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浓，月冷，风正劲。

紫禁城的宫门却突然打开。

几个影影绰绰的身影快步鱼贯而出。

借着月光细看，原是背着行囊的一行小太监，梳着长辫，而宫门之外站岗的官兵却是身着西式军装，没有辫子，手握步枪。

这一幕似是处在两个时空的场景误撞在了一起。

那为首的军官腰间别着一把闪着寒光的精制西洋军刀，正挥着手示意小太监们速速停下，过来接受检查。

那些小太监们一见之下，脸色倏忽白了。几个行囊豁然全部被打开，杂物散落一地，但并无贵重之什。士兵们正欲放行，为首军官的目光忽而盯住了一床破旧的棉被。

这么破的被子还要带回家吗？他疑虑骤生，于是命了士兵仔细搜查棉被，竟发现里面有类似纸张的东西。着人剪开被子一看，是几张泛着黯淡光影、触目昏黄的旧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盖着许多红色的印章。

这东西甫一被搜出来，小太监们便皆跪俯于地，一时磕头如捣蒜。士兵们不由围过来看，上面的字几乎全不识得，便又厉声喝问跪于棉被旁的小太监。那小太监战战兢兢回道：“这是从老太妃屋子里拿的，奴才们也实在不知是什么。”

这是1924年的冬天，溥仪被驱逐出宫。这座禁宫牢笼中的各色人群也同时被释放出来，或赤手空拳，或暗度陈仓，脸色一样的恓恓惶惶，行囊的轻重却有着天壤之别。这些小太监所携的棉被里的那几张纸，便是著名的三希堂诸帖。

01

王羲之：快雪时晴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当细碎的雪花在《世说新语》的天地里泠沨飘洒的时候，那些风度翩跹的人们纷纷出来踏雪而行。被称作王长史的王濛正踩着积雪，去尚书省拜访王导的儿子王洽。

他到了门口，下了车，着一袭典重肃穆的精绣官袍缓步而行。王洽远远望见他，不禁赞叹道：“君不似尘世中人！”很多年后，也是在一场清幽微雪中，王濛的孙子王恭乘坐着高高的肩舆，披着鹤氅轻裘，缓行于道路，被藏身于篱间的孟昶窥见，孟亦叹道：“真乃神仙中人啊！”

还是在一个雪天，手握重兵的大司马桓温欲冒雪打猎，路过王濛、刘胟的住处。刘胟见他身着戎装，即略带调侃地从容问道：“老贼又要做什么？”桓温听了也不生气，只道：“我若非如此，你们这些人又怎能安坐清谈呢？”

太傅谢安则是在雪天把家人聚在一起谈诗论文。说话间，雪下得紧了，他便以雪为题，欣然问晚辈们道：“白雪纷纷何所似？”他的侄子胡儿抢着答：“撒盐空中差可拟。”谢安面上莞尔，摇了摇头。他的小侄女道韫轻声接了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顿时大笑。

《世说新语》里最负盛名的一场雪下在了山阴。由于这段故事实在是太精彩，只能全文抄录：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位王先生名徽之，字子猷，便是“书圣”王羲之的儿子。 又同样是在山阴的雪天，与他的儿子一样，王羲之也给历史留下了“飞鸿踏雪泥”的印迹。

不过，他是在雪天写了一封尺牍。

信很短，只有二十四个字，“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他写完这些字，又挥笔在信封上落下“山阴张侯”四字。

山阴的张兄，我是羲之。刚刚下了一场雪，但当我开始给你写信的时候，雪很快就停下来了，天空也变得晴朗起来。想必老兄一切都很好吧？上次那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实在是我力所不及。王羲之。

这封信如此之短，恐怕也与天气有关。山阴张家的仆人或许是送来了一封信，问王羲之某件事情的结果，并等在旁边领取回书。可毕竟方下过雪，天寒路冻，行走不易，于是王羲之只能匆匆写信，交给来人。

然而，短短二十余字，却颇值得品味。一是这是描写天气的所有文字里最优美的辞章之一，“快雪时晴”，寥寥四字便如同一幅动人的山水雪景长卷，充满了隽永而节制的美感，甚至流露出幽约复杂的情愫。或快意，或伤感，孰能知晓？二是“书圣”自身也过着与芸芸众生同样的烟火生活，对于朋友问起的事情，他承认了自己的爱莫能助，没有多余的解释，只说了“力不次”，没有任何委婉的托词和自我掩饰的借口，真实而简洁。

这位“山阴张侯”是谁，已不可考；所言何事，更无从谈起。这些已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保留了王羲之的回信，甚至连信封亦一并存了下来。

山阴张侯的后人把王羲之的信装裱起来，从中选取了最美的那四个字，取名《快雪时晴帖》。 这是王羲之书法的集大成之作，字体多为行书，间有楷体，圆劲古雅，意致飘逸，仪态万千，笔力收放自如。与《兰亭序》的笔走龙蛇之势不同，《快雪时晴帖》有着一种雍容淡泊的美感以及神秘深邃的风骨，犹如纷飞大雪霎时沉静，以至有人临写数百遍之后，仍觉其“深不可测”，因此历代藏家皆将之视为珍品。

宋高宗在其南渡岁月中，越来越喜欢书法，甚至终日不离笔墨，或许写字可以让其漂泊挣扎的心灵安顿下来，他对魏晋书法尤其钟情。史料记载：“高宗从容语及前代书法曰：‘唐人书虽工，至天然处终不及魏晋。’”（元陆友《研北杂志》）其中，他对王羲之的书法可谓情有独钟。在宋高宗自己写的《翰墨志》里，他自称：“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他将王羲之的书法作为自己的“心所嗜者”，还赞云：“羲之挺拔迈往之资，而登临放怀之际，不忘忧国之心，令人远想慨然。”

宋高宗《翰墨志》

帖上还极为令人不解地留有一方“明昌御览”印。明昌是金章宗的年号，许是南宋朝廷曾经将之作为礼物赠给过金代朝廷？可还有一方“秋壑珍玩”印章，却又是南宋末年权臣贾似道的印记，不知何故。这恐怕已是一个不解谜团了。

宋高宗并没有在《快雪时晴帖》上留下题跋，他把这个机会留给了一位同样热爱书法的后代——赵孟頫。

严格意义上来讲，赵孟頫并不能算作赵构的后代，他是宋太祖的儿子秦王德芳之后。赵于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生于吴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入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后追封魏国公，谥文敏。赵孟頫幼年临摹的便是赵构的字，后来又学习王羲之的书法，由他作为连接赵构和王羲之、贯通南宋和东晋的媒介，再合适不过。

元延祐五年（1318年），赵孟頫在大都的内府之中见到了此帖，并奉旨写下了跋文：“东晋至今近千年，书迹传流至今者，绝不可得。《快雪时晴帖》，晋王羲之书，历代宝藏者也。刻本有之。今乃得见真迹，臣不胜欣幸之至。”

赵孟頫本身便是位饶有成就的书法家，他与王羲之既是“师生”，又是“对手”，后世书法界关于他二人笔法孰优孰劣的争论，至今仍然喋喋不止。

明末，此帖流传到大学士冯铨手中，冯得之欣喜若狂。他收集了自魏钟繇、晋王羲之直到元代赵孟頫等诸多古时名人之帖，并将这些名帖摹拓汇编成集，刻石四百余方，摹刻精致，因其第一卷以《快雪时晴帖》开篇，故号称《快雪堂法帖》，后来一部分石头被移入北海收藏。

据部分学者考证，现存的《快雪时晴帖》已非初时“书圣”故物，系唐代书法家用“双钩填廓法”临摹之作，即用一张透明薄纸铺在原作之上，描绘出笔迹轮廓，因其基本上是用左右或上下两笔钩描合拢，故称“双钩”；再描于要复制的纸上，然后用墨“填廓”。如果考证属实的话，那这项近乎失传的临摹绝技，当确是能够以假乱真之术，也因此才得以瞒过了赵孟頫的慧眼吧。

02

王珣：顿首伯远

当王珣把笔放下的那一刹那，他不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他只是把这笺墨迹未干的书信封好，交给驿卒，旋即飞身上马，去处理军中的各种琐碎事务——那些事，在当时要远比这封信重要得多。这封信是写给他远方一位朋友的，到现在我们也无法知道这位朋友的姓名。

信中王珣不及寒暄，便提到了另一位名叫“伯远”的朋友。“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这位“伯远”究竟是谁，已不可考，只是从信中仍然可以看出，他志向高洁，常年在山水之间优游。王珣随即感慨道：“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原来，伯远不幸英年早逝，离别仿佛就像发生在昨日，音容笑貌还在眼前，朋友却永远成为古人！山河阻隔，不能前往吊唁。读到这里，这封信却戛然而止，剩下的内容都没有保留下来。

然而，能保留这数十文字，已然是千年未有之奇迹。这封被后世人命名为《伯远帖》的书信，是东晋唯一流传下来的书法真迹。江左烟雨，皆在纸上。

其实，王珣写这封信的时候，真的不是在作书法。他只是在写一封日常书信，用的是当时江南寻常的纸张，墨也蘸得太浓重，以致起笔的“珣顿首”三个字差点把纸浸透。字也写得极为随意，甚至略显匆忙潦草。且王珣虽是琅琊王氏的子弟、“书圣”王羲之的侄子，但他自己又何尝想过做这书法家呢？

王珣，字元琳，小字法护，为东晋名臣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生于穆帝永和五年（349年），他的叔叔王羲之在兰亭和朋友们吟咏雅集的时候，王珣方是四岁小儿，无缘盛会。待他成年，遭遇的却不再是文采风流，而是金戈铁马。

那是太和四年（369年），二十岁的王珣正在荆州桓温幕府之中，担任主簿，为温所重。是时， 幕府中流传着一句谚语：“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其中“髯参军”指的是郗超，因为他有一副葱茏繁茂的大胡子；“短主簿”指的便是王珣，因其身材矮小，故有此称。 二人深得桓温信任，被倚为左膀右臂。

王珣

《晋书》记载了喜欢臧否人物的晋人对他的评语：“神情朗悟，经史明澈，风流之美，公私所寄，虽逼嫌谤，才用不尽。”他做事甚至常常不避嫌疑诽谤也要尽心尽力，这种处事之风在那个凡事“务虚”的时代简直堪称另类。

东晋孝武帝也很尊重他。有一次，孝武帝在宫中饮酒微醺，忽然想起王珣，便欲立即召见他。此时有身边的大臣进言说，饮酒之后召见王繤这样的贤者，似乎不太礼貌。孝武帝闻之，点头称是，于是作罢。

当然，王珣在《世说新语》中留下的最动人的一幕，不是他万里封侯的军功卓著，也不是他令人尊重的优雅风度，而是其直出胸臆的拳拳深情。

《世说新语·伤逝》载：“王东亭与谢公交恶。王在东闻谢丧，于是往哭。督帅刁约不听前，曰：‘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

“谢公”便是谢安，王谢二族交恶，王珣亦难免受累，与谢安关系转劣。但当他听闻了谢安去世的消息，却立即前去吊唁。谢安的部将见到他，拒绝让他进入。王珣也不说话，直接走上前去痛哭。他哭得大为伤心，以致都忘记了礼节——没有握一握谢安少子谢琰（小字末婢）的手，便离开了。那一刻，王珣把王谢二族的私怨抛在脑后，他想起的只是谢安在淝水之战击败前秦的历史功绩，以及谢安曾宣之于口的那些知己之言。

有一年，谢安曾对妻子说，他见到了王珣，虽无交往，却让人念念不忘。说这句话的时候，谢安还亲切地称呼了王珣的小名，叫他“阿瓜”。在谢安生前，王珣虽然谢绝了他的举荐，在其故后，却深情凭吊，为他痛哭。

这种深情，在《伯远帖》中也挥洒得淋漓尽致。后人评价此帖“纸坚洁而笔飞扬，脱尽王氏习气”。

王珣从来都不是一个书法家。

可是，历史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他一生的全部军功、风度、深情都被遗忘在故纸堆里，他随手写的字却被小心翼翼、奉若神明地供进了书法界的圣殿。

《伯远帖》到了收信人的手中，从此杳无音讯，直到六百余年之后的宋徽宗时代，才又重见江湖。 那位喜欢写字的书法家皇帝赵佶把它藏入内府，记载于《宣和画谱》之中。靖康之难，风流云散，《伯远帖》也一并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它的下落。很多人猜测它是被掳掠到了极北苦寒之地，或许已被当作燃料烧掉。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冬至，京师霏霏落雪之时，消失了四百余年的《伯远帖》又神秘地重现人间。

晚明最伟大的书法家董其昌被某位神秘的收藏者邀请前来鉴赏此帖。仔细鉴定之后，他认定这是真迹，不由激动道：“东晋风流，宛然在眼。”透过纤薄的纸张，入目的是厚重而悠长的历史。纸是最脆弱的，一点火星、几滴雨水，便足以毁灭它的踪迹，漫长的岁月里不知它经历了多少险境。

董其昌自画像

03

王献之： 中秋不复

永和九年的暮春，在那场偶然被永恒记录下来的聚会上，宾主四十余人雅集修躒，曲水流觞，饮酒赋诗。聚会的主角，自然是时任右将军的王羲之，刚过“知天命”之年，在朋友子侄面前放松自然，不禁多饮了几杯。大家看他兴致颇高，亦即嚷着让他给这次聚会的诗集写篇序文。王羲之乘着醉意，走笔如飞，无意间写下了他一生之中最耀眼的书法作品。

也是在这场聚会上，有几个人因为没有写出诗来而被罚酒三斗，其中一个就是王羲之的小儿子王献之。那一年，他只有十岁，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似乎对作诗没有太大兴趣，喝完了罚酒，在众人嬉笑怒骂地聊天之时，他只是安静专注地望着父亲，观察父亲写字时的每一个细微动作甚至表情，以及纸上的一撇一捺、一点一画。

他练习书法已经五年。

起初，在父亲的七个儿子里，年纪最小的他并未得到垂青，相比而言，才华横溢的二哥凝之、潇洒不羁的五哥徽之在书法和性格上更肖“书圣”，王羲之在心里早已将自己的“衣钵”传了给他们。直到有一次，年幼的王献之正在练字，人到中年的父亲聊发少年之狂，突然从背后抓住他的笔，这可能是很多父亲并不好笑的恶作剧，常常会吓孩子一跳。可是当王羲之抓住儿子的笔的那一刻，自己却吓了一跳。他竟然拔不动这支笔！从此，他一改往日对这个小名“官奴”的幼子的忽视，开始重点培养他练习书法。（宋人欧阳修在辑录这段故事的时候，或许会忆起自己清苦的童年，幼年丧父的他只能拿芦苇秆在沙地上练字。）

王献之果然不负所望，他的字越写越好，以至连大司马桓温都要请他去题写扇面，他的淡定也让世人刮目相看，便是在这次给名震天下的桓温写扇面的时候，笔墨误落扇上，围观众人均大惊失色，王献之却不慌不忙地将墨迹改画成黑马母牛，还绘得十分精妙。甚至，某次家中失火，他也是镇静地呼唤左右，而不是像五哥徽之一样跑掉了鞋子。某日夜晚寝在书房，不巧一群偷儿潜入房中，将室内的东西偷得精光，王献之只缓缓道：“偷儿，青毡是我家祖辈的遗物，只请你们留下这毡子。”群偷儿听毕，皆惊慌而逃。侍中谢安在比较羲之诸子之后，也赞叹献之“小者佳”。

这兰亭集会上，在目睹了父亲写下最美的书法篇章之后，他意识到父亲的书体已达巅峰，自己实难超越，于是决定不仅要继承家学，更要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独创一体。

他开始学习东汉草书大师张芝等人的传世之作，广泛拜访当时健在的书法大家，将各路风格揣摩于一心。

多年后，一贯欣赏他的谢安认真问他道：“你的书法与令尊大人相比如何？”王献之回答：“自然不同，各有所长。”谢安又道：“旁人评价不是这样。”王献之复道：“旁人哪里知道？”

从形式上看，他的草书既有父亲的风骨章法，也有自己的独创技法，如他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的“一笔书”，与其父的草书即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他似乎放下了父亲写字时的拘谨情绪，更具有充满自信的张力和忘乎外物的逸气，正如唐人对他书法的评价：“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知所成，或蹴海移山，或翻波簸岳。”正是这种飞龙在天的变化，让王献之得以与其父并称“二王”，在书法史上留下自己的独特印记。只是，为人淡定、写字飘逸的王献之，在一个中秋之夜，竟然也会黯然神伤。

这封流传下来的书信，已不知是寄给何人，仅存三行二十二字，“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从字面上已经很难还原书者的本意，大概意思是中秋佳节，却不能见到你，不知道要如何度过，也无心欢庆，只好等待大军归来之日再一起庆祝吧。

王献之《中秋帖》

月圆之夜，他思念远在前线的亲友，以致夜不能寐，起床索笔狂书。在战乱频仍的南朝岁月，书法家王献之无比思念远方的天涯。他不知自己的亲友在军中是否平安，在月影清辉之下是否也在思念这江南的故土？

王献之《中秋帖》里尚未归来的大军，从年代来看，应该指的是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的第三次北伐。这一年王献之已经二十五岁，正在谢安幕府担任长史，并未参与桓温的北伐，却无时无刻不在密切关注着这场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事关国运，他的诸多亲朋好友亦皆已投身于此。

但是，王献之似乎并没有在吉光片羽的书信里流露出太多的喜悦之情。他是个目光深远的人，十万大军在黄河之北，天气渐冷，衣食难继，随时有被切断归路的风险。他只希望大军尽快归来，他将带着醇酒前往迎接。

果然，中秋节之后，前燕开始反击，慕容德率一万兵驻屯石门，李絡以五千豫州兵断绝桓温粮道。桓温见战事不利，又因粮食将竭，更听闻前秦援兵将至，于是在九月焚毁船只，抛弃辎重，狼狈南逃。从此，东晋再没有了恢复中原的希望。

沉默淡定的王献之也有他深情的一面。这种深情也是魏晋时代士大夫精神的一种特质。冯友兰先生论“魏晋风流”时提出了四点：“必有玄心”“须有洞见”“须有妙赏”“必有深情”。“一往情深”这个成语便出自《世说新语·任诞》：“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桓子野（桓伊）就是桓温的儿子，他与王献之的家族也颇有渊源。《晋书·桓伊传》载，王献之的哥哥徽之进京之时，泊舟于清溪之侧，正值桓伊从岸上经过。二人素不相识，恰好船中有人认出他就是野王，王徽之即请人对桓伊说道：“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此时桓伊已是朝中显贵人物，但仍然豁达大度，即刻下车，蹲在胡床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而两人却没有交谈过一句话，他所弹奏的据说便是后世的“梅花三弄”。而桓伊的族侄桓玄，是“二王”书法最有名的“粉丝”，他曾散尽家财搜集王羲之、王献之最精美的作品，各为一帙，常置左右，即使到了兵败之际也不离身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难以割舍，只好一起跳入滚滚大江——这也成为王献之作品传世稀少的原因之一。

桓伊像

王献之的深情，除给了亲友家国，还给了他心爱的女子——郗道茂，是他的妻子和表姐，那位被桓温夺去兵权的郗愔便是她的伯父。 他在十七岁的时候与之成婚，二人十分恩爱，父亲王羲之也很喜欢她，在去世的前一年为她写了《郗新妇帖》。王献之风流蕴藉，乃一时之冠，新安公主仰慕已久，便要求皇帝把她嫁给王献之。东晋简文皇帝下旨让王献之休掉郗道茂，再娶新安公主。王献之深爱郗道茂，为拒婚用艾草烧伤自己双脚，后半生长年患着足疾，行动不便。即便如此仍无济于事，为了保全家族，王献之只能忍痛休妻。郗道茂的父亲郗昙已亡，被弃后她只得投奔伯父郗愔篱下，再未他嫁，生活凄凉，郁郁而终。

王献之曾写信给她，称：“方欲与姊极当年之足，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无已，惟当绝气耳！”他写了很多诗给她，其中最有名的是《桃叶诗》，他站在建康城河水的渡口吟唱此诗云：“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那个秦淮河畔的渡口，因此有了一个“桃叶渡”的美丽名字。

唐寅《王献之休郗道茂续娶新安公主图》

正如《中秋帖》里所写的一样，在他的一生中，等待与迎接往往成为其生命中的一部分。“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那中秋之夜的圆月，是他与他思念的人唯一的共情。在王献之生命的最后一刻，别人问他此生有何错事和遗憾，他只说了一句，“不觉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这句话也被记录在《世说新语》里，成为这位深情书家的最后身影。

他的哥哥王徽之当时也病得很重，献之先行去世。一天，王徽之猷问侍候的人道：“为什么一点也没有听到官奴的音讯？这是已经去世了！”于是乘车去奔丧，一点儿也没有哭。

王献之平时喜欢弹琴，王徽之便径直进去坐在灵座上，拿过王献之的琴来弹，琴弦却怎么也调不好，遂把琴扔到地上道：“官奴官奴，人琴俱亡！”说完即悲痛得昏了过去，很久才醒转过来，随后也去世了。

魏晋风度，若无深情，终究是纸上凉薄。 深情，是魏晋风度的温度，也是书法的内在精神，“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诚哉斯言！

王献之的《中秋帖》，一笔而成，恣意挥洒，气势如龙，连绵飞舞，是东晋草书的巅峰之作，历来为世所重。梁武帝萧衍称之为“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唐太宗李世民赞叹“自晋唐以来从大令问津以迄于成者，代不乏人”。卷前有宋高宗赵构签题“晋王献之中秋帖”，卷后有明 代董其昌跋称“大令此帖米老以为天下第一”。

董其昌所说的米老就是宋代书法家米芾，米芾是“宋四家”之一，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可达到乱真程度。

后来，有的学者考证，这很可能是米芾给董其昌开了一个跨越几百年的大玩笑。《中秋帖》的纸张是竹料纸，这种纸东晋时还未出现，属于北宋才有的纸张。从行笔的姿态可以推测，所用毛笔是柔软的无心笔，而东晋王羲之、王献之所用的笔还是有心硬笔。因此此帖并非献之原物，而临写者便是米芾。其中一个证据，便是米芾自己在著作《书史》里承认的，米芾说自己曾经临摹过王献之的字帖一卷，后来在常州一个士大夫家里做客，客人们都争相拿出自己收藏的书画，请米芾把关，轮到沈括——就是那个写《梦溪笔谈》的科学家，沈小心翼翼拿出自己的宝物——王献之的字帖，米芾一看就说是赝品，沈括吃惊说道，这是我收藏多年的了，怎么可能是假的。米芾笑言这是我自己写的。当然，米芾并没有明确说自己临摹的便是《中秋帖》，这个证据是否充分，有待研究。

四　尾声

冯铨降清之后，他的儿子将《快雪时晴帖》献给了康熙皇帝，并在奏折里称：“此帖乃王羲之所书真迹，臣父素所珍藏。今皇上留心翰墨，臣不敢收藏此帖，愿进御览。”然而，康熙皇帝似乎对此并不太感兴趣，将此帖收入内府之后只是给了他微薄的赏赐。

乾隆十年（1745年），朝鲜人安岐的藏品流入内府，《伯远帖》自然也在其中，乾隆皇帝得到《伯远帖》时，还把这件事郑重地记录下来：“乾隆丙寅春月，获王珣此帖，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题曰：‘三希堂’。”将之与内府旧藏的《中秋帖》《快雪时晴帖》《伯远帖》并称“三希”，于《中秋帖》引首题“至宝”两个大字，称赞《快雪时晴帖》“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写了一个大大的“神”字。

三希堂诸帖从此成为乾隆的挚爱，他常常忍不住在帖旁题写文字，如看到《伯远帖》上董其昌的跋文倍觉精妙，竟为此在旁边画了一小幅树石，还写下“王珣帖与其昌跋皆可宝玩，即装池侧理亦光润堪爱，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长春书屋御识”数语。

然则，在故往烟尘里的烽火乱世，这些纸张薄如蝉翼，紫禁城的厚重高墙也无法阻挡它们的风雨飘摇。正如本文开头那一幕，清朝灭亡之后，这些宝物流入江湖者众多。

很多年之后，再聚首，已是物是人非。

纸上东晋，恍然如梦。

本文节选自

书名：苏东坡的山药粥

作者: 徐佳

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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