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她们的记忆与她们的未来 —

关于她们的记忆与她们的未来 ——读阎连科《她们》

日期:2020-07-12 17:07:16 点击:
来源：收获作者：徐兆正

阎连科长篇非虚构《她们》首刊2020-2《收获》，河南文艺出版

关于她们的记忆与她们的未来

——读阎连科《她们》

文/徐兆正

一

完成《我与父辈》十年之后，阎连科又写出《她们》一书——这么说多少有些轻巧与随便，仿佛两本书的承续仅是时间的一先一后，时间本身就决定了作者写完“父辈”，势必可以去写自己母亲这一辈以及家族的其他女性。但情况显然不是这样。据作者在自序《十年的等待》中所坦承的，他没有立刻去写这本关于家族女性的书，不是不想或不愿，而是不知如何动笔，亦即他“不想把我家族中的女性写成父辈一样的人”。那么，她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这恰恰也是作者在十年之中反复斟酌的问题：“她们是和所有男人一样的人。她们也是所有男人不一样的人。”这份犹疑，直接划定了《我与父辈》和《她们》的不同：前一本书的对象由于作者“似乎是清晰知道的”，所以它的情感是宣泄与悔过的，而态度又是“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彻底。后一本书则不然，因为“关于母辈和姐姐、妻子、嫂子及表姐、表妹们，还有这之外的‘她们’，我似乎熟悉却又陌生着”，所以《她们》必然是长考之后的书写，在这本书里，阎连科一面叙述，一面回忆，也一面试图理解那个将他的笔悬置了十年的理由：“她们到底是因为女人才算做了人，还是因为之所以是着人，也才是了如此这般的女人。”

《她们》一书，没有《我与父辈》中曾经涉及命运、罪孽、清欠、结去的冷酷峻急，此书的叙述起始于一段温暖的回忆，作者亦是从回忆的光泽中踏进他们故乡那些女性的历史河流，开始叙述“她们”。第一章是作者对自己当兵以后回家相亲的讲叙，这几次相亲都以不了了之收场，可如今反顾它们，作者发出的感喟却像是反顾童年一般：“恋爱如盛开在那个季节中的泡桐花，美得宛若一场尴尬而壮观的笑”（P9）；“世界上的许多事，收场之后尴尬地笑笑也是一种美”（P17）。这一基调，顺势也延续到了第二章，容纳了作者对大姐、二姐与嫂子的回忆，如大姐的闲书构成了“我”最早的阅读版图，从古典文学到“十七年文学”，再到那本不翼而飞又终于找回的《飘》；如大姐将自己的辫子剪掉为全家买了汽水；如“我”为大姐民办教师转正一事所做的努力；又如我与绰号是“萝卜”的二姐在田间劳动的场景，同二姐一起到八十里外的煤矿为全家拉煤，二姐在升高中的时候将读书的机会让予给“我”，乃至于嫂子调解了父亲与三叔的世仇。举凡这些情节，都和十年前的《我与父辈》截然不同。在反顾这些逝去的岁月时，作者感受到的是“一种漫溢出来的幸福感”（P61）；是“我们都笑了。一家人的笑宛若一片温暖的海”（P74）。

在第五章中阎连科专门写了母亲，写她的语言与思维不同常人，写她为了远行不再迷路而识字，也写了她过往的说媒经历。这里有两处细节最为动人：第一处是“我”在部队当兵时，曾有两个月忘记给家里寄钱，这时“我”收到了外甥女的一封来信，信上只有歪歪扭扭的一行字：“舅，我婆说她没钱花了。”另一次收到母亲的信，信上根本没有字，只夹了十几枚邮票。后来作者问母亲何以如此，她说是担心“我”没时间写信，可以直接寄个空信封到家以报平安。仅此寥寥数语，外甥女的天真与母亲的可爱怨怼便跃然纸上，而“我”也立刻从那信纸上“看到了母亲和外甥女及那所老院、村落的孤独、和润、宁静、悠长和人伦的深厚与坚实”（P188）。某种意义上，《她们》一书的底色也正是这深厚与坚实的乡村人伦，它追求的不是富贵荣华，而是生活的安稳，是亲人的无恙与安在，犹如每年冬天全家围在一起熬年烤火的场景，“暖得连透风的屋子都没一丝冬日寒意了”。（P94）另一处在《过年搓澡》一节，作者八十岁的母亲来到他北京的家中过年，年前家里每人都要洗澡，可是轮到母亲洗澡时，她却婉拒了作者妻子与儿媳为她搓背的好意。直到作者问母亲是否需要搓背，母亲才应允了，而“我”看着自己的母亲“像老年的菩萨坐在虹和水间一模样”，为她细细搓去了身上的泥垢与灰尘。

《她们》一书也不只是这些温馨的情节，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激动的回忆。例如《第一次相亲》中“我”因是否要退婚以及终于做了这件事的不安，《嫂子》一节面对三叔与父亲的世仇时“我”的无动于衷，在几十年之后的回想里，作者就直斥自己的懦弱根性：“懦弱是我的人生之痼疾，它终生都如鼻子眼样陪伴着我”（P32）；“我是一个相当软弱、懦弱的人，无论是少年、中年和现在，懦弱都如蛇样永远缠着我。缠着我的笔，缠着我的手脚和命运。如果有人问我一生最困扰你问题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答：是懦弱！”（P108）。这大概也是一种“抉心自食”，不过更近于“徐徐食之”了。在这部长篇随笔中，阎连科的下笔不可不谓克制，这里的根结，或是时过境迁，令人激动的事情已不再让人激动，或是他已不愿让情感宣泄得过分彻底。但不论怎样，在《挣脱与命定的事》一节，当作者谈到结婚一事时还是情难自禁。那是1984年的某日，在豫东一座平原城市服兵役的“我”接到了哥哥的电话，告“我”父亲哮喘病加重，恐无法捱过这个寒冬，他一生的操劳所期多半实现，唯有作者的婚事还让他牵挂。接到这个电话后，“我”没有在收工的军号声中去食堂吃饭，而是迅速打点行李，坐上了前往开封的列车。作者在那座城市的未婚妻，也正等候着他去结束一个“犹豫大于默认”或“默认大于犹豫”的阶段，以及开始一个新的阶段：结婚，并且让父亲亲眼看到他们的结婚：

我要去开封，告诉我那在默认和犹豫着的对象说，请你和我结婚吧。我年内必须要结婚！这是命运安排给我的事。是我父亲的生命给我命定的事。甚至我想说，现在结婚我们就是人世间和他人一样的一对夫妻了，如果你不应不结婚，我们就将劳燕分飞、各奔东西，所有的经过只是路人的一次偶然相遇吧。实在说，那是我没有想到时代的辖制和婚姻，是属于我的还是社会和家庭的，没有想到我的决断是否对她是一种粗暴或不公，或是一种威胁和私挟，只是怀着命定之决然，便果敢地朝商丘那个老旧的车站奔过去。（P49）

当她的家庭同意了这桩婚事后，也当作者的未婚妻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后，“我”止不住地流泪了。这是一段感情过于复杂的叙述，它复杂不是由于写作的笔法，而恰恰是因为阎连科在讲叙这段往事时完整地呈现了当初的心态：“一种来自命运安排的巨大的力量正在朝我围过来，觉得自己若不迎上去，定会铸成终生之大错……”（P49）这里面有他想要逃离土地的信念，有他此前相亲的波折，有眼下这个未婚妻父母允诺结婚前便提出的条件，有得知父亲病重时的痴楞，有为了不让父亲失望地离开人世而不假思索做出决定的决绝，当然，还有未婚妻同意结婚之后“我”对她无以言说的感激，有父亲在“我们”结婚之后往生的怅然。所以，这一反顾的激动几乎是一种命定，没办法不激动，就像人们没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时容纳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即便其中一件是为了更好地面对另一件。也是从这里开始，《她们》由纯粹的反顾进入到一个全新的自省式叙述之中：作者家族中的女性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即如“我”的妻子，她从“我们”的婚姻中“得了什么，失了什么，有了什么样的利益和伤害”，“我”的妻子“从来没有去想过说过”（P52），但作者却由这“不想”与“不说”开始了一段面向女性的、带有反省色彩的回忆：“她们到底是因为女人才算做了人，还是因为之所以是着人，也才是了如此这般的女人”？

二

这一反省不再是《我与父辈》中的那种个人化的忏悔，即为了了结“我”在与父亲关系中欠下的债而做出的苦苦求告——通过将个人的罪孽一一摆在世人面前。《她们》中的反省仍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且不乏回忆之温情，但这里的反省倒更像是一种出诸智识与理性的反顾，其目的是为了揭开以往被遮蔽的乡村女性与乡村女性被遮蔽的诸种样貌。它主要涵盖了四个方面：一，女性在乡村记忆中的位置；二，乡村女性的乐观、独立与自由；三，乡村女性的第三性：劳动；四，现代乡村女性的样貌。

第一部分的缘起，大概还是在作者述及他那“消失了”的表姐时猛然想到的。女性在乡村伦理记忆中是否拥有一席之地？如果有，何以那个因瞌睡而被婆家抛弃的表姐，那个从婆家偷偷回来，三番五次想要自杀的表姐，在又一次远嫁之后的数十年——在这数十年中，作者父亲、三姑、三姑夫都已离开人世，“一代人的别告如一片森林倒下”（P120）——被家族的其他人通盘遗忘了呢？作者不解的是这遗忘究竟是源自内心的冷酷，还是“伦理的韧性终是没有时间更韧长”？以此推开去，他便看到了“在男权社会所左右的家族伦理记忆里，女性总是被记忆很快地遗忘并抹去”（P122）这一严酷的事实。忘却最直观地体现在墓碑的刻字上。《我与父辈》中有过一段类似的描写，作者一家在安葬父亲时，“我”的大伯在坟地上划出了他们弟兄四个的位置，然后指着作者父亲的坟地下面说：“将来，发科和连科就埋在这儿吧。”这句令人震惊的话其实恰然是乡村伦理的常态，正如在墓碑上只有男性的名字，女性只是在她们作为媳妇时才能以陪衬的形式落于碑文，至于那些远嫁的人更是会不出五服便与同代人的肉身一同消亡。这当然也是“人类记忆的一种嫁接和交换”，即“她们走去了，我的娘、婶、母亲到来了，大娘、母亲、婶婶以中断她们在娘家的记忆为条件，换来了到婆家留在记忆的结局与终束”（P122-123），但忘却终究是忘却，而一切只因为她们是女人或女性，在乡村的伦理记忆中没有她们的位置。

在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阎连科以自己的娘婶和姑姑们印证了乡村女性同样有自身的独立和自由（自由恋爱的小姑、爱唱戏的大娘、“追求平等”或小心眼的四婶、向神灵告男人状的巫师三婶），不过，他也以自己终生劳作的母亲为例，试图探求中国乡村女性的“第三性”本色：“像一个诗人不停地写下的句子样，母亲在缝纫机上写着农家日子的长篇叙事诗，述说着她和乡村女性及所有人的日子和故事”（P192）。《劳作与女性生命学》这一节与接续它的第六章《第三性——女性之他性》是本书重头戏所在。这些章节的叙述仍以回忆打底，但基调已然偏离回忆而更接近一种对乡村女性本质的勘探。这种勘探不仅起源于作者对自己母亲数十年如一日的劳作，仿佛劳作已经成为了她生命的重心，也源自作者在这段回忆中猛然察觉到的问题：“似乎没有人发现男人们少干一些啥，但女人们却鲜明地付出了更为繁重多量的责任、义务和劳动。那么这些多出来的劳动时从哪儿溢出的？”（P214）如此才抽丝剥茧地从“妇女能顶半边天”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两句话，发现了它与女性平权运动内里的不一致。这句话的历史背景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或更早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因此，与其说这两句话解放了女性，还不如将这里模糊的女性置换为另一种性别的劳动力（“男女同工同酬”）。换言之，女性被解放了外出的劳动权。这很好，但远远不够，也远远不足以支撑女性平权运动的内在诉求。

也是在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同时，作者的母亲彼时正投身于另一个水库的修建。事后的回顾，带给母亲的只是不解：“那时候人都疯了呢，一上工地每天每人都干十几个小时，一干几个月或者大半年，累得挑着担子倒在地上都睡着了……那时候把妇女也不当妇女看，每月来经时，也不能请上半天假。月经来了还让挑沙、砸石头，经血就顺腿流在裤子和地上。”（P212-213）作者也就是在这里看清了乡村女性的第三性——有如男人一样劳动——的来龙去脉。这“劳动”里不仅有农人安身立命的价值观念，也深深浸透着建国以后大兴土木建设的历史底色，如此一来，她们才是和所有男人一样的人，也是和所有男人不一样的人；“女人是人，但不是男人”，可又“不得不是男人”——不得不在生养儿女与操持家务以外，被解放了的劳动权驱使着承担与男人并无分别的义务。那么，这“既里又外”、“既女又男”还是一种平等吗？抑或这平等仅仅作为一种新型的律令存在？倘不劳动，便丧失掉做人的资格。[1]除此，更不必说在劳动的场域以外，女性仍遭遇的诸多不平等：政治、文化、金融、教育……作者的本意不是控诉，他只是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看到了自己母亲以及千万万万个这样的女性曾经担负的命运。及至改革开放，历史的大他者似乎消失了，但母亲的下一代女性仿佛仍在延续着着母亲的命运：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但“妇女作为劳动者身上的他性却几乎是相同的”（P218）。

在作者母亲的时代，她身上的第三性要求她必须以劳动去兑现那“劳动的平等”，到了母亲下一代的女性这里，历史的大他者又隐身于金钱与符号的拜物教，通过种种诱惑让作者的两个姐姐、嫂子以及他的侄女、外甥女，重新踏上母亲走过的那条路。时至今日，作者的姐姐还在鼓励孩子与儿媳去南方打工，而她则要在八月坐上前往新疆的火车，跨越漫长的旅途，去那里起早贪黑地为他人摘棉花。这种“劳动的平等”或者说与男人享有一样劳动权的不平等，在今天已然扎根乡村女性的内心深处，不过是又变成了一种自愿与强制的悖论。这也许是最让作者费解的地方：女人身上的第三性并未随着历史的改变而改变，也“没有随着一个时代的更替而歇息，而是又不加犹豫地从一个时代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里”（P220）。五十年代有“七姐妹”和“九兰组”，更早的过去有樊梨花、穆桂英、佘太君以及秋瑾、向警予、刘胡兰、江姐、赵一曼，改革开放以后——在女英雄与女劳模以后——又有了女强人。毋宁说是他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在“别人走过的路上复走了这条复那条，把别人过完的人生重复一遍儿，再重复一遍儿”（P192-193），今天的女性仍然不假任何犹疑地重新走上了这条路，并且“再次陷入被侵占、被剥夺、被占有和付出与牺牲的双重、多重角色里”（P214）。旧有的家庭结构与乡村伦理崩溃了，而新的家庭结构、家族伦理以及新的女性形象似乎还在遥不可及的未来等候着。

三

这新的女性——乡村女性的现代样貌——也就是作者在反省中触及的第四部分，它们主要汇集在全书的第七章，其中囊括了作者听到与搜集到的一些女性故事：“我一定是个内心潮湿、敏于黑暗的人。为了写作这部《她们》中的第七章，我在我家乡洛阳乃至河南文化博古的那块土地上，从这个县走到那个县，从这个村走到那个村，历经各类成败、得失、庸常、光辉和高大的女性采访不下数十例，而被我挑选写作的，却偏偏是读者读到的这几位。作家的内心总是为他的敏感而冲动。我也只能为使我冲动的女性而落笔。”（P273）与前面几章相比，这一章的叙述好像突然飞了起来，作者的叙述可谓手起刀落，寸铁杀人。它们篇幅不长，所叙之事，无论是留守妇女的出轨与自杀（《仝改枝》、《方榆花》），还是杀夫者（《王萍萍》、《吴芝敏》），或是几端匪夷所思的刑事案件（《赵雅敏》、《杨翠》、《赵栀子》），这些篇什都更像小说而不是非虚构，然而，它们又恰恰是对一个时代的如实记录，作者藉由这些实录将读者推进了更深的黑暗之中：如果现代的乡村女性就是以上这些人物，或是杨采妮那一类置身大城市的神秘女性，那么我们委实看不到一种新的家庭结构、家族伦理与新的女性形象位于何处。不得不说，这种写作太“阎连科”了，我们应当还记得《她们》的开端是怎样明亮，可是明亮（温馨与激动的回忆）转瞬就被一种反省与绝望取代，至于第七章，这绝望的颜色就变得更深了。

那么，现代乡村女性的出路在哪里呢？——此刻的问题已不是“她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而是“她们将要变成怎样的人”，她们是否还要继续是和所有男人一样但又不是男人的人？首先，阎连科非常清楚“一个男人讨论女性之疑问，多少有如盗贼参与讨论一个社区的安全法”（P146）；其次，关系这些疑惑的求解，他并未留在书的最后部分加以揭示，而是已然在前文的回忆中流于笔端。譬如在回忆自己四婶和母亲的争执与化解时的感喟：“无论是‘作为女人的人’还是‘作为人的女人’，她们首先都是人。而作为人的首要条件就是理解和爱，不是疏远、嫉恨和隔离”。由此他又从四婶一家看出了是否由男性出让权力由女性当家“体现着整个社会面对女性的文明和自由”（P145）。当然，作者终于还是没有指出一条明确的路，他所做的似乎只是让那个开放的圆环得以闭合：《她们》的叙述起始于一段段关于自己相亲的温暖回忆，其结尾则是又回到了这和煦的光泽中，不过不再是回忆：

孙女在前边，走着走着还会跳起来，仿佛一只飞在天空而毫无方向的鸟。可飞着飞着间，那鸟又有头绪方向了，掉头回来把我拉到路边上，看着前面很神秘机巧地趴在我耳朵上说：“还是我俩结婚吧，你老了我也那样推着你，也能让很多人扭头来看我俩。”

而这时，我们一家人的正前方，正有她羡慕的一对洁净、气弱的老人，男的八十岁或近着九十岁，端庄整洁地坐在轮椅上，女的也许七十岁，也许早已过了八十岁，身着素洁钩织的薄上衫，脖子系有一条装饰性的丝绸巾，银色稠密的全白发，有型地在半空飘着荡动着，脸润红，腰笔直，推着轮椅正缓缓从湖堤的岸上走过去。这时所有的游人都给他们让着路，都朝这对老人行着注目礼。如此我孙女就开始在我身后推着我的腰，像前面那对老人女的推着她的先生样——

车轮流水，屈伸皆可，宛若日出、白云和虹都常年留挂人间了。（P284）

至此，一个圆环式的结构闭合了，也似乎是那从洛阳嵩县田湖镇走出的女性，她们的全部未来，如今都聚集在作者的孙女身上。这是未来的“她”，也是可以期待的“她们”。

2020年5月20日

首发于20200710《北京日报》

[1]“那时候，如果一个女人说，我是女人我不能和男人一样在土改合作社时期下田去耕地：在‘大跃进’时期不能和男人一样去伐木砍树炼钢铁；在大型水利时，不能和男人一样到水利工地下河捞沙抬石头，那么你会被批斗、被游街，会被万人嘲笑所不齿。那时你就不仅不是人，而且连一个女人也不是了。”P218

作者简介：

徐兆正，青年批评家。哲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经典研究。在《读书》《当代文坛》《当代外国文学》《小说评论》《上海文化》《中国图书评论》《青年作家》《青年文学》《天涯》等刊物发表文章50余篇，在《文艺报》《文学报》《北京日报》《新京报》等报纸发表文章70余篇，有作品被《作家通讯》等杂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