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疑古学派的一代巨擘
郜思凡
1931年4月，顾颉刚、洪煨莲、吴文藻等人组成的燕京大学考古旅行团，专门来到邯郸，实地拜谒、寻访一位清朝学者的遗踪。这位被访的清代学者，就是邯郸魏县人崔述。
4天时间里，他们在邯郸辗转多地，不仅找到了崔氏后人，还看到了崔述家谱，收集到崔述大量未刊的遗著，而且拜谒了崔述的坟墓，拓下了崔述墓碑。顾颉刚、洪煨莲最后还将本次在邯考察、寻访的经历，撰写成《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并将其发表在《燕京学报》上。
崔述，究竟何许人也，值得这样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专程跑来寻访他的故里。
民国《大名县志》中所载
《崔东壁神道碑》全文
一
崔述，字武承，号东壁，清朝著名的辨伪学家、历史学家、考据学者。
关于他的出生地，吴量恺在《崔述评传》中有如下简述：“崔述，大名府魏县（今河北魏县)人。由于魏县城多次遭水淹，乃撤县，并入大名县，故亦称大名人。”
崔述出身于书香门第，其曾祖崔辑麟、父亲崔元森都是明道经世的儒家学者。崔述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很小就开始读书，父亲对儿子崔述寄予厚望。崔述稍大，父亲就对他说：“尔知吾名汝之故乎？吾素有志于明道经世，欲尔述吾志耳！”这让崔述更加奋发读书，时人说他“漳决城坏，转徙流连，衣敝粮罄，诵读不辍”，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求学入仕，是当时学子们共同追求的目标。乾隆十九年（1754年），崔述到大名府应童子试，名列榜首，受到知府朱煐的赏识。朱煐把崔述召到府内晚香堂，延请名师执教，与其子士琬一块学习。崔述在晚香堂求学八年，学业大有长进，填词赋诗，著文应对，出口成章，下笔成文，被称为“当世奇才”。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他与弟弟崔迈应顺天府乡试，双双中举，“同郡人争誉之”，“数百里之内，人莫不交口艳称之”，一时传为佳话。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他奔赴陕西邠州迎娶大名才女成静兰。他们夫妻次年回归家乡。这时，恰逢魏县闹水灾，崔述一家流离失所，居无定处。大名知县秦学溥非常器重崔氏兄弟，特意在礼贤台畔购房置屋，供他们一家居住。
此后崔述到北京参加会试五次，均名落孙山。屡试不第后，他心灰意冷，再也无意仕途。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为了生计，他在武安设馆，走上了教书的道路。
嘉庆元年（1796年），吏部从会试落第举人中选拔官吏，“少有志于功名”的崔述，终于被授予罗源知县的职务，此时，他已57岁。为官期间，他尽心尽职，兴利除弊，利公济民，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但他嫉恶如仇，为政清廉，秉公执法，受到了当地达官显贵的忌恨和陷害。官场的险恶、虚伪、冷酷，使他的雄心抱负破灭了。他在福建罗源、上杭仅做了六年县官后，乞老还乡，专心著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崔述病逝家中，享年77岁，葬在旧魏县城东南角崔氏墓园内。
一百多年后的民国九年（1920年）4月，时任大名县长张昭芹捐俸赎回被变卖的崔氏墓田，并镌刻《崔东壁神道碑》记录其事。
民国版《大名县志》载：“清大儒罗源知县崔东壁墓，在魏旧治城东南隅、礼贤台西百余武。滇南（即云南）门生陈履和题石。”其下全文录有张昭芹所撰《捐赎崔东壁先生墓田记》一文。根据顾颉刚《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所绘崔氏墓园图，“滇南门生陈履和题石”即清代陈履和所题的《崔述墓碑》，就立在崔述墓前。张昭芹所撰的《崔东壁神道碑》，立在墓北头茔路正中。
《民国大名县知事乐昌张昭芹立神道碑捐赎墓田记》中载：
“大名崔东壁先生以学问彪炳于世。昭芹尝读其《遗书》，心向往之。迨奉檄莅兹土，过礼贤台，访先生故庐，则蔓草荒烟，遗迹无有存者。惟魏县旧治南门外，邱垄故在，然荆棘丛秽，马鬣不封。问先生之裔，则嫡派中绝已久，族亲式微，墓田亦转质于他姓。明德不昌，良可慨也。
然则兴举废坠，固守土责也。爰捐俸洋一百七元，从邑人刘振清赎回所质墓田，岁征其租，缴送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收存，为修理祭扫之费。学校距墓数十武而近，经理其事既甚便。每当春秋佳节，校长躬率诸生敬谨致祭，楮钱麦饭，凭吊松楸，莘莘学子知必有景仰前徽，砺节懋修于不能自已者，则昭芹之愿也。
墓田在魏县旧城外东南，东至韩国宾界长五十二步二尺，西至郭书田界长八十三步，南至崔之桂界阔三十一步三尺，北至陈金正界阔三十三步二尺，中阔二十九步二尺，共计小地八亩七分三厘零四丝八忽。校长王君登明瞩泐石以垂久远，因记其梗概如此。至租户仍为刘振清，赎回文约及现订执照均存县署。后之君子有能崇其堂斧而增其祭田者乎？先生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二
清朝中期，乾嘉学派最具名气，这个学派也被称为朴学。在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崔述一边教学，一边研治经史，著述立说。他承继其父明道经世之遗志，不以训诂考据为能事，而是专以辨虚实为要务。
在《考信录提要》中，崔述自道：“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往与经互异。然犹未敢决其是非，乃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后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顾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屡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为此录以辨明之。”崔述说他30岁时开始认真地研究六经，他发现后世的注疏往往与经文不合，然他不敢断定孰是孰非，于是他就将古人为经所作之传放在一起比勘。经过一番研究，他认为经没问题，问题出在后人所作的传及释。虽然前人对此也有指出，但未作系统梳理，这正是他要系统考证上古之书的缘起。
他继承和发扬中国儒学批判与疑辨的精神传统，按照以经证史的原则，以细于推求、长于考信的治学方法，对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乃至孔孟二圣的古书古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辨伪考信，批驳了先秦诸子的种种谬误之处，纠正秦汉以后千百年来群经注疏的诸多谬传与伪说。
他回归儒家原典，“考信于六艺”，对于注文相符部分，给予肯定；对于注文不合部分，一一辨明；而对于无证可考的部分，宁缺存疑，也绝不妄言惑世。
他以儒家经书为准，遵照“考古必确、析理必精、考而后信”的治学原则，对于战国秦汉以后关于上古史的种种说法，一概溯其根源，细加考察，一件一件辨其真伪，澄清了其中诸多曲解附会之说，提出了不少独到而精当的见解。
在《唐虞考信录》中，考证三皇根本不存在，唐虞以前的帝位，既无禅让，也无继承；
在《洙泗考信录》中，他指出了《史记·孔子世家》的种种不实之处，批驳了《孔子家语》的诬罔之说，甚至对《论语》的个别地方也有所指责，清除了汉儒美化乃至神化孔子的虚妄、夸大之词，还原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孔子；
唐宋以来，《古文尚书》长期被奉为儒家经典。他在《古文尚书辨伪》一书中，从《古文尚书》的著述源流、文体形式、语言风格入手，以“六证”“六驳”的论述方式，考辨二十五篇经文之伪，成为明清以来考证《古文尚书》之伪的力作。
他辛勤笔耕，潜心著述，历经40多年，终于写出了传世最为久远的史学考辨名著——《考信录》。
《考信录》是一部考证古史真伪的著作，以司马迁“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之意名其书。该书分为四录。前录二种：《考信录提要》二卷、《补上古考信》二卷；正录五种：《唐虞考信录》四卷、《夏考信录》二卷、《商考信录》二卷、《丰镐考信录》八卷、《洙泗考信录》四卷；后录五种：《丰镐考信别录》三卷、《洙泗考信余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考信附录》二卷；翼录四种：《王政三大典考》三卷（《三代正朔通考》《经传禘祀通考》《三代经界通考》）、《读风偶识》四卷、《古文尚书辨伪》二卷、《论语余说》一卷。另有撰者自序，汪廷珍序及陈履和例言各一篇。
全书考证内容包括三皇五帝、唐、虞、夏、商、周的历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及其弟子和孟子等人的事迹。直接取材的古籍主要有《尚书》《周易》《诗经》《左传》《论语》《孟子》《国语》《史记》《汉书》等，其余涉及的古书为数更多。
在《考信录提要》中他写道：“《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伪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后之儒者皆尊其说，余独以为不然。夫古帝王之书果传于后，孔子得之，当何如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
他认为上古三代之书孔子未曾提及，这显然有问题，因为伏羲、神农、黄帝等重要人物的典籍，如果孔子看到后肯定会对其作系统的整理而使之流传下来，孔子绝不可能完全删掉那段历史。以此推之，说明上古三代的那些《三坟》《五典》不可能是真的。
本书名为治经，实为考证古史，通过考史实，辨材料，以史实为经，以文献为纬，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其得失者次之。撰者以为研究战国以前的历史，当以六经本身记载最为可靠；诸子百家之说、汉人传注及宋人之作中所记之事，六经不载者，皆须考其本原，辨其是非。
他用以经证史的方法，通过对史事去取的严格择别，对上古历史和孔孟等人事迹，以及古代历法、礼制等作了系统考订，去伪存真，推翻了不少前人成说，并阐明了一些传说的演变过程。如提出《史记·孔子世家》出于汉代人之手，其中亦有不足为信之处，《礼记·檀弓》为汉代人所造等，皆前人所未及。他的《古文尚书辨伪》，虽在大儒阎若璩、惠栋之后，但考辨精要，不乏独到见解。
除撰写史学考辨名著——《考信录》之外，崔述还擅长诗文，造诣颇深，著有《无闻集》《知非集》《小草集》等文集16卷。他的诗以五言、七言为主。在当时流传甚广者如《春日》：“细雨春濡柳，轻风晚落花。砌幽生草碧，城古带烟斜。”《蓼花》诗表达了对故土美景的留恋，而《负薪行》《秋夜独坐》等诗，则直抒胸臆，概况人生。
三
崔述作为我国对先秦古史做系统考证的第一人，其“考而后信”的治学态度、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对后世史学界的疑古之风和后来的“考信学派”和“古史学辨派”的出现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由此也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他在《考信录提要》中说：“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
《考信录》一书，考辨范围广，考证精深，体例严密，学术贡献尤为突出，成为近代疑古学派的奠基之作，开山之著，被后世誉为“探索科学古史体系的先导名著”。
他在《考信录提要》中还说：“故今为《考信录》，于殷周以前事但以《诗》《书》为据，而不敢以秦汉之书遂为实录，亦推广《史通》之意也。”其明确地称周朝以前的事情他只以《诗经》和《书经》为据，而秦汉之后研究经学的著作，他不敢以此为据。
可见，崔述以六经作为辨伪的准绳，其目的乃是维护六经的崇高无上的地位，所以他是从尊经的角度来怀疑与之不相符的古书。
崔述在当时考古还没开展的情况下，敢于疑古辨伪，超越了乾嘉学派训诂考据的藩篱，其学术成就“高出笃信汉学的经学家之上”。
然而，由于他的治学之道不合乎当时考据学常规，始终无法进入学术主流，故不为世人所看重。在他过世的近百年间，其人其书无声无息沉沦，几乎被人遗忘。
直到清末民初，随着史学近代化的展开，打破传统偶像的疑古风气逐渐兴起，崔氏之学才得以被学界关注和重视。
日本学者首先发现了崔氏之学的学术价值。1903年，近代汉学家那珂通世校订刊行了《崔东壁遗书》。其中，《考信录》以精辟的识见和缜密的考证，震动了日本史学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那珂通世认为：“其议论精确，超越古今之儒家流。”
国内最早重视崔氏之学的是刘师培。1905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崔东壁学术发微》，率先宣扬崔氏之学。他赞扬崔述能从理论高度来总结治史方法，能“自标界说”。
一代思想大家梁启超、胡适以及文学大师钱玄同、历史学家钱穆等，对于崔述的疑古精神都有过高度评价。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同当时反传统思潮相适应，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等史学专家对古书和古史真伪问题进行探索，对崔述推崇备至，赞誉他是“疑古辨伪学的伟大先驱”。
上世纪20年代，顾颉刚等一批历史学家着力于研究崔述遗著。1920年12月15日，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清代人辨证古史真伪的，我知道有二大种而都没有看过：一是崔述的《东壁遗书》，一是林春溥的《竹柏山房丛书》。”三天之后，胡适回信说他的藏书中没有《崔东壁遗书》，但他知道日本人那珂通世出过新式标点本。于是胡适写信给日本友人青木正儿，托其代购日本史学会版的《崔东壁遗书》。而此时胡适又找到了《畿辅丛书》本的《崔东壁遗书》，他在给顾颉刚的信中写道：“近日得崔述的《东壁遗书》（还不是全书，乃是《畿辅丛书》本，只有十四种，但《考信录》已全），觉得他的《考信录》有全部翻刻的价值，故我决计将此书单行，作为《国故丛书》的一种。”
顾颉刚经认真研究后，发现崔述的《考信录》是极其有价值的一部书：“崔述研究了一世的古代史，运用司马迁‘考信六艺’的方法，以经书里的记载来驳斥诸子百家里的神话和传说，做成了这部不朽的巨著——《考信录》。他以为后世所传的古史，大半是战国诸子所假造的，主张信史起自唐、虞，唐、虞以上便不甚可稽考了。我们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进他的研究。”（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
1929年，顾颉刚在整理崔东壁遗书时，又获得了大名王守真先生寄来的崔东壁《二余集》抄本。1931年，洪煨莲从燕京大学图书馆破书堆中又发现了崔东壁的《知非集》。
胡适和顾颉刚对于崔述的辨伪观念进行了仔细的探讨与研究，而当时在北大任教的钱玄同也加入了这个行列，钱玄同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说崔东壁是二千年来的一个了不得的疑古大家，我也是这样的意思。”因为钱玄同十分佩服崔述的疑古思想，他特意改名为“疑古玄同”，而且还把崔述与朱熹、颜元、章学诚并称为“宋代以来的四大学者之一”。
钱穆在《崔东壁遗书序》中称：“东壁以百年前一老儒，声名闇淡，乃留遗此数十种书，得身后百年如（胡适、顾颉刚、钱玄同）三君者之推挹，一旦大显于天下。”
经过胡适、顾颉刚、钱玄同这三位大家的提倡，使得学界形成了疑古风气，虽然有人反对这样的观念，但经过顾颉刚等人出版的《古史辨》的大力提倡，由此而形成了古史辨派。
蔡元培为《考信录》题词说：“其推陷廓清之精神，迄今犹不朽也。”梁启超对《考信录》评价也很高：“此书考证三代史事最谨严，宜一阅览，以为治史之标准。”
顾颉刚经多年搜寻、考证，最后编订了《崔东壁遗书》，在1936年出版。从此，崔氏之学彰显于世，声名日振。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了顾颉刚编订的《崔东壁遗书》。
民国二十年（1931年）顾颉刚一行在魏县城南门外崔述墓碑前摹拓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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