上的崔字笔迹相同，很可能是同一人所写）。这件器物是一件窑具，笔者曾专门到彭城找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闫宝山老师请教，闫老师告诉笔者，这种器物是窑场在制作匣钵（俗称“笼盔”）以及大盆大缸等大型器件时用来支垫泥坯和搬运晾晒生坯的，它的名字叫“笼托”，彭城一带业内俗称“笼底子”。
图13
这类磁州窑器物并非商品，而是窑场的生产工具——窑具（图14、15），属于生产资料，这上面的文字标明窑号或窑主的姓名，因此这也属于物权人标识。
图14
图15
在彭城磁州窑的诸多窑具中发现有下面这样的器物（图16）。
图16
这件笼托上清楚地刻写着“××不花”等几个汉字。
这虽是几个汉字，但是在汉族人看来甚至按照汉语的语法和语言习惯都会感觉不知所云；但是如果我们穿越回到元代的话，“××不花”这几个字在当时却是一个妇孺皆知的语汇。
明代沉德符《野获编·词曲·蔡中郎》记载：“胡语以牛为不花也”。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蒙古语》：“元人以本国语命名……或取物类，如不花者牯牛也……”
蒙古人起名有着自己的特有习俗，喜欢以动物命名，如《蒙古秘史》中的孛尔帖赤那和豁埃玛阑勒（苍狼和白鹿）等等。
笔者对《元史》中作了一个不完全统计，光是在列传中单独有传或提到以“××不花”命名的蒙古人就有至少20多人，如帖木儿不花、阔阔不花、别儿怯不花、太不花、泰不华、月鲁不花、杨赛因不花、刘哈剌不花、朴赛因不花、耶律忽都不花、哈剌不花、铁木儿不花、朴不花、孟也先不花、、野先不花、梯不花、曲律不花、兀鲁思不花、察罕不花、甘州不花等等。
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笼托”属于窑主的财产，上面的名款是物主标记，现在我们知道“不花”是蒙古人名字，那么我们自然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件题有“××不花”名款的笼托是属于一个叫“××不花”的蒙古人所有，换句话说，这个笼托所在窑场的窑主是一个蒙古人！
蒙古族素称马背上的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初，跑马圈地，毁田改牧，厅中置帐，居无定所。上述磁州窑的物证表明，蒙古人在雄霸天下定鼎中原以后开始置“磁”（瓷）安家，过上定居生活；又从磁州窑的普通消费者，产生出一批对自己所拥有的磁州窑加以题款进行物权保护的“磁州窑粉丝”；进而有人专门到磁州窑窑场进行私人订制，成为“磁州窑铁杆粉丝”；皇宫大内和王公贵族以及诸多官府中的蒙古人也对磁州窑青睐有加，他们成了“磁州窑超级粉丝”；甚至有蒙古人开始从事磁州窑产业的投资经营或生产管理，成为“磁州窑从业者”。
这是中华文化融合发展，促进文明进步的生动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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