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戴圣：

名烁古今的《礼》学宗师

□韩鹏

　　

　　

藏书界公认的“海内第一孤本”，南宋刻本《礼记正义》。

　　

“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

　　

传统蒙学读物《三字经》中所说的“大、小戴”，便是西汉魏郡斥丘，今邯郸成安人戴德、戴圣。

　　

无数代童蒙未开的中国儿童，就是摇着懵懂的大头，用稚嫩声腔念着大小戴的名字，捧起书本，开始接受知识的化育，从此融入大雅传诵、礼乐熏陶的中国文化血脉之中。

　　

如果要从几千年来流传的浩瀚中国文化典籍中，找出几本对中华民族集体人格建树影响最大的书。那么，除了孔子《论语》，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接下来就一定是它。

　　

戴圣的《礼记》。

　　

从所起作用的大小看，《礼记》次于《论语》，比肩《孟子》，却远远超过《荀子》。西汉以后，《礼记》由一部儒学解读式著作，逐渐摇身一变为一部重要文化经典。

　　

这一切，全赖以戴圣。

一

　　

戴德，字延君，号大戴;戴圣，系戴德之侄，字次君，号小戴。他们在汉宣帝时均为博士，戴德官至信都王刘兴的太傅，戴圣曾为九江太守。

　　

叔侄二人还是同学，他们共同受教于汉宣帝时著名经学家后仓。

　　

后仓尤精《诗》《礼》，是《齐诗》的最早重要传人，其《诗》学弟子，著名者有翼奉、萧望之和匡衡。匡衡以说《诗》名世，官至丞相，并授《齐诗》于师丹、伏理等人。

　　

后仓《礼》学的弟子中，最卓著者便是戴德、戴圣、庆普。《汉书·儒林传》载：“(后)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

　　

《汉书·儒林传》认定戴德、戴圣是梁人。梁国，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以秦东、砀两郡建立梁国，都睢阳。戴姓在梁国甾县世为望族。汉章帝建初八年，甾县改称考城，今为河南民权县。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赵禥因戴圣故里为考城，诏封戴圣为“考城伯”。

　　

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则称：“戴氏出自子姓，宋戴公之孙，以祖父谥为氏。至汉信都太傅戴德，世居魏郡斥丘。”魏郡斥丘，西汉时所置，治今成安县东南。北齐改为成安，唐天佑二年改称斥丘，后又改为成安。

　　

《隋书·经籍志》却也将大小戴的籍贯指向梁，其载：“自高堂生至宣帝时后苍，最明其业，乃为《曲台记》。苍授梁人戴德，及德从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有大戴、小戴、庆氏，三家并立。”

　　

《后汉书·桥玄传》载：“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桥玄是梁国人，戴德与他同郡，自然戴德也是梁国人。

　　

戴圣后裔之中代不乏人，如东汉戴凭(字次仲)，官拜光武侍中，曾夺席谈经，传为历史佳话;后魏戴景珍为司州从事，唐代戴胄，任唐太宗宰相，戴至德任唐高宗宰相。《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载：“裔孙景珍，景珍，后魏司州从事;仲孙胄，胄字玄胤，相太宗。孙至德，相高宗。戴氏宰相二人，胄、至德。”

　　

但《后汉书》说戴凭为汝南平兴人，《新唐书》说戴胄是相州安阳人。那么，戴德、戴圣到底是哪里人呢?

　　

毫无异议，他们是邯郸成安人。其实，上述典籍记载并不矛盾。

　　

戴德、戴圣祖籍梁国甾县，到戴德出生时，其家早已迁至斥丘，故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至汉信都太傅戴德，世居魏郡斥丘”。既然“世居斥丘”，戴德出生时，其父祖一定早已落户这里。斥丘为戴德、戴圣故里，当没有疑义。

　　

至于其后裔戴凭、戴胄，又分别被指为汝南或安阳人，则是后来戴氏散枝布叶，家族辗转落户他地的结果，与斥丘为大小戴故里毫不违和。

　　

据民国20年所修《成安县志·金石》载：“城东北二十里，乡义村有汉大儒二戴碑，代远年湮，风霜剥蚀，字迹模糊，莫可辨识，惟中间一行云：‘汉大儒大小戴故里碑，村人为之建坊，以资保护’云。西北又有二戴冢前之神道痕迹数十丈，若断若续，埋于土中，相传冢已没于漳水，独留此残缺不完之神道，于夕阳蔓草间。邑之人过而指目之曰，此戴氏冢也。”

　　

民国本《成安县志》中留存的“汉博士大小戴故里”碑照片。

　

有关此碑，当地有“戴氏碑刘氏立”之说。古碑文革中丢失，神道也已消失。1992年，当地于北乡义村重立“汉大儒大小戴故里碑”，并于碑阴刻有：“礼记二人辑，载入成安，百姓从来钦大圣;宋朝三字经，述评戴著，九州总是仰高贤。”

　　

1992年重立的二戴故里碑。

二

　　

在孔子庞大而系统的儒家学说体系中，有三个字眼十分重要——“仁”“礼”“中庸”。

　　

为了建立一个“均、和、安”终极和谐社会，人首先要通过自身持之以恒的内外双修陶冶情操，提升性灵，完善德性生命，这是以“仁”化人;其次，要规范社会秩序，建立人伦范式，确立人际等级，就必须克制自己非分之欲，这是以“礼”律己;第三，面对纷繁驳杂的社会问题，要有一种统一思想来作方法论，在此思考向度里始终能让自己保持适中而不偏颇，这就是以“中庸”率思。

　　

与“仁”和“中庸”一样，“礼”是儒家文化的核心。

　　

荀子在他的《礼论》中，将礼的作用解释得十分明畅：“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

　　

止乱定分，罢贪安心，构建一个文质彬彬的和谐社会，这是礼的出发点，也是其根本归宿。清代学者淩廷堪精辟地说：“上古圣王所以治民者，后世圣贤之所以教民者，一‘礼’字而已。”

　　

戴圣出生在了一个呼唤儒家经典回归的大时代。

　　

秦焚书坑儒之后汉家代兴，从汉高祖一直到文帝、景帝，黄老无为之学盛极一时。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开始，儒学作为显学才重登历史舞台。所以，人们往往将儒家的回归，以西汉建元元年汉武帝登基作为标志。

　　

其实儒家的凯旋，早从刘邦时代就已开始。

　　

早年“不好儒”，有着“以儒冠为溺器”个人爱好的刘邦，登基之后面对一帮吵吵嚷嚷、狂妄无礼的弟兄，很是不满，也很是没辙，但那毕竟都是些早年提着脑袋跟随南征北战的弟兄。怎么制定一种秩序来确立自己的威望，如何制定一种规矩来框范居功自傲叽叽喳喳的部下?

　　

前200年，汉高祖7年，长乐宫建成，诸侯群臣入宫朝贺，儒生叔孙通率领鲁地群生上演了一场场面宏大、庄严有序的朝礼。这群起自蒿荆的莽汉哪里见过这等端庄整肃的场面?《资治通鉴》说，“自诸侯王一下莫不振恐肃静”，乃至“皆伏抑首，无一人敢喧哗失礼”，刘邦因此激动而感慨地言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由此知道了儒学的重要性，将叔孙通弟子悉数封为郎。而且，还亲自到鲁地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帝王祀孔先河。

　　

汉惠帝时下令废除秦以来实行的《挟书律》，使隐匿于民间的儒学典籍走出灰尘与阴暗，重见天日。

　　

汉文帝启用儒生贾谊，开阔游学之路。汉景帝以儒生为博士顾问，重用儒生胡毋生和董仲舒。

　　

到汉武帝时，儒学终于推开柴扉，再次头面光鲜地走入世人眼中。虽面对信奉黄老之术的窦太后的重重阻挠，但武帝十分欣赏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征公孙弘为博士，任用俱好儒术的窦婴、田蚡分别为朝廷中最重要的丞相、太尉，并且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儒学大师申培公入朝。建元五年，汉武帝下令置五经博士，至此儒学成为官学，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一家独尊的殊荣。

　　

儒学的大昌明带来了儒学的大发展。到汉宣帝时，儒家经典成为士人的法定学习教本，读五经不仅成为社会风尚，而且也是谋取功名的手段。汉博士夏侯胜就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第芥耳”(《汉书·夏侯胜传》。

　　

生存于这样的时代，儒学大师戴德、戴圣无疑是幸运的。

三

　　

汉初，礼学经典为三部：《仪礼》《周礼》《逸礼》。

　　

《周礼》又称《周官》，或《周官礼》，专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则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

　　

《周礼》和《逸礼》属于古文经学，在今文经学大行其道的西汉前期，这两部经典一直被弃于民间，而只有今文经学《仪礼》被立于学官。

　　

如何使先秦的儒家经典文献《周礼》和《逸礼》得以流传?如何廓清当时人据残缺不全的典籍、支离破碎的口授，加上自己的主观臆测形成的今文经《仪礼》?这是戴德、戴圣认真考虑，并为之努力的方向。

　　

他们根据老师后仓的传授，以及手中的先秦典籍，分别为《礼》作记，不仅将先秦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在一齐，而且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分别形成了《大戴礼记》(原85篇，今存39篇)和《小戴礼记》(49篇)。

　　

与五经中的《春秋》有今文经学公羊和古文经学谷梁之争一样，戴氏叔侄的《礼记》与在官学盛行的今文经学《仪礼》，形成了学术上的对峙与抗衡。

　　

想想真是有趣，儒学在汉初第一次打动统治者的心，并使之逐渐产生浓厚兴趣，却不是儒学博大而系统的学说思想本身，而是一次表演——叔孙通执导的一场礼仪。

　　

这似乎也决定了它虽然作为儒学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与其他四经《诗》《书》《易》《春秋》不能等同发展的尴尬遭遇。

　　

从春秋时齐国的晏婴，到战国时的墨子、庄子、韩非，儒家被这些人诟病最多的，就是《礼经》不胜其烦的繁文缛节。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言：“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礼经》的内容，更多是在言明各种具体制度、法式、规矩，或各种礼仪的具体规定和必须遵从的事项，所缺在宏大道理的阐述，缺少微言大义，故而使所学者感觉刻板、机械、烦琐，少有义理发挥的余地。

　　

尴尬便在所难免。在对经学阐释的章句之学大盛的汉代，唯独礼经没有自己的传和章句等解经之作就是明证。

　　

所以，在儒家经典迎来全面回归的汉武帝建元元年之后，《礼》学不管是统治者的重视程度，还是儒生的学习广度，都远远不如其他经典。在政治地位上、传授规模上、接受人群上，都远逊于其他诸经，属于儒学中的冷门科目。

　　

如此看来，戴德、戴圣的“扁舟野渡”式的冷学独传，其学术意义就更加非凡。

 

四

　　

《小戴礼记》的勃兴与流传，缘于一次史上著名的会议——石渠阁会议。

　　

隔着历史长河往回看，这既是一次政治会议，也是一场学术会议。因其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属性，这次会议历来备受后世学界关注。

　　

原因很简单，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讲授儒家经典著作以来，儒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朝廷把《易》《书》《诗》《礼》《春秋》定为重要学习内容进行广泛讲授传播，全社会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投身于儒术，对经学的学习、讲授、解说，形成一股宏大的时代学术潮流。

　　

梁启超将之定义为“时代思潮”。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汉代经学的兴盛，不光是梁先生所说的学人因环境变迁，与共同的心理感应，还应该加上国家政权的大力推行。

　　

由于解说者日多，探研者日众，儒家经典的阐释，一方面呈现出一派云蒸霞蔚的文化繁荣局面，另一方面也由于解说与传授者个人思想观点或能力等原因，随之出现了儒家经典在流传中歧见异说越来越多的情况。

　　

一个钟表可以告诉人时间，墙上一排走时各不相同的钟表，就使人如坠雾中，不知所从。前51年，汉宣帝亲自主持召开石渠阁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评定其正误，解决儒学内部的理论纷争，钦定儒经的标准版本，以促进儒学统一化、标准化、规范化。

　　

石渠阁，位于未央宫北，汉初由萧何建造，以藏入关所得秦之图书典籍。因阁下凿石为渠以导水，故名石渠阁。戴圣，以五经之中《礼》的博士身份，与当时著名的文人学士闻人通汉、施仇、梁丘临、欧阳地余、刘向等，一起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

　　

脚下流水潺潺，阁上众说纷纭，的确是个坐而论道，明辨是非的好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博士的戴德却没有出现在出席者行列。可以看出，他的学术地位远不及侄子戴圣，否则这次颇具权威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不会将他拒之门外。这也许正是日后《大戴礼记》不传的根本原因。

　　

石渠阁会议取得的成绩并不大，远不能说圆满成功。但此次会议，却改变了礼经的官方待遇。

　　

戴圣作为礼学专家身份出现，主要负责五经中《礼》的评定。他论定并博采诸家礼说，辑成《礼记》四十九篇，世称《小戴礼记》，后来经郑玄作注，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礼记》。

　　

作为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的共同特点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孔子，崇尚礼乐，弘仁扬义。但它们彼此也各有偏重，《易》主要涉及的是哲学，《诗》主要涉及的是文学，《书》涉及的是政治，《春秋》涉及的是史学，而《礼》主要涉及的是规范与准则。通俗讲，它的作用就是“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戴圣的《小戴礼记》早先只是在民间流布，从此之后进入官学，后来渐渐摆脱了《仪礼》的从属地位。

　　

在戴圣之前，正如汉高祖青睐儒家是从礼仪开始，《礼》的内容主要是各种具体繁琐的制度，是各种场合下礼仪的具体要求与规定，它更多表现在刻板而机械的形式规定中，而缺少微言大义，所以很难让人置喙其中，在其间阐发独见。

　　

戴圣的《小戴礼记》用为《礼》作记的独特形式，增添了《礼》的儒家精神内涵，彻底改变了《礼》经原先只是各种刻板而繁琐礼仪制度的汇编，而缺少思想阐发余地的毛病，从而赋予了《仪礼》全新的生命。

　　

这里涉及到一系列绕不开的学术概念，容粗略一谈。

　　

经学研究是汉代学术的核心，它的本源是先秦儒学的《诗经》《尚书》《仪礼》《易经》和《春秋》。经学著作的体裁统而言之，有经、传、说、记、章句、训诂、笺等几种。

　　

经，是指先秦儒家原始著作;传，是对经的阐发性著述，而且专指战国至汉初儒学先师的权威性著述，如《易经》的《易传》，《春秋》的《公羊传》;说，出现于西汉中期，是汉儒对经和传的阐释。

　　

记，是对经、传的补充记录与说明，将有必要记入但却“名不见经传”的东西补录，就是所谓的学有所记，以进一步阐扬经的大义宏旨。

　　

《小戴礼记》的可贵之处是，它走出了传统礼经的藩篱，开拓出一个朗天阔地的崭新世界。它所包涵的内容，不光有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而且还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其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

　　

东汉末年，经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戴圣的《礼记》由此得以大倡，从此盛行不衰，而且由原先一部解说经典的著作，逐渐变成了经典。

　　

到唐代，它被列为“九经”之一，唐朝国家设科取土，把近20万字的《左传》和10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5万字的《仪礼》和《周礼》《诗经》等列为中经。

　　

因为《礼记》文字比较通畅，难度较小，且被列为大经，到宋代，它又被列入“十三经”之中，为士人必读之书。

　　

到明朝，《礼记》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汉朝五经里有《仪礼》没有《礼记》，明朝的五经里却是只有《礼记》而不见《仪礼》了。

　　

至此，《礼记》完全取代了《仪礼》。

　　

五

　　

从西汉到明清，《礼记》一路阳光普照，一路高歌猛进。

　　

这不仅因为它涵盖了《仪礼》的内容，使古代的礼仪制度得以流传后世，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的朝规帝制有着重大影响，而且详尽论述了制礼的意义和精神，并从中宣扬了儒家的礼治思想与目的。

　　

从文学角度看，《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这就很吸引读者，很引人入胜。

　　

从政治角度看，《礼记》记载和论述了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这部九万字的著作，可谓内容广博，门类繁杂，涉及广泛，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从中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这就很合统治者的胃口，用起来甚感顺手。

　　

历代封建王朝深切认识到，在强化国家机器的同时，必须利用以礼治主义为中心的儒家思想，才能吸引广大知识阶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动，如此才可以长治久安。这是《礼记》被推上经典地位的根本原因。

　　

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这样的书籍如何不得以广泛流传?

　　

这里仍然不能不再次提到郑玄。

　　

郑玄以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后汉书·郑玄传》总结郑玄的经学成就时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说，删裁繁芜，刊改漏失，择善而从，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博综古今，广洽精详，兼采异说，遍注群经。据清儒郑珍考证统计，郑玄的著述约有60种之多，其学术成就之大非常人可以想象。

　　

毛亨、毛苌叔侄的《毛诗》曾经被他作笺(笺与注释不同，笺是宗一家之说而又有所引申发明。作者注)从此，毛诗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跨越千年云海，翱翔至今。

　　

戴圣、戴德叔侄的《礼记》被他作注，从此，《礼记》代庖《仪礼》，独步古今。

 

六

　　

闪烁在戴圣《礼记》中的光芒，其实远不止是被人喜闻乐见的文采，也不只是被统治者青睐的工具化礼乐思想，更重要的是其发幽掘隐的洞见，与别出心裁的文化人格独塑意识。

　　

来看一段《礼记》中儒家知识分子的自我人格标定：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 忠信之美，优游之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成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读之令人肃然起敬!

　　

自古迄今一代代人格高蹈、节操磊落的文化士子，不就是按照这个坐标，来框定自己的人生?传统儒家精神的养成，人文情怀的建立，不都是以此为渊薮而蔚然成风?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这样的礼，文质彬彬又刚肠疾恶，谦和冲穆又独有秉持，温文尔雅而又决不妥协。

　　

而这，才是孔子所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的礼，也才是他所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礼。将礼看作愚忠与吃人的人，都没有真正读懂戴圣，更不懂孔子，还不懂一脉相传的中国儒家文化精神。

　　

七

　　

这是中国文明史上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当异族统治者通过暴力、血腥与屠戮，最后以胜利者的姿态入主中原之后，他们却很快臣服于被征服者的文化，呈现出对汉文化的无比欣赏之中。

　　

当这些从白山黑水、大漠孤烟或广袤草原呼啸而来的民族，骤然闯进陌生的中原，在丽宫敞殿里成为主宰之后，忽然发现自己除了骠悍与勇猛，竟然一无是处!不仅无法从精神层面统领这些战败区的人民，而且不懂国家政权的创设、运行和管理，甚至还无法安稳胜利后居功自傲、粗野无礼的乱糟糟手下。

　　

于是，为了王朝的稳固，笼络被征服区域占据文化主导地位的汉人士层，同时为了让那些刚刚换上官服，原先出身草莽的弟兄们，从打打闹闹、推推搡搡中变得尊卑有秩，上下有序，这些统治者无一例外，均对汉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倾心和依附。

　　

他们求教的殷切目光，落在了儒学的肩头，而儒学六艺中的《礼》是焦点所在。他们长久思考后，恍然大悟：礼虽是儒学六经之一，却蕴涵着更多儒学精神向度的意蕴。合称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涉及的是规范与准则，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渊薮。

　　

礼，有着理人伦分际，序长幼尊卑，顺上下等级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们格外重视《周礼》，并由此延伸到对儒学的顶礼膜拜。

　　

如前秦氐氏苻坚，积极恢复太学和地方各级学校，广修学宫，招聘学者教，并强制公卿以下的子孙入学读书，而且每月幸临太学，考问诸生经义，品评优劣。同时规定俸禄百石以上的官吏，必须“学通一经，才成一艺”，否则一律削职为民。

　　

还如后赵石虎，这个残暴成性、昏虐无道的暴君，在残忍狠毒、滥杀无辜的兽性之下，竟然“颇慕经学”。

　　

还比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490年亲掌朝政之后，为进一步全面汉化，首先迁都洛阳，继而推出系列汉化政策：改鲜卑姓为汉姓，禁止鲜卑族同姓结婚，鼓励与汉人通婚。他不仅自己带头改名为元宏，娶汉族大姓女子为后妃，并给他的弟弟们也娶来汉族妻室，而且将公主们嫁给汉人。他还下令鲜卑人一律改穿汉服，禁止说胡语，并严厉规定在朝廷为官者如果再说胡语，就降爵黜冠，为此他不惜杀掉太子以儆效尤。

 

……

　　

如果没有大小戴振衰继绝，整理并续传《礼记》，罹患过不可计数兵燹战乱之灾的中国，即便是胜利的入侵者想依《礼》求治，收拾破碎的山河，安顿离乱的天下，但到哪里找寻治国的法宝《礼》呢?

　　

有戴圣的《礼记》在，他们顿时放心。

　　

因戴圣的《礼记》在，中华文明也顿时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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