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跃辉
也许你曾是少年，你有过梦想，梦醒时分，有人投降，有人假寐，有人把灵魂交给魔鬼，而你当去往何方？
甫跃辉最新出版的小说集《万重山》分为四辑，收入了近年来创作的17篇中短篇小说。其中，“现实种种”以从乡村来到大都市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角，围绕他们的爱与死、恐惧和孤独，记录其内心的成长与挣扎；“父辈们”讲述上代人的苦难；“孩子们”描写当下的旧日乡村以及“外省青年”返乡后见证的今昔变迁，有几分鲁迅《故乡》的调子；“虚妄种种”直接将幻想与现实交融，表现出对人类荒诞处境的讽刺、怜悯和困惑。《万重山》写尽了人生的种种现实与虚妄。近日，中国作家网记者采访了甫跃辉，听他畅谈《万重山》背后的故事。
甫跃辉小说集《万重山》，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以一种回望的眼光看待故乡
记者：你在上海待了多长时间？它对你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甫跃辉：我在上海已经待了17年。2003年参加高考考到复旦大学，后来就一直留在上海。上海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上海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它让我看到了现代都市生活繁华的样貌。而我来自云南边疆的保山市施甸县，那里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文化上都较为偏远和边缘。这两个地方的差异特别大，于我而言，那种巨大的冲击力和差异感非常明显和强烈。
此外，它对我可能还有一种反向作用，如果我不离开家乡来上海，那么，我可能不会以一种回望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故乡。有时候，你待在一个太熟悉的地方，很容易就会忽略一些人和事，但当你离开后，那些被忽略的人和事可能就会引起你的关注和思索。我从家乡来到上海，处在一种强烈的对比状态中，家乡的很多东西就会被我“重新发现”。这肯定会影响我的写作。
记者：这和鲁迅先生离开绍兴后再回望绍兴有相似之处。
甫跃辉：对。有相似的地方。但我觉得也有不同，绍兴虽然不是一个庞大的城市，但在地理和文化上并不边缘。而我的家乡保山就不一样了，所以，对我来说，冲击力和差异感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假如我来自河南、安徽等地，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差异感。
记者：对你来说，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哪里？
甫跃辉：一是物质方面。在老家，天空是不被遮挡的，我会经常抬头看天空和漂浮的流云，看远处的大山和土地。山川草木、河流大地，这些都在我的视线之内。我在看天空的过程中，似乎也能看到一个更大更远的地方。来到上海后我看到的更多是高楼、街道和来来往往的车辆、行人。有一段时间，我住在上海市中心，我发现自己几乎不怎么看天空，我看的基本都是人，而且以一种平视的视角。
还有一点，人与人的交往方式也不一样。我在老家，会经常串门，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农村人少，其实是一个熟人社会；在城里的话，有时候也会与朋友聚会，但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在老家，人群相对单一、熟悉，而在上海，可能就要复杂得多，有时候还会隐约感觉到人和人相互较劲儿，但我在老家，和朋友们相处，是很松弛的状态。这都是一些细微的体会，但也许正是这些细微的体会，不知不觉影响了我的创作，让我重新“发现”老家，看到更“复杂”的人群。
“万重山”：我想写出人处于这个世界的状态
记者：《万重山》的书名并非书中某一篇的题目，而是直接以“万重山”命名，你是如何考虑的？
甫跃辉：这可能与我的偏见和执念有关系。用集子中某一篇作为小说集的题目几乎成为当下出版的惯例。我以前也这样，很多小说松散、随意，关系并不紧密，出版的时候，我也很随意地把它们放在一起，并未作太多考虑。其实，这不是我喜欢的样式。我特别希望一本书有一本书的样子，我也更愿意另起一个书名，用来统摄全书。现在如果出版小说集，我在篇目的顺序上挺“计较”的，哪篇在前，哪篇在后，都有自己的考虑，希望入选的小说联系更紧密。以前这方面做得不够，今后还会更注意一些。我尤其不想这本书里出现的篇目，在另一本书里同时出现（除非点明了是选集之类的），不然的话，新书就不称其为新书了，而且也对不住买书的读者。
用“万重山”命名，与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有关系。这句诗让我读出一种光阴不可驻留的无奈，有时间的概念；另外，“万重山”本身也具有空间上的概念，让我看到人在跨越重重阻碍时的艰难和执着。
记者：在目录设置上，《万重山》与你之前的小说集《鱼王》《动物园》《安娜的火车》等也不一样。这是你自己的考虑，还是出版社编辑和你共同商量定下的？
甫跃辉：这是我自己想的。当初我把书稿命名为“万重山”，在目录设置上分为“现实种种”“孩子们”“父辈们”“虚妄种种”四部分，意在讲述人的一生。第一部分“现实种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接近140页，几乎占据了这本书的二分之一。这部分里的4篇小说《云变》《断篇》《隐我》《血鸽》，聚集在特定的人物身上，而人物之间又有关联，讲述的都是刚从学校毕业走进社会的“李生们”生命中的某个“片段”或者面对这个世界的某种状态。最后一部分“虚妄种种”写的有些“怪异”，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的一种状态或形式。而且，“现实种种”中有虚妄，“虚妄种种”中也有现实，彼此关联，互相照应，整部小说在整体上形成关联。
记者：第一部分“现实种种”是在都市背景下展开叙述的，气氛有些紧张、剧烈。而第二部分“孩子们”和第三部分“父辈们”都是在乡村背景下展开叙述，气氛缓和、轻松，甚至有一些温暖的成分。
甫跃辉：刚开始写作时，我就发现了这一点。我在写乡村题材时，好像可以感觉到露珠花草、山川大地，叙述的节奏和使用的词汇都不太一样；写城市题材时，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有些距离感，调子可能有些灰色。当然，这并非我有意为之，而是写作时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
还有一点比较重要，我觉得单一地去讲“乡村题材”或“城市题材”，可能都未必恰当。当下的写作，要不“乡村题材”，要不“城市题材”，即便去写存在过渡地带的小城、小县、小镇等主题，其实也属于“城市题材”的一种样貌。但是，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去看待小说创作，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太简单了。当我创作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冲着“写城市”或者“写乡村”去的。在我看来，这两者不是割裂的，也不存在对立。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我也不太赞成塑造“都市”的人或者“乡村”的人这种说法，我更愿意看到一个人，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并经历很多事情。而我想把这样一个人的体验和经历写出来。比如《隐我》这篇小说的背景虽然设置在城市，但如果换成乡村，他也会经历很多和外在世界的碰撞。这篇小说叫“隐我”，就是“隐藏的自我”，主人公李生面对这个世界，经常会产生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是他对所身处世界的反馈。
通过孩子的眼睛，“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
记者：“孩子们”这一部分都选取了孩子视角叙述，“父辈们”中的《见鬼》《父亲的手指》虽然写父亲，其实也是孩子视角，你很偏爱用孩子视角去叙述？
甫跃辉：刚开始写作时，我就写过很多关于“孩子们”的小说，也选择用孩子视角，我的第一部小说集《少年游》里就有好几篇。我觉得孩子要比成年人更能感知这个世界。比如小朋友会问：人是什么做的？树和树叶是什么做的？铁块是什么做的？成年人很少去关注这些问题，甚至有时候，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会把很多事情视为理所当然。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能力似乎在退化。孩子们则不一样，世界在他们眼中永远是新奇的。当我告诉小朋友，“天上那个叫月亮，那个叫彩虹”，我就感觉好像重新给事物命名，整个世界都是崭新的。选择孩子视角，其实也是想写出孩子与世界的某种联系，希望通过孩子的眼睛，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或者说看到那个尚未被命名的世界。
记者：“孩子们”这部分有5篇小说，主人公都是孩子们，如果他们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系，似乎都会选择某种“中间物”。比如《滚铁环》中的“铁环”，《春天有冰》中的“冰棒”，《灰狗》中的“灰狗”，《鹦鹉螺》中的“鹦鹉螺”，《除夕夜忆旧》中的“二十块压岁钱”。等到这些孩子长大，到了上海，成为“顾零洲”“李生”，他们身上与世界之间的“中间物”似乎就消失了。
甫跃辉：你这个说法挺独特。我觉得人物是有潜意识的。世界在孩子眼中是新奇的，他们想要了解世界，可能就会借助于某种“中间物”，但是他们自己并不确定这个“中间物”是否恰当。小说《滚铁环》《春天有冰》中的孩子其实都有些迷茫。滚铁环的男孩终于有机会滚动铁环时，他却感觉，在铁棍和他的手之间、在铁棍和铁环之间、在铁环和地面之间，始终都会有一个大大的填不满的空隙，其实，他和整个世界都是隔绝的。《春天有冰》中的男孩卖掉了很多冰棒，可他还是感觉从未有过的被忽视。在小说里，我写过这样一句话：“他站在冰山上，冰山正迅速融化，他越来越大声地呼喊，听到的只是来自天空的自己的回音。”
这让我想起冯至《十四行集》最后一首诗里的句子：“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我觉得，孩子们想用这些“中间物”“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
“死亡像一面镜子，我们都在它的观照下生活”
记者：《万重山》中的部分小说，好像比较关注“死亡”。比如《云变》中穿红色连衣长裙的女孩自杀,《隐我》中主人公李生自杀未遂，《血鸽》中主人公余晚的被杀等。
甫跃辉：我本就经历过很多“死亡”事件，很小就看到过亲人的死、邻居的死。有时候，还会产生一些跟死亡相关的想法。比如站在很高的楼顶往下看，可能会想跳下去了会怎样，吓得自己赶紧往后退。小说《隐我》的主人公确实有过一闪而过的自杀念头，其实他也就想一想而已。主人公李生的那些念头是一种潜意识，可以理解为他释放压力的一种形式吧。《血鸽》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是听别人讲的，几个人轮流给我讲述，最后我就选择“每人讲一段”这种形式。当然，很多情节是虚构的。
记者：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和死亡有关的故事？
甫跃辉：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年近五十的作家聊天，他说他从来没见过死人，我当时就觉得很惊讶。我是见过一些死人的。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去世，有年轻人自杀，我有时候就会跑去看。写这样的故事，可能和这些经历有关吧。小时候，我有时候会想，人死掉了，再也不会存在，那种绝望感深深刺激着我，现在长大了，就没有那么强烈了。我还写过一篇小说《阿童尼》，收在另外一本小说集《这大地熄灭了》，故事的核心情节也来自真实事件。我有一位表哥死于白血病，前一天我去看他，尽管体力很弱，他自己还能站起来上厕所，结果第二天他就死了。对作家来说，面对这样的题材，还是要慎重处理。我主要还是想写出人在这个世界的一种状态。死亡也是生命的一种状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它迟早会来临，在死亡面前，谁都逃不掉。我们其实是在死亡的观照下生活的，它就像一面镜子。
告别“顾零洲”和“李生”，尝试创作“远征军题材”
记者：你的小说距离你的生活近吗？如何看待小说创作与生活的关系？
甫跃辉：我的小说距离自己的生活其实蛮远的。有一些小说看似跟我的生活很近，实则没有关系，都是虚构的。举个例子，启发我写小说《鱼王》的原因是我爸讲的一件事，很多年前，我们县最大的水库——蒋家寨水库水位下降，有人去抓鱼，用了很多层网捞起来一条巨大的鱼，那条大鱼把鱼网都挣破了好多层。这个故事很简单，三两句话的事，但转化为小说，显然要复杂得多。但无论小说和写作者的关系远近，小说都是作者思想的投影。如果不是这样，写小说岂不成了撒谎？正如福楼拜所说，包法利夫人就是他自己。
记者：你理想中的短篇小说是什么样的？
甫跃辉：从篇幅和小说中的时间跨度来说，我觉得短篇小说大致可以分两种。一种类似于巴别尔的《骑兵军》、马尔克斯的《礼拜二午睡时刻》等等，篇幅特别短，内容也几乎就是一个片段，但它也有一个起承转合的故事。还有一种类似于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篇幅长一点，小说处理的时间也长，类似的还有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和鲁迅的《孤独者》等等。当然，这种分类显然是很粗糙的。要说理想中的短篇，我理想中的小说是这样的：能够在短小的篇幅里，“初极狭，才通人”，最终却能“豁然开朗”，看到广阔的世界。
记者：你如何看待目前的创作状态？
甫跃辉：我自己感觉这几年的创作状态不太好，至少我不太满意。在写作过程中，我经常特别焦虑，经常产生特别强烈的自我怀疑。
我想，我要走出现在的世界。作为一个写作的人，肯定要避免创作的重复。我在《这大地熄灭了》最后一篇小说的末尾，借小说主人公之口说“顾零洲，再见了”。以后可能也不会再去写“顾零洲”“李生”这种类型的人物了。
记者：那么会写什么样的题材？除了小说，你还写其他体裁的作品吗？
甫跃辉：我可能会写一系列关于远征军题材的短篇小说。抗日战争时期的松山战役就发生在我的老家云南保山，那是一段应该被铭记的历史。我看过一些关于远征军的资料，很多故事真是惊心动魄。战争，是人性的极端的实验场。比如，有一名远征军士兵被日军抓到，被日军塞进汽车轮胎里，从山顶滚到怒江里去。再比如，几名远征军遇到一个落单的日军士兵，日军士兵下跪求饶，远征军没杀他，把他俘虏了，然而没走多远，遇到了日军的大队人马，几名远征军反过来被俘虏了，被拉到日军驻地，被之前向他们下跪的日军士兵残忍杀害了……这样残酷的历史细节，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太难想象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想把这样的故事写出来。
说到其他体裁，我一直在写诗和散文。2017年开始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开设散文专栏 “云边路”，今年会结集成同名散文集，大概有二十万字。散文写作的主题性比较强，都是关于云南保山的。但我写保山，不是简单介绍风景风俗的写作，而是更愿意把保山看成一个望远镜，通过它看到更大的世界。另外，平时我也一直在写诗，从2000年到现在，二十年了，虽然极少发表，但一直断断续续在写。以前是手写，后来在电脑上写，现在是在手机上写，从去年到现在，我在手机上大概已经写了五万多字的诗了。这些作品，在不同层面上丰富着我的文字世界。我想看看，面对同样的世界，不同的文体，边界在哪儿，极限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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