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磁州窑　金代，由于金兵的入侵，磁州窑曾呈现过短暂的波动，但因磁州窑所具有民间性，不象官窑受政治和朝代更迭的影响那么大，所以，金代磁州窑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仍具有北方的广阔市场。但金代受金人文化的影响，其产品风格略有变化，一是器物的装饰性出现简化，主要是工匠们的心态不能象宋代那么安宁祥和，对产品的制作更多地追求数量，如创制了叠烧法，扩大了窑炉容量，产量得到大幅度地提升。二是女真人对汉文化的压制，导致了磁州窑工匠某种压抑的心态，使产品更多地出现了以警句、诗词等书法来表达思想的文字装饰风格。如“众中少语，无事早归”“忍”“醉乡酒海”等。但金代的磁州窑产品在某些方面比宋代更成熟并有所创新，如釉下黑剔花、三彩器、建筑瓷等，尤其是龙凤图案，笔法更加娴熟，气魄更大。

元代磁州窑　宋金时期，磁州窑主要有两大窑场，一个是位于漳河流域的观台、冶子、东艾口等窑，一个是位于滏阳河流域的彭城、临水等窑。进入元代，漳河流域的诸窑，因受元兵的侵扰和漳水的泛滥，以及地理位置的限制，逐渐衰落，而滏阳河流域的彭城、临水诸窑成为磁州窑的中心窑场。元代的磁州窑产品，仍保持着宋金时代的风格，但蒙古族文化的豪放、粗犷也浸润了磁州窑，使其器物呈现了器型硕大、浑圆的特点，出现了比较大的器物，有大坛、大盆、大缸等，一般的器物，如瓶，也变得更加敦实，胎也变厚。受元代戏曲的影响，元代瓷枕上出现了大量的戏剧人物、元曲和人物故事。元代以烧制鱼藻盆、龙凤坛为大宗，其他有内府瓶，并大量地烧制窑变釉（又称天目釉）碗、钵、罐等。1998年至1999年，在滏阳路西延工程中，彭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元代瓷片，表明其产量相当可观。

明代磁州窑　明代，磁州窑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北方独树一帜。由于元末连年战争，全国各地的瓷窑相继倒闭停烧，在南方，只有景德镇，在北方，只有磁州窑了，形成了“南有景德，北有彭城”的局面，而且，明代磁州窑凭借着传统技艺，成为官窑的组成部分。据《大明会典》载：“在彭城设官窑四十余座，岁造瓷坛纳入光禄寺。弘治十一年，进贡皇家瓶坛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六个”。明代官窑的出现，并没有改变磁州窑的民窑性质，因为磁州窑的大宗产品，主要还是靠民间市场销售，且维系磁州窑生产的收入，也是靠民间市场的利润。明代，磁州窑的器物装饰纹样减少，构图单一，与宋金元相比，出现了一定的退化。这与景德镇窑的兴起有关，由于景德镇的产品所采用的原料、釉色等已经成为陶瓷的主流，彭城窑只能利用北方的民间市场，生产适合老百姓使用的价格低廉的产品。

清及民国磁州窑　清代，磁州窑仍旧以民间市场做为主流产品，康熙《磁州志》载：“磁器出彭城镇置窑烧造，有瓮、缸、盆、罐、瓶品种，黄、绿、翠、白诸色，然质厚而粗，且可供肆店、庄农使用。”又曰：“彭城滏源里居民善陶罂之属，舟车络绎售于他郡。”民国时期，磁州窑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繁荣，民国十一年（1922年），彭城有碗窑235座，缸窑35座，陶瓷工人5000多人。据《大中华地理志》载：“西乡彭城窑业，……为本县（磁县）菁华。窑场糜集于彭城之四周，窑场林立，场屋相连，所占地面积纵横约二十余方里，中间市廛连亘，磁店林立，每日送瓷运料之人力车道尾相接，鱼贯穿插，市无隙地。窑场之中则轴声辘辘，坯器杂列，各部工人尤觉寂静而匆忙。窑场之外，残瓦碎砾堆集如山，常常高出地面二十公尺以上。弃缸废笼，壁砌巷排，路之为隘，四邻则砂井相望，运料之人力车及驮载燃料、瓷釉之牲畜络绎于途，彭城、纸坊间为成品出境之咽喉，客商往还，尤觉车马凡置，故一至其地者，见尘沙飞扬，煤烟蔽空，而知是一旧式工业之中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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