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雀瓦砚何以千金难求
贾海仲
从宋朝开始，曹操的形象开始被逐步丑化，但以曹操修筑的铜雀台冠名的“铜雀瓦砚”，却成了北宋文人竞相争购的案上珍品，万人争购，一砚难求，铜雀台瓦乃至贵重到“今朝片瓦尚千金”的地步。
韩琦是北宋时期有名的贤相，在北宋为相十载、辅佐三朝的韩琦，曾在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至熙宁六年（1073）以北京留守、河北宣抚使、大名路宣抚使之职，在大名长达5年之久。
任职大名期间，曾有两人向他索求“铜雀瓦砚”，其一是当时的秘书省校书郎章望之。为此，韩琦专门写了首《答章望之秘校惠诗求古瓦砚》。全诗如下：
“魏宫之废知几春，其间万事成埃尘。唯有昭阳殿瓦不可坏，埋没旷野迷荒榛。陶甄之法世莫得，但贵美璞逾方珉。数百年来取为砚，墨光烂发波成轮。求之日盛得日少，片材无异圭璧珍。巧工近岁知众宝，杂以假伪窥钱缗。头方面凸概难别，千百未有三二真。我来本邦责邺令，朝搜暮索劳精神。遣基坏地遍刑窟，始获一瓦全元淳。藓斑着骨尚乾翠，夜雨点渍痕如新。当时此复近檐溜，即以篆字花其唇。磨砻累日喜成就，要完旧质知无伦。吾才寡陋不足称，思与好古能文人。好古能文今者谁？武宁秘书章表民。诗成尚欲两手拊，何况大雅之奏闻铿纯！”
诗中“唯有昭阳殿瓦不可坏”所提到的“昭阳殿”，为邺南城中心大殿，非曹魏时期邺北城建筑。在诗中，韩琦还提到邺城瓦磨制瓦砚的精妙之处，“数百年来取为砚，墨光烂发波成轮”。但是求铜雀瓦确实不易，“求之日盛得日少，片材无异圭璧珍。我来本邦责邺令，朝搜暮索劳精神”，尤其是完整的瓦，“头方面凸概难别，千百未有二三真”。
在这样难求的情况下，韩琦还真求得一片，磨成砚之后，他慷慨地将之送给了有才之人，“吾才寡陋不足称，思与好古能文人，好古能文今者谁？武宁秘书章表民。”“表民”是章望之的字，韩琦把好不容易得到的铜雀瓦砚送给了章望之，足见他的爱才之心。
铜雀瓦砚仿品
后来，同朝曾任推官，后转任山阴县知县的陈舜俞，也来信向韩琦求索邺城“瓦砚”。但是这次陈舜俞没有章望之那么幸运，只求到一只残缺的瓦片。为此韩琦专门赋诗《答陈舜俞推官惠诗求全瓦古砚》来说明情况。全诗如下：
“邺宫废瓦埋荒草，取之为砚成坚好。求者如麻几百年，宜乎今日难搜讨。吾邦匠巧世其业，能辨环奇幼而老。随材就器固不遗，大则梁栋细棼橑。必须完者始称珍，何殊巨海寻三岛。荆人之璧尚有瑕，夏后之璜岂无考。况乎此物出坏陶，千耕万斸常翻搅。吾今所得不专全，秘若英瑶藉文缫。君诗苦择未如意，持赠只虞咍绝倒。君不见镇圭尺二瑁四寸，大小虽异皆君宝。”
韩琦在诗中再次表述了寻求全瓦的不容易，“必须完者始称珍，何殊巨海寻三岛”，“况乎此物出坏陶，千耕万斸常翻搅”。最后韩琦给他寄去一片瓦，并解释“君不见镇圭尺二瑁四寸，大小虽异皆君宝”。
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邺城“铜雀瓦砚”是多么珍贵。那么，邺城产出的“瓦砾”——铜雀瓦砚何以如此珍贵?天下文人何以对“铜雀瓦砚”情有独钟？
古代文人书写离不开笔、墨、砚、纸，四者之间笔墨第一，砚次之，纸在汉朝时才发明出来。砚的产生当追溯到殷商时期，随着墨的使用而逐渐产生。到汉朝时已经流行，宋代则已普遍使用。砚的品质以砖、瓦、玉、石、铜、铁为主，但从造价和工料来说，砖瓦为砚者经济实惠，取材方便。因此，早期的一般读书人，多以砖瓦自制砚为常用，而普通的砖瓦材质疏密不均，储墨易干，这迫使他们寻找更好质地的砖瓦。
古宫阙废弃荒野，久被地下湿气浸润的殿砖、殿瓦就成了读书人常选之物。但是上好的砖瓦砚也是千金难求，尤其是“铜雀瓦砚”。
北宋诗人苏东坡有诗赞道：“举世争称邺瓦坚，一枚不换百金颁。”说明邺瓦的珍贵。砚的质地以“坚硬细腻”为好，《红楼梦》中，贾政以“砚台”为谜底，其谜面中说:“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其中第二句“体自坚硬”就是说砚的“质地”。
原临漳文物管理所所长张子欣在《邺瓦》一文中说：“邺瓦和铜雀瓦，严格地说是两个概念。邺瓦泛指在邺建都的六个政权破坏或重建建筑上的瓦，它们均称‘邺瓦’。铜雀瓦则是指曹魏铜雀台上建筑用瓦，但历代文人诗词歌赋中的铜雀瓦，则是泛指‘邺瓦’。”
崔铣在《嘉庆彰德府志·砚评》中说：“世传邺古瓦砚，皆曰曹魏铜雀台砖砚，通称铜雀瓦砚，是因为邺北城曹魏三台最高最华丽的建筑铜雀台而得名。”
《邺中记》在记述铜雀瓦砚的选瓦时也说道：“北城起邺南城，屋瓦皆以胡油油之，光明不藓，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这里提到的“北城起邺南城”也是指东魏至北齐时期的建筑。
这么说邺北城就没有真正的“铜雀瓦砚”了吗?据有关资料表明，曹操的“纯银参带圆砚”，孝静帝的“芝生砚”“铜雀瓦砚”，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宫廷名砚。由此看来，曹魏时期建造铜雀台时，在烧制铜雀瓦的同时也曾烧制过“铜雀瓦砚”，或当时就有用印有铭文的铜雀瓦胚胎磨制成砚。
清末徐珂的《清稗类钞·鉴赏》中录有:“无锡王莼农（蕴章）孝廉藏铜雀瓦现，长一尺有半，宽八寸，其背隐起‘建安十五年造’六字隶书，甚清劲。”建安十五年即公元210年，正是曹操下令“筑铜雀台”的时间。
筑铜雀台所用的瓦，制作十分讲究。宋代苏易简曾在《文房四谱》中载“魏铜雀台遗址，人多发其古瓦，琢之为砚，甚工，而贮水数日不燥。世传云：昔日制此台，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络络滤过，碎核桃油方埏填之，故与众瓦异焉。”由此可见，铜雀台瓦制作考究，关于“澄泥以络络滤过”这一制作工艺，直接影响到后来人制作的“澄泥砚”。
苏易简还在《文房四谱》中以大篇幅对“澄泥”进行了强调：“作澄泥法，以瑾泥令入于水中，挼之，贮于翁伙器内，然后别以一贮清水，以夹布囊盛其泥而捏之，俟其到细，去清水，令其干……含津益墨，不亚于石者。”工艺独特的铜雀台瓦砚，难怪风靡一时，价值连城。
铜雀瓦砚真正被文人视为“文房”珍品是从宋朝开始的。
翻开中国古代诗词歌赋，其中出现“铜雀瓦砚”“铜雀砚”正是从宋朝才开始出现。宋以前的隋唐五代鲜有记载。
北宋陈与义在《铜雀砚》中写：“邺城宫殿已荒凉，依旧山川伴夕阳。故瓦凿成今日砚，待教世人写兴亡。”
宋朝诗人舒岳祥《铜雀瓦砚》中写：“摩挲岁久马肝死，洗涤尘开鷂眼鲜。铜雀何人收废瓦，铭文犹记建安年。”
宋朝诗人杨万里《铜雀砚》中写：“摸索陶泓不忍研，阿瞒故物尚依然。浪传铜雀檐间瓦，恐是金凫海底砖。”
宋朝赵文在《铜雀砚》也写：“曹瞒智计笼天下，歌舞末终铜雀夜。可怜用破一生心，不及当时台上瓦。”
宋代以后，描写铜雀瓦砚的诗更是汗牛充栋。如元朝元好问曾作《铜雀瓦砚》：“爱惜钻花洗又看，画栏桂树雨声寒。千年不作鸳鸯去，唤得书生笑老瞒。”
元朝王庭筠也曾写诗曰：“繁荣已逐水东流，断壁时从耕者得。可怜此瓦落君手，爱之不博连城璧。”
元朝诗人刘因也在《铜雀瓦砚》诗中说：“诸侯负汉已堪怜，直笔何为迹魏编。却爱曹瞒台上瓦，至今犹属建安年。”
明朝的“公安派”领袖袁中道在《邺城道中》诗写道：“至今台上瓦，和墨尚生妍。”
明王之风在《铜雀台》中写道：“土花蚀残瓦，价重珊瑚枝。”
明张载道在《三台砚》中写道：“后人不解兴亡憾，淘洗残砖拟断金。”
清朝的王士祯在《寄张献彤·邺中》写道：“此地从未易凭吊，试磨残瓦待题名。”
铜雀瓦砚如此珍贵，就在于一片全瓦十分难得。公元580年，杨坚一把大火把邺城化为灰烬，宫阙殿宇变成一片废墟，覆盖其上的瓦也随宫殿的倒塌在大火中破损毁坏。在邺城辉煌的三百多年间，邺城之内朝代更迭，建筑物时毁时建，地下瓦砾，层层堆积。到唐代时，城址变为耕作田地，锄敲犁垡，瓦更是残遭破坏。
在竞相追逐“铜雀瓦砚”的前提下，于是假“铜雀瓦”出现了。
《邺中记》载，邺人有言:“铜雀砚体质细润而坚如石，不费笔而发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绝无。盖魏去今千有余年，若此物者，毁碎无存矣。齐砖至今未及千年，村夫剖土，求之聚众，愈年不得，邺民乃伪造以给远方。”就是在“村民剖土”、“愈年不得”的情况下，开始仿造“铜雀瓦”。
针对这种情况，王安石在《铜雀瓦砚》诗中写道：“吹尽西陵歌舞尘，当时屋瓦始称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托虚名动世人。”
真正的铜雀瓦砚十分考究。《晁氏客录》中记载:“铜雀瓦砚有三：锡花、雷布、藓疵是也，风雨雕镌不可伪”。也就是说真正的“铜雀瓦”是伪造不成的。
《邺中记》中说:“筒瓦长二尺，阔一尺，版瓦之长如之，而其阔倍。今或得其真者，当油处有细纹俗曰琴纹，有花曰锡花，传言当时以黄丹铅锡和泥，积岁久而锡花乃见”，这就是铜雀瓦有锡花和琴纹的原因。
关于铜雀瓦的鉴别，《邺中记》还记载说:“伪瓦之质燥，用之不能久，火力胜也。夫甄陶之物，土以为质，水以和之，必得火而后成，火力方胜则叹而水绝，虽有黄丹铅锡，焉能润泽哉？惟古瓦与砖，没地中数百年，感霜雪风雨之润既久，火力已绝复受水气，所以含蓄润泽，而资水发墨也。”也就是说，古瓦和砖在地下埋没数百年，火力已绝，又受水气，便成了含蓄润性而发墨滋水的瓦砚材料了，这是造假者办不到的，即使作假造出“铜雀瓦砚”，也得不到铜雀瓦砚的效果。
网上兜售的伪造铜雀瓦砚。
清朝陈梦雷、蒋廷锡编著的《古今图书集成·第一百五十八卷·砚部记事》中记述的，或许就是伪造的“铜雀瓦砚”。记述曰:“相州魏武故都所筑铜雀台，其瓦初用黄丹铅锡杂胡桃油捣治火之，取其不渗，雨过即干耳。后人于其故基掘地得之，镌以为砚，虽易得墨，而终乏温润。好事者但取其高古也，下有金锡纹为真（金：为雷纹；锡：为锡花），受水处常恐为沙粒所隔，去之则变为沙眼，至难得平莹者，盖初无意为砚，而不加澄滤。”
如此看来，伪造的“铜雀瓦砚”或者当初是无意为砚的，多有瑕疵，即使真正的铜雀瓦砚，要得到“润温发墨久而不渗”也是十分难得，在其制瓦过程中，也需要“澄滤”才行。
真正的“铜雀瓦”之间也有差别，据说最珍贵的，是铜雀台上的“檐溜”和“瓦当”。一座铜雀台的版瓦和筒瓦（也就是沟瓦和盖瓦），总数加起来可能上万，而瓦当和檐溜却只有几十或几百片，溜和檐口的瓦当数量相同，它们要比那些珍贵的瓦来说，不知要少多少倍。物以稀为贵，以溜和檐口的瓦当，凿成的砚其价值可想而知。难怪宋朝释永顾在《友人铜雀台砚》中写道:“往日奸文须九锡，今朝片瓦尚千金。”实际上，“瓦砚”的作用主要是“蓄墨”，单纯从价值上来说，无以定价。
清代文学家纪晓岚认为，文人追求名砚只是个人的“癖好”而已，他在《旧砚歌》中说：
“铜雀台址颓无遗，何乃剩瓦多如斯？文士例有好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欺。”说这只是文人自欺欺人的游戏而已。
欧阳修由追求虚名的“名砚”联想到用人，金砚也好，玉砚也好，瓦砚也罢，关键在实用，“于物用有宜，不计丑与妍”。他在《古瓦砚》诗中写道：“砖瓦贱微物，得厕笔墨间。于物用有宜，不计丑与妍。金非不为宝，玉岂不为坚。用之以发墨，不及瓦砾顽。乃知物虽贱，当用价难攀。岂惟瓦砾尔，用人从古难。”
这首借物喻人、以物议政的诗，道出用人的真谛。用人要看真才实学，“不计丑与妍”，这对今天的人才观和用人观仍有指导意义。
铜雀瓦砚确实是古今罕见的名砚，发于瓦砾，置于堂案，为世人所珍爱，因为有其独一无二的文化内涵，那就是古邺临漳独特的泥质、千年前的古老制瓦工艺、古漳河水的滋润和较为湿润的地理环境，再加上光辉灿烂、光耀古今的建安文化，共同孕育了“铜雀瓦砚”这一珍贵奇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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