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

        今年是法国作家大仲马逝世150周年。大仲马几乎可以说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法国作家,他的代表作《基度山伯爵》在中国广受欢迎，流传不辍。

      《基度山伯爵》为何有两个中文译名

        “法国高蒙影片公司出品，基度山恩仇记，原名《基度山伯爵》，根据大仲马同名小说改编。”这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以下简称“上译厂”）1976年译制的电影《基度山伯爵》开头的一段旁白,为何要加上这段旁白，因为小说《基度山伯爵》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1947年蒋学模翻译的《基度山恩仇记》。从1947年到1978年，中国大陆只有蒋学模的这个译本，《基度山恩仇记》这个译名深入人心。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蒋学模的译本，书名恢复为《基度山伯爵》。

       1844年，大仲马在历史教师奥古斯特·马凯的帮助下，完成长篇小说《基度山伯爵》（Le Comte de Monte-Cristo）。基度山，原文为意大利文，意思是“基利斯督山”，是十九世纪属于托斯卡纳国的一个有着富于宗教意味名字的小岛。小说主人公爱德蒙·邓蒂斯越狱后在基度山岛找到宝藏，成为亿万富翁后买下基度山岛，得到了基度山伯爵的头衔。在巨额财富和高贵身份的秘密保护下，爱德蒙·邓蒂斯开始了长达十年计划周密的报恩与复仇。

       很多读者喜欢《基度山恩仇记》这个译名，觉得有劲儿，快意。报恩与复仇是小说的主线，但不是它的主题。大仲马在一百万字的小说结尾，留下了基度山伯爵的箴言，这也是大仲马要告诉读者的中心思想：“世界上没有快乐或痛苦；只有一种状况与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只是如此而已。只有曾身受过最深切的悲哀的人，才最能体会最大的快乐。摩莱尔，我们必须经验过死的痛苦，才能体会到生的快乐。所以，我心爱的孩子呀，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不要忘记，在上帝揭露人的未来之前，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

       等待和希望，这就是小说《基度山伯爵》的主题。写历史小说《三个火枪手》和《基度山伯爵》之前，大仲马是个剧作家。大仲马写戏总要先找最后一句台词，然后再倒回去结构全剧。或许大仲马也是这样构思《基度山伯爵》的，先创造一个结尾：二十四年后爱德蒙·邓蒂斯留下人生箴言，带着海蒂离开马赛，离开基度山岛，远走天涯。然后再退回去写第一章《船到马赛》。爱德蒙·邓蒂斯十九岁受恶人陷害，被捕关进伊夫堡，逃走的时候已经是三十三岁。囚居黑牢十四年，爱德蒙·邓蒂斯是如何度过那些刀割似的漫漫长夜的，是等待和希望。越狱后成为巨富的爱德蒙·邓蒂斯化身为基度山伯爵，又是如何用了漫长的十年时间让仇人得到报应的，是等待和希望。爱德蒙·邓蒂斯的复仇方式是那样的精致、迟缓、深切，因为他要用同样的痛苦来回答仇人，以牙还牙。爱德蒙·邓蒂斯之所以能够采用这种复仇方式，是因为有财富和身份的秘密保护。大仲马给小说起名《基度山伯爵》，真是神来之笔。

      《基度山伯爵》在中国流传甚广，它的中文译本有二十多种，现在有的中文译本的名字依然叫《基度山恩仇记》，但笔者更喜欢叫它《基度山伯爵》。

       上译厂的译制片《基度山伯爵》为何能成为经典

       曲折的情节和精彩的对话，是小说《基度山伯爵》成功的秘诀，也是它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的主要原因。《基度山伯爵》十多次被美国和法国搬上银幕，中国观众最熟悉的是法国高蒙影片公司1961年出品的同名电影。这部电影是在1976年作为“内部参考片”由上译厂译制完成的，1979年公映。上译厂译制这部电影时，“文革”尚未结束，《基度山伯爵》、《巴黎圣母院》、《简爱》这些影片都是作为“内参片”交给上译厂的。在那个文艺百花凋零的特殊年代，上译厂却悄然崛起，这确实令人费解。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这些“内部参考片”的艺术质量比较高，“内参片”锻炼了队伍。二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沉淀与积累，上译厂的译制水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达到顶峰。

       法国高蒙影片公司出品的《基度山伯爵》在世界电影史上没有什么影响，在所有改编版本里也不是最出色的。但对于中国观众，这个版本却是最经典的，是孙道临、毕克、邱岳峰、李梓、于鼎、刘广宁这些配音大师们把它打造成一部经典，在电视上一播再播。

      《基度山伯爵》的文学地位不如《悲惨世界》吗？

      《基度山伯爵》是一部历史小说。从1815年2月24日埃及王号大帆船到马赛港一直写到1839年10月6日爱德蒙·邓蒂斯和深爱他的海蒂离开基度山岛，乘着大白帆船浪迹天涯。故事背景跨越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两个时代。大仲马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法兰西这段历史。但大仲马要写的是小说，而不是历史。他的重心放在曲折生动的情节上，而非解剖当时的社会生活。大仲马是这样说的：“历史是什么？是一个钉子，一个用来挂我的小说的钉子。”有评论认为，“与大仲马同时代而且同属浪漫主义流派的雨果所写的《悲惨世界》，却能以感人的艺术笔触，通过主人公的悲惨遭遇，描写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的苦难生活，展示了广阔的社会图景，甚至正面描写了1832年巴黎起义。因而在文学史上，《悲惨世界》高于《基度山伯爵》。”

       笔者认为，《基度山伯爵》并非没有接触社会生活，而是活灵活现地展示了一幅时代画卷。书中人物的命运，就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写照。法国小说家、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安德烈·莫洛亚在《三仲马传》一书中这样写道：“对于大仲马，我们可以说的，他不是将小说举到了历史的高度，这是他自己以及他的读者都不情愿的。我们要说的是：他将历史与小说演化为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典型人物，一起搬上大众的舞台，推到构成他的观众的广大民众面前；在这一舞台聚光灯的照射下，历史与小说融合在一起，焕发出一种新的生命的光彩，给各民族带来喜悦，并将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地流传下去，为后人所喜爱。”

       大仲马在小说中表达了为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们伸张正义的愿望。小说的主人公爱德蒙·邓蒂斯的复仇方式不是采用暴力，而是用智慧、耐心、深沉的方式让恶人得到应有的报应。大仲马对公平正义的向往，正是《基度山伯爵》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不过，小说《基度山伯爵》也可以被视作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靠金钱来伸张社会正义的一种幻想。爱德蒙·邓蒂斯从伊夫堡越狱后在基度山岛找到宝藏，“他并不想整天地去望着那些黄金和钻石，或留在基度山上，像一条龙似的守着那些无用的宝藏。他现在必须回到生活中，回到人群中，到社会里去重新获得地位、势力和威望，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钱才能使人获得这一切——钱是支配人类最有效和最伟大的力量。”

       在金钱和势力的保护下，爱德蒙·邓蒂斯变换各种身份，打通所有关系，清除一切障碍。不少读者，包括笔者本人，有时会觉得这是《基度山伯爵》的艺术缺憾，因为与同时代深刻揭露资本主义金钱罪恶的巴尔扎克相比，大仲马的笔下，竟常常流露出了“金钱可爱”、“金钱万能”的观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十分客观地描摹出了当时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现象，有其积极意义。不过，大仲马似乎毫不在意自己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曾直言不讳道：“在文学上我不承认什么体系，也不属于什么学派，更不树什么旗帜；娱乐和趣味，这就是唯一的原则。”

     《肖申克的救赎》灵感来自《基度山伯爵》

      1982年，美国作家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出版了由四个中篇小说组成的小说合集《Different Seasons》。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被改编成电影，获得奥斯卡奖七项提名的《肖申克的救赎》。从《肖申克的救赎》中，我们可以看到《基度山伯爵》的影子：前程似锦的年轻银行家安迪蒙冤入狱，关进肖申克监狱时是1948年，此后二十七年在监狱中度过，直到1975年越狱成功。他在牢房的水泥墙挖了一个洞，挖的这个通道连着污水管，通往监狱半英里外的一条小溪。安迪用敲石头的锤子挖了二十七年。他的信念和大仲马笔下的爱德蒙·邓蒂斯一样坚定。越狱后也得到了一个新身份和财富。小说《肖申克的救赎》有一个副标题：春天的希望。希望是《肖申克的救赎》的主题，也是《基度山伯爵》的主题。斯蒂芬·金一定是喜爱大仲马的，《肖申克的救赎》结局同样让主人公奔向蔚蓝的大海。

       斯蒂芬·金的原著没有让越狱后的安迪复仇，复仇的情节是导演弗兰克·达拉邦特改编电影时加上去的。导演弗兰克·达拉邦特也一定酷爱《基度山伯爵》，安迪复仇的方式也是那么智慧，那么慢条斯理、深思熟虑。典狱长诺顿最后得到应有的报应，饮弹自尽。《肖申克的救赎》结尾，安迪留给朋友瑞德一封信：“记住，‘希望’是个好东西，也许是世间最好的东西，好东西永远不会消逝的。我希望这封信会找到你，而且找到你的时候，你过得很好。”这让我想起小说《基度山伯爵》的最后一章，爱德蒙·邓蒂斯留给摩莱尔的那句人生箴言：“我心爱的孩子呀，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不要忘记，在上帝揭露人的未来之前，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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