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著名作家 十年砍柴

中国人勤劳，能吃苦，这点无人能否认。同样，中国人具有经商的天赋，对市场反应十分敏锐，不亚于犹太人，这点也没人否认。你看看那些沿海农民偷渡到美洲、欧洲，吃尽了苦头，从刷盘子做起，一点点积攒钱财，别人休息的时候他还在打拼。没几年下来，好多人成了小老板了。

经济学家陈志武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我仿照这个句式同样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商人勤劳精明，却不能把买卖做大做长久，突破不了“富不过三代”的宿命？无论是英美，还是我们的邻居日本，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大企业，有些还是家族企业，如洛克菲勒、希尔顿、松下等，可以说是很多的。我们中国有几个上百年的大企业？那些老字号，是没法和人家这些国际大企业相比的。而且同一个企业，就算名字不变，换手率也很高。这些年那些上了富豪榜的企业家，先后落马的有多少？

从《水浒传》中能对这个问题做一点思考。我们先从三个民营企业家的命运谈起。

宋朝是个军事羸弱和经济活跃不对称的跛脚鸭。看过《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人对大宋首都之繁华大约有些简略认识。后来到了杭州，大宋只剩下半壁江山了，可靠半壁江山，南宋维持了一百五十年，原因是当时商业发达，官府主要财税的来源不是农业，而是商业。读读宋代林升很有名的一首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从这首诗中就可看出当时的杭州多么热闹。而陆游也有两句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能抓住时令，把杏花卖到深巷子里来，可见第三产业是何等的发达。

即使是小说家所言的《水浒传》，重点写造反和招安，其中也有不少笔墨写到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市场经济的活跃。比如燕青陪着宋江，化装进东京城，去找皇帝的相好李师师这一回。书中描绘的市井景象好不热闹。

商品经济发达必然会诞生一批民营企业家。《水浒传》中有三位较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即渭州“镇关西”郑屠、阳谷县西门庆和大名府的著名员外玉麒麟卢俊义。

这三个民营企业家都没有得到善终，郑屠有欺男霸女之嫌被鲁达三拳打死；西门庆谋色害命被武松杀掉；卢俊义被诬通贼后不得已上了梁山，最后和宋江等人一起受招安，征辽，平田虎、王庆、方腊后终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被权臣们用毒酒毒死。

三人善恶不一，其人品道德有天壤之别。普通人读到郑屠和西门大官人被打死时，觉得痛快；读到卢俊义被害时，免不了因英雄末路而伤心。但仔细比较三人的命运，便会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疑问：为什么无论是为恶还是为善，这些商业界的成功人士都逃脱不了家破人亡的结局？

在皇权社会里，世俗权力高于一切，没有现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分，民间对官府权力使用很难进行监督，官府的种种行为也很难公开公正。那么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商业的繁荣是畸形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有自由、宽松、法治化的环境。私营者的成功与其说依赖个人的能力与机遇、法律对财产和经营活动的保护，还不如说更依赖于和官府的关系以及心狠手黑、大胆奸猾。“灭门的府尹，破家的县令”，公共权力的无限膨胀可以通吃一切，自然也可左右民营企业家的活动，经营活动往往并非按照成文的游戏规则运行，而是按照诸如“无商不奸，官商结合”的潜规则运行。要么你就依靠官府横行霸道，免不了被武松这样的人自我执法干掉；要么不亲近官府而被剥夺财产最后走投无路。“为富不仁”和“为仁不富”的怪圈在《水浒传》的世界中，就已经存在。

先说被鲁达三拳打死的镇关西。这个出身卑微而能把企业做强做大成为渭州肉类加工销售公司老总的企业家，走到这一步委实不易。可毕竟是穷人乍富，不能像西门庆那样体贴女人，更没有卢员外的大度，而是被人指控借势欺人，要吃“霸王鸡”。书中写道金翠莲向正在喝酒的鲁达哭诉：“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作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未及三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将奴赶打出来，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

依翠莲之说，这郑屠实在太坏，先用白条占了人家的身子，大老婆将“二奶”赶出来后，又要讨回三千贯钱。在那时身体可以明码标价地出卖，因此郑屠买翠莲不算违法。双方之间起争执，也只能算民事纠纷。而翠莲单方的诉说是否属实，也待调查。不排除这种可能，即翠莲为葬母借贷了郑屠三千贯（就如阎婆惜卖身于宋江一样），后翠莲脱离郑家，郑屠追债。这起纠纷里牵扯两个关键问题：一、郑屠是否真的是“虚钱实契”？二、翠莲脱离郑家是否真是郑家的过错？当时虽然没有专门的民事法庭，行政、司法合一，道理上仍然可以向官府寻求救济，而且官府调查取证从技术上说并不困难。但是因为当时的司法极其黑暗（《水浒传》牵扯的十数件案子无一是秉公而断），金氏父女两个异乡人在当地状告著名的企业家、纳税大户，不但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司法成本，而且胜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么作为一个小老百姓，金老头选择忍气吞声，卖唱还钱是明智也是成本最小的办法。

问题是为什么鲁达一听翠莲的诉说，根本不做调查就深信不疑？一是因为鲁达暴烈急躁的性格；二是因为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以及从上到下已然废弛的官方制度，让民意有种想当然的模式：强者和弱者争端，肯定是强者无理，官方也肯定偏向强者。社会不公使一般人相信巨额财富肯定来路不正，“仇富”是普遍的民间心理，鲁达不调查便从金家父女之说；三是郑屠这个暴发户挑战了旧的既得利益者鲁达的尊严。

鲁达恨郑屠，固然是因为他认定郑屠仗势欺压金氏，但更由于他认为郑屠自称“镇关西”，是僭越，是不知天好高地好厚。他气愤地说：“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臜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然后跑到镇关西郑屠的肉铺前，百般戏弄人家，让郑屠亲自动手，先将十斤瘦肉——《水浒传》中叫精肉，现如今我们湖南许多地方还把瘦肉叫作精肉——切成细细的臊子，又将十斤肥肉切成臊子，再把十斤寸金软骨切成臊子，然后将已经切好的臊子劈面打在郑屠的脸上，终于惹翻了先前还低声下气的镇关西。在打郑屠之前，鲁达也历数了郑屠这种“僭越”的罪过：“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得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镇关西’！”——鲁达的这番话，隐含着封建时代统治者对商业和商人的看法，可利用商人生财，可收商人的赋税，但坚决要堵住商人因经济实力高涨而要求政治权利的欲望，以防动摇以农立国、以儒治国的根本。宋代对商人比明代还好点，明洪武命令商人再富有都不能穿绸缎——名号和衣着是社会地位最明显的符号象征。中国封建时代的官民关系就是：再小的官也是代表官府管理、统治百姓的，其尊严不可被挑战；再富的民也是被管理的。这种政治形态决定着做官的尤其是做小官的最难忍受的就是老百姓比他富，比他过得好。那么对于富了以后的人而言，由于缺乏安全感，必须依附官府。由于渭州是防备西夏的前线，因此当地的军事首长比内地更重要，郑屠投托的是小种经略相公。

如果不是郑屠自称“镇关西”，鲁达即使想替金家父女出头，大约只会去质问郑屠。对于官家人鲁达，郑屠采取的态度也大约是息事宁人，最后可能会免掉三千贯钱，让翠莲回东京。可“镇关西”的称号冒犯了官威，鲁达根本不问青红皂白，想方设法激怒了郑屠，然后三拳送他见阎王。

可惜呀，郑屠要是生在今天，肯定要问：卖肉的凭什么就低人一等，不能称“镇关西”？堂堂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不是也在离渭州不远的长安县卖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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