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尔顿曾经提出过一个精辟而又耐人寻味的观点：（在小说中）“正常的人物占有美德，而怪异的人物垄断活力”（《文学阅读指南》）。这或许能够解答长期以来对作家和读者两方都形成困扰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叙事文学作品中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是反面人物（此处的“反面”，不仅是指道德意义上的“恶”，还包括伊格尔顿所说的“怪”和“异”的成分），而非作者苦心孤诣建构起来的“正面”形象。对此，陈崇正显然深有体会。就像他所倾心的文学偶像王小波那样，陈崇正也在自己的创作中恣意地挥洒着奇思妙想与批判精神，建构起一个充沛着“怪”“异”色彩的小说世界，或曰“南方异托邦”。
陈崇正早年曾先后用过“傻正”“且东”两个笔名，后来才换回本名进行创作；可以说，“傻正”和“且东”代表了他小说创作的“学习时代”。从他这一时期的小说中，明显可以看出一个初涉创作的文学爱好者以前辈作家作品为范本，努力在模仿借鉴中练习叙事技法并逐渐探索个人风格的痕迹。它们日后被集中收录在小说集《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中（另有几篇散见于《遇见陆小雪》和《折叠术》），并被统一归入“十一种恐惧”的名下：出生并成长于“一家都是胆小鬼”“每个人都有胆小的故事”的家庭，“多年以后回望这些场景，我突然发现，恐惧的对面，并不是勇敢或不恐惧，而是站着麻木……麻木是我们的另一个真相，附着在恐惧的背面”，因此，“我要书写恐惧，它才是勇气诞生的源泉，它才是大多数人脚踩之处的质地。活在恐惧中，与恐惧共存，是我们真实的状态”。而在一次对谈中，他进一步将这一批小说所要传达的“宿命”和“恐惧”主题归结为“一个人在特定时空中的生存感觉”，即“生存”中“内在和深层的焦虑”。这也为我们理解他此阶段的创作提供了一把钥匙。
“恐惧”被直接反映在《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的题目中，并由此成为整部小说集的书名。主人公“我”和二叔一个“傻”一个“癫”，被村里人视为“癫狂”的二叔，终其一生都在和“恐惧”作斗争。他恐惧的核心是死后被火葬，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二叔为了避免死后被火葬（包括尸体被人从土里扒出来）所做的种种努力，充满了荒诞感；更荒诞的是，他认为“人出生以后，身上还是覆盖着看不见的壳……就在30岁，人身上的壳就开始变软变脆，最后破掉，那时灵魂才刚刚出生”，而当灵魂被孵化出来，人的躯壳也便渐渐失去意义，甚至连饭都不必多吃。因此，“在半步村生活，最大的本事，就是要学会如何发呆”，听从命运的安排，向死而生，更无需像二叔那样为死后的躯壳能否入土而担忧。对存在主体的深刻认识，便通过这样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传达出来。
类似的主题和表现形式，曾在“先锋文学”和“新生代小说”中反复出现，并成为陈崇正在“学习时代”模仿、借鉴和练习的一个重要方向。他将对命运的思考与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焦虑结合在一起，灌注于自己潜心营构的叙事迷宫之中。小说《替身》的结尾，群众演员老徐为了救曾给自己带来种种屈辱的苗导演而被铁架压住，却静静地从口袋里摸出三颗大枣，把它们全部吃完。这个荒诞的定格镜头意味着，对于普通人来说，善良并不能为自己换来尊严和幸福安稳的生活；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所能支配的仅仅只有“三颗大枣”，把它们吃完，一生也就走到了尽头。《没有翅膀的树》同样是写普通人面对生活苦难而进行的无望的抗争：为了能让孙子上市里的学校，曾经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把“人死鸟朝天”当口头禅的段老爷子决定“碰瓷”，找个机会再让校长开车撞自己一次。陈崇正致力于荒诞书写的目的在于警醒世人认清生活的真相和悲剧的源头，并藉此重新证明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尊严。在古希腊神话中，看见美杜莎真实面孔的人无法摆脱变成石头的悲剧；但是，这石头却有可能成为击碎生活坚冰的一种力量。
潮汕山间的“半步村”及其所归属的“碧河镇”，是陈崇正小说叙事的原点。他不仅在众多篇什中直接书写发生在“半步村”“碧河镇”里的故事，那些在“西宠”“东州”等城市里打拼的普通人，似乎也是从这个村庄、小镇走出，并往往难逃还乡的宿命；或者说，这些城市不过是放大了的“半步村”和“碧河镇”而已。他将7部以半步村为背景的小说结集为《半步村叙事》，将书写“我的碧河世界”的中短篇结集为《折叠术》，而带有明显科幻色彩的中篇集《黑镜分身术》，五幕内容彼此相关的神秘剧也是以“半步村”和“碧河镇”为背景上演的。
然而，陈崇正笔下的南方村庄和小镇并非是完全“写实”的。短篇《碧河往事》如巴什拉所说的那样借空间保存并激活记忆，试图反映和反思动荡年代对普通人肉体与心灵的双重戕害，以及这种戕害绵延数十年的后遗症；尽管其情节因一位老人的精神失常和作者采用的限知视角与限制叙事而显得云山雾罩，但它无疑还是一个纯粹的传统“现实主义”文本。而在陈崇正笔下更多的“半步村叙事”中，一种近似“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将乡土、现实与幻想糅合在一起，正如巴赫金所说，“强烈感觉到完全可能存在另一种生活和世界观，绝不同于现今实有的生活和世界观（并清晰而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小说塑造现今生活形象的一个前提。”《你所不知道的》中，“我”回乡奔丧，参加矮胖子叔叔的葬礼并为他守灵，却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了一场绑架案，亲眼目睹苗姑姑断手和孤儿小丁断指的惨剧；《秋风斩》里，妻子阿敏亲历车祸而诱发出当年一桩焚尸案的回忆，从此陷入迷狂，并使全家人的日常生活都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夏雨斋》中，外曾祖父留下的日记悬念重重，其中关于“分身术”和小和尚预言的记载，与海外华侨的隐秘历史交融在一起，使这篇小说成为整部《半步村叙事》中最难以索解的谜团。而小说集《黑镜分身术》里那些赖以支撑叙事的、大胆而又玄妙的设置，诸如破爷引入“魂机”治疗“树皮病”以及随之而来的“买卖记忆”（《离魂术》），胖和尚（“且帮主”）坐在水晶椅子上被球形闪电击中而分身为三人（《分身术》），绝症“鸡鸣病”最终需要从鸡屎中提炼解药（《停顿客栈》）……则俨然使“半步村”变成了一个在烈日、大雨和台风中飘摇的南方“异托邦”。它闭塞、混乱、无序，落后于时代又脱离现实社会，充溢着浓郁的巫术色彩。伊格尔顿意义上的“怪异人物”随处可见，恰如福柯给“异托邦”所下的定义所说的那样，“反映、呈现、抗议甚至颠倒正常空间的逻辑”，足以“扰乱人心”；而无限的活力与可能性，也便由此得以孕育、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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