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当代中国为何没有出现真正的文学大师？

“当代中国没有出现真正的文学大师，……乃是因为他们缺少对真实的形而上理解，太把社会的认可当回事，而不是把文学当回事。”

遥想当年读书

文：景凯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民像是从冬眠中苏醒过来，刚刚步入大学的青年学子内心涌动着冲破桎梏的愿望。每一篇伤痕小说问世，都会引起热议。大家私下谈论着《今天》、《这一代》、星星画展。唱邓丽君的歌，跳交际舞和迪斯科。

其时提倡思想解放，但思想实际是极端贫乏的。我和几个同学还组织了几次没有结果的讨论，这更像是一个青春期或荒废了的青春期的挑战与反叛。对于中国将向何处去，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清楚，只是感到自己的命运将会改变。

回想起来，我那时并不很兴奋莫名。并不是不关心政治，只是觉得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些思想争论，权力操作的意味太浓。对权力的怀疑，使我一直保持着和时代的距离。即使今天，对那些揭密史实之作，我仍然不大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始终不是创造历史的人，而是承受历史的人。这种对历史事件之意义的怀疑导致了自我选择的失语，加深了对权力的疏离感。那段时期，我躲在大学宿舍，按照自己拟的书单读了不少经典著作。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我很快就兴趣索然。将苦难描写成一种时代阴谋下的产物，这样的苦难对认识社会、认识人生都没有多大价值。记得最初读了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里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后，我便将中国当代文学定义为传奇，它的抒情价值远远大于生命的写实。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2008），俄罗斯作家，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

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当代中国没有出现真正的文学大师，并不是因为作家们太关心政治或远离政治，乃是因为他们缺少对真实的形而上理解，太把社会的认可当回事，而不是把文学当回事。

促使我的阅读兴趣从文学转向美学的是李泽厚，他是八十年代青年的精神导师，他的《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让我意识到，文学的精神实质是审美，是思想，不是形式。此后对思想史的兴趣，也是那时形成的。

因此，在一旦接触到存在主义文学时，萨特和加缪便立刻成为我的阅读重点。异化、荒诞、反抗、绝望、自由选择、他人就是地狱、悲观主义、个人主义……这些属于西方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词语全变成了正面的词语，具有了挑战现实的意义和快感。今天已经很少听到“异化”这个词了，在八十年代那会儿，这个词就意味着一个人没有自我人格，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法国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局外人》《鼠疫》等。

由此而尼采，而叔本华，而卡夫卡。这些阅读都不是为了研究和职称，而是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个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路径，因此显得杂而不精。我天生就不是一个学术中人，而是一个问题中人，读书只为精神计，故能长期安于做大学里的边缘人。

1986年研究生毕业，偶然在一美国访问学者那里读到昆德拉的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很喜欢，觉得与中国的现实十分契合，其中的政治与性也比中国作家写得更加真实，随即将它翻译出来。没想到能出版，更没想到昆德拉在中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当代其他外国作家。

此后又翻译了他的《玩笑》《生活在别处》。关于昆德拉其人其书，我自己也写了一些文章。这里想说的是，昆德拉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还是思想资源上的启迪。

在我看来，八十年代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思想的深度上是没有多少新意的，从西方语境的参照来审视文革的成因，不如来自同一政治文化语境的参照更为可信。因为它们都表现出相同的社会、文化的自我毁灭过程，人人陷入欺骗、伪善和憎恨的世界。后来，我写文章谈文革是一种毫无目的的残酷，将其看作是一场人性灾难，便是从昆德拉小说中得到的启发。

昆德拉具有一种经验主义的常识立场，他使我看到，美常常未必是自由的象征，而可能是自由的牢笼，即苏珊·桑塔格所说的“迷人的法西斯”。

甚至今天我们还能看到昆德拉所说的“刻奇”（Kitsch）的表现，整个社会出于某种崇高的道德激情，敌视任何人性的自私一类真实而卑下的话语，实际上是以一种整体主义压制个人主义。而当后者完全不见容于社会时，人们必然会再次不尊重经验常识和多元价值，社会的道德将变得更加伪善，更加不可信。

那个年代的阅读是思想的寻求，尽管是肤浅的，甚至是迷惑的，但其人文主义关怀却是那一代人的财富。拒绝某种建构的制度目标，按照生活的本然目标尊重人本身，是从那个年代起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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