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国宝  战国青铜马

文/李建欣

步入邯郸市博物馆，首先进入我们视线的是一组青铜马塑像，造型古朴道劲，激人奋进。不难看出其独特之处，同时也让我们联想到一句家喻户晓的成语“胡服骑射”。其塑像的构想，来自于赵王陵二号陵墓出土的三件青铜马。不少热衷赵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对这“三匹马”从不同层面开展了研究，并取得可喜的成果。这“三匹马”现陈列于邯郸市博物馆，不少观众慕名而来，亲眼目睹邯郸国宝，一起见证赵国先人为我们留下的珍贵杰作。

一、青铜马的发现及其造型特点

1997年10月18日，发现位于邯郸市西北陈三陵村战国时期的赵国王陵二号陵被盗，公安、文物部门联合行动，当场抓获了数名盗墓犯罪分子。市公安局立即组成了专案小组展开侦破工作。据犯罪分子交待，这是一个有人指挥、专人实施盗墓、专人贩运的“一条龙”盗墓团伙。他们经过周密的谋划与准备，使用洛阳铲从二号陵台上北侧的一座封土墓顶向下打开一个探孔，从探孔装入定向爆破炸药，引爆后把封土挤压在孔壁周围（在2号陵周围找不到任何挖墓的新土)，形成一个约60余厘米的竖洞。他们从竖洞进入墓室，盗走了三件青铜马，一件兽面铜铺首，一件透雕夔龙纹金牌饰和209件战国玉片等珍贵文物。其中的三件青铜马和一件青铜铺首已经出手。公安干警经过百余天缜密侦察，万里追踪，于1998年5月12日终于使这批盗卖国外的珍贵文物“完璧归赵”，其余金牌饰和玉片也在不久得到追缴。经过鉴定，这两批追缴的被盗文物均系国家珍贵文物。

如今三件青铜马陈列于邯郸市博物馆《赵文化展厅》，为镇馆之宝。赵王陵出土的三匹青铜马，形体各异，比例准确，形神兼备，或低首伫立，或昂首欲行，生动逼真，动感十足。经文物专家鉴定，一致认为，这三件青铜马“造型简洁、准确，为罕见的先秦时代立体圆雕马的造型，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这三件青铜马，从造型外貌来看具有典型蒙古马的特点。一件是昂首青铜行马，作仰首行走状，高18厘米，长24.5厘米，腹围17厘米，重约1470克；另一件青铜马，作低首伫立状，高15厘米，长22.5厘米，腹围18.2厘米，重约1605克；第三件青铜马，作低头觅食状，高15厘米，长23.5厘米，腹围18.3厘米，重约1375克。这“三匹马”的共同特点是尾巴打结，肌腱隆突，四腿发达，背部丰满，臀部强健，马颈有力，为成年战马的造型。可见当时的工匠们均采用多视角立体构图的圆雕手法，以一条和谐明快的曲线勾勒出马的头、背、臀、尾的整体轮廓，头部颌骨突出，颌角分明清晰，眼神凝重深邃，鬃毛与马尾线条流畅，连马掌部位都刻划得惟妙惟肖，从不同的角度将马的动与静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三件青铜马造型完美，刻画细腻，风格写实，反映了赵国青铜造型艺术的精湛。

这三件青铜马具有完全写实风格，是我国同时期考古的首次发现。已知出土的秦始皇铜车马、甘肃武威马踏飞燕以及河北徐水防陵汉墓铜马，均为秦汉时期的铜马。湖北九连墩战国楚墓中也出土了青铜马，而赵王陵出土的青铜马与之相比，其艺术风格则表现了更加明显的写实性，可以说赵王陵出土的铜马在目前仍然代表了这个时期青铜马造型艺术的最高成就。

二、关于对青铜马主人的猜测

赵王陵是战国时期赵国国王的陵墓。位于邯郸市西北紫山东麓的丘陵地带，东距京广铁路6公里，东南距邯郸市区8公里，现有王陵5座，均坐西朝东，呈西南一东北方向分布。这5座王陵均筑有高大的坛状陵台，以自然山丘为基，周围夯筑拦土坝，内填土石筑成。陵台东面有神道，自西向东顺斜坡而下。各陵台顶部中央有封土墓冢，其中一、三、五号陵各有一座封土墓冢，二、四号陵各有两座封土墓冢。整个陵区占地面积28平方公里，是目前所知单体规模最大的战国王陵。其中被盗的这三件青铜马就出自赵王陵幕群的二号陵。

二号陵，位于邯郸县陈三陵村西北约1公里，南为峡谷，西是陡坡，北有山冈。坛状陵台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42米，东西宽182米，中部略高。在陵台顶部中央，南北并排有两座封土墓冢，均呈方形覆斗状。其中南面墓冢底部面积为40×40米，高8.37米；北面墓冢底部面积为40×35米，高约11米。陵台东边有登陵的神道，东西笔直，作斜坡形，神道宽63米，残长85米。神道边缘也经过夯打，非常坚固，虽经历了两千多年，但道路的轮廓仍十分明显。从整体情况来看，赵王陵二号陵保存较好，形制清晰，为我，连马1国战国时期陵墓的典型代表。

这座陵墓的主人是谁呢？找到了墓主人的身份也就找到了三件青铜马的主人。实，反这几座陵墓都还没有发掘过，目前没有考古资料的佐证，所以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只格，是能从史书上去寻找。最早对其记载的就是《史记》了，但司马迁并没有详细明确的记载，只是稍做提及。《史记·赵世家》以及中记有赵肃侯“十五年（公元前335年）起朝的维寿陵”，但对前后各代赵王筑陵之事并未了青角提及。《汉书·高帝纪》中记载了秦灭赵后对赵王陵损毁的事情，到了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的时候令民五户为其守陵，得到了官方的保护。明代嘉靖年间的《广平府志·古迹志》中的陵墓类对赵王陵作了一些描述，但那个时候已经不清楚各个陵墓所属赵王的身份了。按《广平府志》：“赵惠文王陵与孝成、悼襄二王墓俱在邯郸县西北，俗称三陵。西一陵在三陵村西北紫山东南，去县二十里许，墓有三顶。中一陵在西陵东北三里许，向东有甬道、土阶，长约半里，墓有二顶。东一陵去中陵又十里许。远临洺关亦有甬道二顶。”其中所指“西一陵”，应是今3号陵，“中一陵”即2号陵，“东一陵”即1号陵，而临洛关的“甬道二顶”显系4、5号陵。所记赵王陵墓群的方位与今相符。

赵王陵墓群，五座陵台有两座上面并排两个封土墓家，根据目前一些学者的研究分析，这七个封土墓家应该是七个赵王的陵慕（最后一个赵王迁被秦军流放楚地)，其中包括赵武灵王。史上多讹传赵武灵王葬于灵丘，并不足信。赵王陵都位于当地小山丘上，呈东北至西南的条带状分布，如果按照《广平府志》和清代《邯郸县志》推测，赵敬侯、赵成侯和赵肃侯的墓在永年境内，而邯郸县境内的则依次为武灵王、惠文王、孝成王和悼襄王。这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遵循周礼埋葬制度中的召穆制，长者居中，左召右穆的话，则赵武灵王墓应是二号陵台上的一座，而且很可能是被盗的墓冢。当然这些都只是推测，真实的情况还有待遇考古资料的证实和新的研究发现。

三、战国青铜马与胡服骑射

我们现在虽然无法确定这三件青铜马的主人是哪位赵王，但这三件青铜马则体现了战国那个时代，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

史书记载，赵之先祖与马似乎有着密切关系。《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为帝大戊御。”“造父幸于周缪王（周穆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时伐戎，为御。及千亩战，奄父脱宣王。”赵氏先祖中衍、造父、奄父等世代以驾车为业，与马结下不解之缘。马在先秦时期甚至与龙有相当的地位。《周礼·庾人》：“马八尺为龙，七尺以上为睐，六尺以上为马，”先秦文献中，这种龙马混用的现象很普遍，表明了马在那个时候很高的地位等级象征。

马在古代军事上有着重要作用。战国时期，群雄并起，风云变幻，赵国周边局势严峻，陷入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公元前307年，为摆脱四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实现国富民强的夙愿，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通过考察了解北部胡人的情况，他让士兵脱去长袍广袖的汉装，改穿简便合体的胡服，练习骑射技能，建立了骁勇善战的骑兵部队，赵国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后来，赵国向周边扩张，击败楼烦、林胡等游牧民族势力，灭中山国后，开拓疆域北到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胡服骑射不仅开创了中国古代骑战时代的先河，还对古代军服和后世服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国北方地区畜牧业发达，盛产良马。这些良马保证了骑兵所需，使得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得以顺利实现。

从民族融合方面来看，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北方游牧民族在与中原国家的长期冲突中也得到了广泛的交流，不断地从中原华夏文化中吸收新鲜的文化因素，也在不断地改变他们的生活面貌，从而使游牧民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汉化。北方游牧民族的骑马文化与中原的华夏文化不断的冲突与兼容，使它们之间也得到了相互促进与融合，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二者冲突与融合的产物，成功地将北方的骑马文化引入中原国家，由此而开创了中原由车战到骑战的伟大时代，使中原地区的战争面貌发生了波澜壮阔的变化，甚至引起了整个华夏国家社会生活的震荡，这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一点上，马起着中间桥梁的重要作用。这三件青铜马的出土，印证了战国时期赵国君主对马的无比宠爱，对研究赵国的政治、军事及青铜艺术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者系邯郸市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河北省博物馆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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