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鲁迅的分水岭在哪里？

鲁迅，胡适，中国近代史上的两座文化高峰。

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们俩都是旗手，相互欣赏，并肩前行；

然而不久，这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以致相互对峙。

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岁月，战斗了一生的鲁迅说：我一个也不宽恕；而矢志追求自由的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一个时代能够同时容纳鲁迅与胡适，这本身就是一道奇观。

那么，他们俩究竟有着怎样的分歧？

在他们身上为什么会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

在今天，我们到底需要鲁迅还是胡适？或者两个都需要，一个也不能少？

梳理早年的经历，这两个人有着太多的相似。

01

鲁迅生于1881年，胡适生于1891年，他们俩刚好相差十岁。

鲁迅的故乡绍兴和胡适的老家徽州，都堪称当时中国的文化重镇。

他们都出生于官宦之家，自小都具备一定的读书条件，事实上，这些条件也促成了他们。

 

但很快，两个人都遭遇到父亲去世、家道中落的境况，在世事的磨难中，他们俩分别走向出国留学的道路。

留学之前，守寡的母亲早早为他们订下没文化、小脚、年龄还比他们大的媳妇。

留学期间，母亲们不断逼婚，甚至以“母病速归”的电报骗取他们早点回来就范。

在外面无论多么激进与新潮，回到家里，他们就是中国式的大孝子，默默接受母亲安排的无爱的婚姻。

 

1906年夏天，在订婚的第八个年头，25岁的鲁迅与28岁的朱安成亲；

1917年冬天，在订婚的第十四个年头，26岁的胡适与27岁的江冬秀结婚。

鲁迅说，我不知什么是爱，我是为老太太娶媳妇；

而胡适，他一面在杂志上抨击旧礼教，一面却心甘情愿成为旧礼教的牺牲品。

鲁迅与胡适相识于1918年。

此前一年，应主编陈独秀之约，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最先拉开白话文运动的序幕；

隔年，鲁迅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一时，中国文化界掀起狂飙巨澜。

 

相识之后的前六年，堪称鲁迅与胡适的“蜜月期”。

鲁迅说，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使“无声的中国”变为“有声的中国”；

而胡适对鲁迅总是怀着“最诚意的敬爱”，称《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

同为北大教授，又同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们俩自然有太多的共同话题：

反对文言文，反对旧道德和旧礼教，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等等，他们喊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那时，胡适有事没事就到八道湾的鲁迅家里坐坐，吃吃朱安烹调的绍兴菜。

而鲁迅在他的日记里有关他们交往的文字记录就有50处之多。

那六年，真挚的个性、文人的磅礴气质以及文学追求上的纯粹，让他们之间的友谊散发着难得的人文精神。

02

然而，他们的不同似乎是命中注定，这从他们早年的求学路径就可以得窥一斑。

父亲死后，鲁迅跑到南京去读免费学校。

一个偶然的机会，学校要挑5名学生去日本留学，他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得以东渡日本。

在日本，他先学医，后从文。

 

这个转向，乃是我们熟悉的《藤野先生》中的一幕：鲁迅看了一个幻灯片，日本人要杀一个中国人，一群麻木不仁的中国人在围观。

这场景使他认识到，医治灵魂远比医治身体重要。

那时，一大批流亡革命家或倾向于革命的改良派聚集在日本：孙中山、章太炎、邹容、梁启超……

在这些人的影响下，鲁迅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革命气息，尤其是读到邹容的《革命军》后，他毅然决然地第一个剪掉了辫子。

革命，就这样天然地与他亲近。

而少年胡适在上海读书，上海是那时中国最包容的城市，他不仅在这里读书读报，英语也学得溜溜的。

就在这时，美国返还庚子赔款，这笔钱被用于中国官派学生到美国留学。胡适抓住第二批的机会参加考试，以招收70名中的第55名得以远涉美国。

在美国七年，他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由学农转为学文。

他经历了两次美国总统大选，为美国的选举制度所折服。

从此，他认为欧美的制度文明才是改变贫穷落后中国的良方。

他师从哲学大师杜威，在杜威的决定性影响下，形成了后来著名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思想。

 

03

鲁迅与胡适看问题角度的不同，其实从他们相识的那一年就约略可见了。

当时，在《新青年》当编辑的钱玄同故意以读者的身份给《新青年》编辑部写信，罗列很多复古派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言论，然后由同样在杂志社当编辑的刘半农回信逐一批驳。两封信同时刊登在《新青年》上。

掺不得沙子的胡适认为，这种“双簧戏”是轻薄之举，而鲁迅则认为此举无可非议。

鲁迅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对社会的黑暗面，他以笔为矛，将其一一戳破，并用辛辣的语言进行讽刺，不给其留有一点余地；

相比之下，胡适就要表现得大度和温和得多，他也指出国家和社会的弊病，但用语婉转，总是希望通过改良来完善。

鲁迅支持学生运动，但凡学生为国事上街，他必定为之鼓与呼。

胡适则反对任何情况下的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要把精力放在做学问上，上街不仅救不了国，还是放弃青年人应有责任的行为。

革命，在鲁迅眼里，乃是为真理不惜赴汤蹈火，乃是金刚怒目式的呐喊与抗争，乃是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

他后来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势所必然。

 

而在胡适那里，革命就是暴力和抢劫，最终不过以暴易暴。

他追求公平、公正、平等，但是在达观、宽容、平静、深邃的心态下进行。

正是基于此，他得以成为新月派的实际领袖。

胡适曾去见废帝溥仪，鲁迅写文讽刺他，说这是要向皇上献“治国平天下”的计策。

在《忆刘半农君》中，鲁迅对胡适极尽讽刺。

他说，如果有人说刘半农是“浅”，那么有的人就是“烂泥的深渊”，这“烂泥的深渊”指谁不言自明。

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中，鲁迅直接点名“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当军师是他“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

胡适对鲁迅的讥讽抨击，从不使只字辩解，相反，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总是表达自己对鲁迅一直以来的尊敬。

当陈西滢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作品，并以此攻击鲁迅时，胡适站出来，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

为还鲁迅一个公道，他建议最好由陈西滢自己出来写一篇短文澄清。

鲁迅去世后，苏雪林写信给胡适，骂鲁迅是“刻骨残毒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无比的小人”，她声称要“向鲁党宣战”。

胡适不仅不赞同她，还指出她不可攻击一个人的私人行为。

他认为，评价一个人，一定要“持平”。

怎么持平呢？

他说：“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他指出，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鲁迅身后，蔡元培等筹划出版《鲁迅全集》，打算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没有人能认识那里的人。

他们找到胡适，胡适尽心尽力，专门写介绍信让许广平去接洽。

做人做到这个地步，应该还可以吧？

04

鲁迅要跟胡适论战，奈何胡适闭门不出，这种论战就变得无趣。

但要说到鲁迅跟当时文坛其他人的论战，那真是数都数不过来。

鲁迅自己说过：横眉冷对千夫指。诚哉斯言。

鲁迅在《拿来主义》里有一段话：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

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

这段话讽刺的是邵洵美。

邵洵美出身于晚清重臣之家，曾留学英国，他的妻子是清末首富盛宣怀的孙女。两家无论从家世还是从财富来看，都够得上平起平坐。

这个邵洵美一向对鲁迅恭敬有加，有一次他请鲁迅和萧伯纳一起吃饭，吃完饭，因为下雨，他还开车送鲁迅回家。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文坛新星，鲁迅却说他是个“穷青年”，他的宅子是“做了女婿换来的”，令他有苦难言。

 

被鲁迅骂得最狠的恐怕要数梁实秋了，著名的“痛打落水狗”，这“落水狗”的帽子就是送给这个留美归来的高材生的。

还有一顶帽子，是左联的冯乃超送给梁实秋的，叫“资本家的走狗”。

梁写文回应后，鲁迅劲头上来了。

他说还没有打中梁的命脉，于是一挥而就《“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一个形容词“乏”，使得这篇文章在后来的大陆教科书里作为课文呆了数十年，梁实秋的“丑恶”形象也跟着固化在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脑海。

 

与鲁迅的“睚眦必报”相比，胡适从来不挑起与任何人的骂战。

虽然胡适挨骂的头衔很多：走狗、汉奸、竖儒、反革命、叛国者、丧行文人、无耻文人、胡说博士、最下贱的中国人等等。

但他满不在乎，不以为意，甚至如果有谁骂得不好，他反而替谁着急。

郁达夫刚出道那会，他在一篇文章里含沙射影，指责胡适跟着外国来华名人跑来跑去，把几个外国人的演说糊里糊涂地翻译翻译，就算新思想家了。

胡适看到后，只是婉转地表白了一下，谁知竟激起郭沫若也来帮腔。

胡适直接写信给郁达夫，表达他爱惜少年天才，愿与他做诤友。

之后，他又亲自登门拜访郁达夫，与他尽释前嫌。

那天，包括郭沫若在内，几个人交谈饮酒，郭沫若得知胡适曾多日诵读他的《女神》，竟兴奋地拥抱亲吻起胡适来。

05

细细考究，在对待小脚妻子的问题上，鲁迅与胡适也是判然有别。

鲁迅忠实践行“为老太太娶媳妇”这句话。

 

与朱安成亲后，他虽然也把朱安带到北京，但从来没有碰过她，也没有正眼瞧过她。

在朱安数十年的悲苦日子里，看不到鲁迅曾对她动过恻隐之心。他与许广平同居生子，也视同朱安如空气般的存在。

在鲁迅看来，朱安既然是旧礼教带来的产物，那么朱安本身就形同旧礼教。

                

没错，胡适是以“上断头台”的心情走进他的包办婚姻的。

但在婚后他接受了现实，不仅与江冬秀生下二男一女，带着江冬秀老家、北京、美国、台湾来回地搬家，还与她实现了白头偕老。

虽然也曾有过非分之想，但在属虎的江冬秀的咆哮之下，属兔的胡适只得乖乖收心。

对于胡适来说，江冬秀是旧礼教带来的产物，但这不是江冬秀本人的错，所以他要容纳江冬秀。

鲁迅去世前一个月，写了一篇文章《死》。

他说，他在病榻上想起了欧洲人在临死时，都会有一种请求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别人的仪式。他接着写道：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

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而胡适去世前两年，发表了《容忍与自由》一文，表达了与鲁迅完全相反的思想境界。

他引用史学大师布尔先生的话，说自己年龄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说：

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好了，我们应该知道胡适与鲁迅的分水岭在哪里了。

鲁迅是“匕首”，是“投枪”，所以他的照片看起来总是那么冷峻；

而胡适到哪里都带着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所以照片中的他始终面带微笑。

毫无疑问，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鲁迅，因为批判精神是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前行的动力；

但我们更需要胡适，因为如果没有容忍，鲁迅从哪里出得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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