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拍摄时间：1999年）
批评对什么有效
谢有顺
继续文学批评的工作，我觉得自己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障碍，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必须非常熟悉批评的对象，而且通晓艺术内部的所有奥秘。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面对文学发言的有效资格。我在这种要求面前遇到了困难。首先，我无法充分了解自己的批评对象，比如小说，它的数量每时每刻都在大规模地增长，以我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根本不可能熟悉它的每一个角落；其次，现代的艺术面貌变得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叙事艺术，更是繁复多样和深不可测，要想真正通晓它谈何容易。有一段时间，我对批评的事业抱着深深的恐惧，总是觉得自己没有读足够多的书，也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应付叙事难度的挑战，以致我多遇见一次晦涩难懂的小说，恐惧就多深一层，甚至到了不敢下笔的地步。心中似乎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向自己发难：你还有那么多的小说没有读，你还有那么多的叙事理论没有掌握，你还对那么多的批评资源是陌生的……
我开始考虑批评的使命、立场和局限性，并寻找缓解这种批评焦虑的途径。我发现，最伟大的批评，都不会只是文学现象的描述或某种知识背景的推演。本雅明评波德莱尔，海德格尔评荷尔德林、里尔克，别林斯基评俄罗斯文学，克里玛评卡夫卡，都算是很出名的批评了，可这类批评文字的最大特质是饱含了探查存在的热情，批评家更多的是与批评对象之间进行精神对话，借此阐释自己内心的精神图像，对美的发现，以及对未来的全部想象。没有人会否认这些批评所具有的独立而非凡的价值，它与那些伟大的思想著作一样重要。我认为它是一种理想的批评路径，因为它浸透着批评家的心灵。索尔仁尼琴曾说，文学和艺术“重述不能达到心脏的事物是徒劳的”，它补充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的另一句话：“美将拯救世界。”我想，索尔仁尼琴的话对批评同样有效。
沿着这样的思考路径往下走，我毅然远离了批评中属于技术主义的部分，诸如修辞、反讽、叙述风格等命题，作为学问，我尊敬它的研究者，但于我来说，它距离我的心灵却太遥远了，我更愿意相信神学家蒂利希所说的，艺术所要呈现的是“无论如何与我相关”的事物。我写作文学批评，许多的时候，是从个人对存在的理解开始进入的，结果我发现，它与对象之间的交流依然有效。这一点让我感到兴奋，我由此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展开对世界、对个人内部事物的追问，蒙田在说到类似的问题时，曾不无幽默地说：“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
除了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外， 我实在找不到更为高贵的写作理由。
克里玛在分析卡夫卡如何从完全是个人危机（出于捍卫个人写作的自由和对婚姻的恐惧）中进行写作时总结道：“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这是对卡夫卡最深刻的理解，也是写作所能达到的最高领域。我同样希望，写作能够缓解我内心的恐惧、矛盾和不安，带来真正的慰藉，从而描绘和捍卫属于我个人内部的事物，我的疼痛和寒冷，我的现实和梦想。批评应该也能做到这些。至于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忽略了俗常意义上的所谓批评规范，许多时候就顾不得了。每个人都在寻找对个人有效的写作方式，虽然彼此之间的方式可以不同，意义却同等重要。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1999年第5期
批评家印象记
奇迹似的谢有顺
孙绍振
对于谢有顺的成长，我是见证人之一，在我的心灵中，有一系列精彩的感受要与读者共享，但是，当我拿起笔来，又觉得充分展开这个主题有我力所不能及之处。纷纭的闪光的思想，读者完全可以从他的文章中感悟，根本无须我来饶舌；而在文章以外，活在他心灵中的宝贵的体验，又不是套用现成的话语所能够表述的，要找到恰当的说法，可能还需要假以时日。但是，我还是决定尽可能把我感觉中最成熟的东西表达出来。
在我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谢有顺的出现，是一个奇迹。
他第一次到我家里，具体情景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他的才气给我的震动， 我心灵受到的冲击，至今记忆犹新。这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已经习惯了面对平庸和麻木，见怪不怪。
20 世纪60 年代初，我从北京大学被放逐，经过一番沉浮辗转，70 年代初， 流落到不太著名的福建师范大学。二十多年以来，我对于这所给我安身立命之地的校园逐步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感情，虽然戴着这所大学的校徽，在省外，并不能给我增光，但是，与省级同等大学相比，由三所老大学合并的历史优越感却还没有消磨殆尽。我周围的同仁，包括教育界和文艺界的，水准和全国一样良莠不齐，杰出的当然不在话下，但是缺乏独立思想和艺术见地成了通病。教了一辈子文学，搞了一辈子创作，精神却并不因为与审美价值有职业性的亲近而变得分外地清洁起来，司空见惯的是，贬值的职称为堕落的心灵戴上了光圈， 在极其个别的人那里，甚至打分的权力也与商品交换搭上了关系。
如此斯文扫地，如此滑稽，但是，已经不再可笑。我多年以来已经习惯了和世俗妥协，懒得叹息，甚至不屑于悲天悯人。我在青年时代是一个本性浪漫的人，从中年向老年过渡的阶段，锐气已经消磨，不指望从事文学工作的人， 有更高尚的精神追求。说实在的，所谓“不好不坏，又好又坏的芸芸众生”， 也并不是没有权利把文学当成一种职业，当作谋生的手段。但是，在教育和文学职业圈子里，灵魂卑污，追名逐利，本能放纵，市侩心态，为蝇头微利而恬不知耻地明争暗斗，因屡见不鲜而淡化了我的悲哀。不知不觉，我降低了对文学从业人员的要求，不管他精神状态如何，只要有一点艺术感觉，有一点思维的活力，多少也可以从精神上获得共鸣和鼓舞。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形成了一种可能会得罪人的想法：戴着这个学校的红色校徽的人，从根本上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以其品格和业绩为学校增光的， 这是少数；第二，学校以其历史和成就为他们增光的，这是多数，其中包括那些获得了最高级职称的。
等到谢有顺出现了，我才感到这个想法还要加以补充：为校徽增加含金量的不仅仅是那些权威教师，而且还应该包括谢有顺这样杰出的学生。如果说， 在我们这个多山的省份，人们的艺术和学术的目光，免不了为高耸的武夷山和太姥山所阻挡，乡土观念奇重的福建人一辈子把大王峰当作喜马拉雅山的大有人在。而谢有顺却以一米七三的个子，站在大学本科嘈杂的宿舍的窗口，目光一下子就超越了武夷山的大王峰，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到达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核心。谁还能说，这不是一个奇迹？当他在权威的《文学评论》上有声有色地对当代先锋小说的前途作出分析的时候，其深邃的文风和高瞻远瞩的气度，往往使粗心的读者误以为是资深的评论家的手笔，而对他的才华熟视无睹，习惯于随俗。而百般挑剔他的教师，包括那些并不是没有任何成就的教授，虽积多年的努力，却未能攀登上全国性的权威的学术论坛的，也还不在少数。
我向来以善于在萌芽时期发现拔尖人才而自豪。我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敏锐的直觉，历来也得到公认。但是，发现谢有顺，却比较晚，在他出现在中文系两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会成大器的苗子。
直至今日，我还没有弄清为什么我没有更早地注意到他非同凡响的素质， 也许他入学的时候，我正好出访德国，不久，我又到美国去了。出访多少使我对于90 年代初的中国当代文学有所疏离，而这恰恰是谢有顺崭露头角而且在校园里引起了惊喜的时候。正如北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我并没有仔细研读他的文章，仅仅是凭着直觉，找到了他，告诉他我几年来都在物色助教，一直未能如愿，我问他想不想留在学校工作。
那时，我只是把他作为一个拔尖的学生。
但是后来，有几件事，给我以更大的震动，我逐渐意识到他的素质，他禀赋的潜在量，在许多方面比我当年要高出许多。还是在《废都》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一家电视台请我和另一位教授去讲讲《废都》的问题，我把他带了去。我的口才在福建省算是有一点权威的了，但是那次侃下来，普遍的反映是“那个年轻人讲得最好”。我自然感到无限的欢欣。从此，我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去宣传：他作为一个大学生所写的文章，我当年是绝对写不出的，我们这些老资格，花了许多年的努力才达到的高度，轻易地成了他的起点。当然，我有些文章，是他写不出的；但是，他一些最好的文章，我也是写不出的。有一次，《文艺理论研究》主编徐中玉老师约我写一篇文章，写了亲笔信来。我刚刚从美国回来，对于中国当代文论，一时有些生疏。不得已请他试试，用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合作一篇文章。他交来的稿子，不管我如何以挑剔的眼光去推敲，也只改动了两个字。稿子寄出的时候，本来是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的。但是编者张德林先生来信，出于某种不成文的规格，必须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我很为难， 他却爽快地同意了。后来，《小说评论》的王愚先生又约请我为他们写评论专栏。由于连续出访，我对于中国当代小说的熟悉程度已经远不如前了。我又一次请他代笔。这一次，由于是连续性的专栏，而他当时大学本科还未毕业，用两个人合作的名义，怕在编辑部很难通过，暂时就用了我的名字。
文章一发出来，立即引起各方面的热烈反响，编者李星、李国平立即来信大加赞扬。文章一写就是十几篇，而我却隐隐感到不安。于是，我在学校的高层会议上，坦率地说：有这样一个学生，用我的名字写作连续性的文学评论文章， 不但没有给我丢脸，反而为我争光。
在两三年左右的时间中，他的文章已经覆盖了全国各种大小文艺刊物。每当我出差到外省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总是有一些研究生来打探：你们那里有个硕士生（或者博士生）叫作谢有顺的，你认识吗？我深深体会到这就叫作给校徽增加含金量。我总是莞尔而笑，从容地告诉他们：这个人连大学本科都还没有毕业。他接触文学评论的时间短到令人难以置信。四年前，作为一所山区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他除了《人民文学》和《福建文学》，其他文学刊物都没有见过。
造化真是待人不公，有人对于文学忠心耿耿，数十年如一日，但是，终其一生，艺术的奥秘，对于他们永远是奥秘。而对于这个只有二十岁左右的孩子， 竟赋予了这样的禀赋，在许多资深的教授看来还是乳臭未干的时候，就独具了在论坛上纵横驰骋的能耐。在我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出现这样的才子，绝对是空前的。
这样的早熟，再加上少有的勤奋，肯定有成大器的希望。
我曾经把他和经由我的手送出武夷山的陈晓明作了比较。我觉得也许他日后的成就可能在前者之上。他实际上已经成熟了，只是世俗的因素使他的名字有时在我的庇荫之下。
终于来了一个机会，《小说评论》的编者来信，征询我能否请谢有顺为他们的刊物独立写作专栏。
我终于完成了开路的任务。
这个下台阶的机会，不论对于谢有顺，还是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庆典。这个庆典的主题是他的自我实现，虽然还是一个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但是， 他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评论家，他的一家之言，已经得到了文学评论界的承认。从此以后，为师的职责，就并不总是固定在我的头上，应该是像孔夫子“三人行” 中所包含的那种交互转化的关系。
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某种礼貌和谦虚。促使我产生这样的想法的是， 1996 年，他在《当代作家评论》第4 期上对我的评论。虽然有一些由于师生一场而难免的偏爱之词，但是，他并没有庸俗地捧场。在所有评论我的文章中， 是他第一个提出了对我的真善美三维错位理论体系的深刻批评。
我的文艺思想的核心是：真善美并不是像传统所反复强调的那样是天经地义地统一的，也不是仅仅在量上只有某种差异（如半径不同的同心圆）。真善美三者，属于不同范畴，其主要内涵与其说是统一的，不如说是相异的。如果要作比方的话，应该是一种圆心不同但是又不完全脱离的“错位”的三个圆。在不相互脱离的前提下，三者拉开的距离越大，审美的价值越高，反之，则导致审美价值的贬值。多年来，学者们对我的这个说法，赞扬者不无夸张的渲染， 质疑者则往往王顾左右而言他。我也意识到所有的朋友都多少有一点孟夫子所说的“私我也”的意味。然而谢有顺却在他的文章中，对于我的真善美“错位” 的理论，只在文学创作的层次上予以肯定，他指出：作为人生理想，在更高的层次上，真善美三者还是有可能达到统一的。他反问了我一个问题：那个圆心不同但又不完全脱离的“错位”的三个圆，它们互相重叠（即统一）的部分是什么， 该作怎样的解释？
当我读到这样的文字的时候，真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当时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先生对于中国传统师道的“亦师亦友”的阐释，是如何精确。
本来在康德的美学体系中，审美的超越功利和道德的实用价值，只在较低层次上是对立的，到了最高的理想层次上，就达到统一了。这就是所谓头上的星空（自然律）和胸中的道德律的统一。但是，我的理论向来把重点放在文学审美的特殊性上，视域不免囿于创作实践，对于更高的彼岸境界有所忽视。我对于劝善惩恶的倾向，有一种天然的抗拒感。虽然我对于文学界、当代社会， 在商品大潮冲击下的人欲横流，时时投出警惕的目光，但是由于着迷于文学艺术的纯审美，便在真善美三者拉开距离之后，对更高的层次疏于探求了。这是我的理论的内在矛盾，我一直没有意识到，因而也没有想去寻求统一。
后来，我读了他更多的文章，才深深领悟到他对我的批评，并非偶然，因为它来自一个更高的精神殿堂。
统观谢有顺的全部文学评论文章，其根本精神，和我们相比，也许可以找出许多的不同来，但是最根本的区别可以说只有一点，那就是他从来不轻易赞成为文学本身而文学，他不像我有时有某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他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不但有现实的苦难（“一张张被苦难、压迫、不公正舔干了生气的脸”），而且有人的心灵的苦难。他总是不倦地对于人的存在发出质疑、追询， 对于人的精神价值反复地探寻。他毫不掩饰，在他的心灵里，有一个最高的境界， 有一个我们感到渺远的精神的彼岸。
他以小小二十几岁的年纪，为什么就有了对中国当代文学条分缕析、挥斥方遒的气魄？只有从这里才获得答案。他发出的，不是世俗的人生的感叹，而是从精神天国投射向世俗人生的一道救赎之光。那个精神的彼岸，是那样纯洁、崇高，风烟俱净。
正是因为这个精神向度的存在，谢有顺的文章中，才有我们所缺少的对于精神救赎的追求。他的诚惶诚恐，抵制谎言，拒绝游戏，为真实所折磨，为怯懦所折磨，为烦恼所折磨的主题，正是他的信念的真诚而自然的流泻。也正是因为自然、真诚，他的文章中才有了理论文章难能可贵的激情，或者叫作情采。他那种行云流水的气势，他纷纭的思绪，像不择而出的奔流，绝不随物赋形， 而是充满浩然之气，横空出世，天马行空，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来不及作学院式的引经据典，好像他自己汹涌的思路已经流布了他整个篇幅，舍不得把有限的空间再让给那些已经死去了的权威哲人。
每当我读他的文章，尤其是他最近对于90 年代新诗所作的为数不多却引起了某些同仁侧目的篇章的时候，我往往来不及在学术上作任何挑剔，一种心灵的宴饮和精神洗礼之感，使我忘却了学院式的规范。
（孙绍振，时任职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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