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画像

       中国小说观念研究中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是，诸多名为“小说”的概念，其含义却不尽相同，因而研究者往往纠缠于名实之间，不得脱身。为了尽可能清晰界定，一些研究者做出“古小说”与“古典小说”的界分。而在近现代西方小说观念的影响下，这一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无怪乎胡怀琛感慨道，“不但是中国古代的小说和中国现代的小说（就是受过西洋文学的洗礼而创造的小说）是同名异实；就是在中国古代的小说中也有同名异实的。”我们通常认为，西方小说观念的引入促成了中国小说观念的嬗变，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小说观念的改变决非一蹴而就，而是反复交织于传统与新变中，民国初年正是这样一个多元观念并生的时期。在考察这一时期小说观念时，传统的余响是我们不该忽略的一种力量。

       提到中国古代小说，自然使人想到小说与史家的关联，班固将小说称之为“街谈巷议” ，其后又有“稗官野史”“史家之余唾”“正史之阙”“正史之余”等说法。在历代史书与目录学著作中，小说与史家的密切关系更是随处可见。“补史”观念延宕至民国，成为当时人阅读与理解小说的基本底色。尽管民国初年的人们在阅读和评价小说时，并不以能否“补史”作为唯一标准，在公开场合关于“小说补史”的论述也越来越少，但是保持这种传统见解的人依旧数量可观。以翻译西方小说而闻名的林纾，在记录见闻的“笔记”《践卓翁小说》自序中便表现出这种向传统的回归。他认为“盖小说一道，虽有别于史传，然间有纪实之作，转可备史家之采摭。如段氏之《玉格》《天尺》《唐书》多有取者。余伏匿穷巷，即有见闻，或且出诸传讹，然皆笔而藏之，能否中于史官，则不敢知。然畅所欲言，亦足为敝帚之飨。”

       民国初年小说延续了中国古代小说的“补史”观念，体现于具体的小说创作与报刊杂志栏目上。以前者而论，蔡东藩作《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并自诩“良小说”，可侪于古之“良史”。以后者而论，与“古小说”史传传统关系密切的“笔记”在民初盛行，《礼拜六》《小说丛报》等畅销杂志多专设“笔记”“笔记小说”“札记小说”“杂记”“杂俎”等栏目，登载笔记作品。“笔记”的兴盛状况甚至引起了新文学人物的关注与警觉。罗家伦、胡适等人都对此种状况进行批评，或指出其思想方面的缺失，或从体式上将其排除在“短篇小说”之外。我们不妨以曾受罗家伦批评的《小说月报》为例，以备一隅之观。

       1912年恽铁樵接手《小说月报》编辑后，在该杂志第三号中征求“专记各省革命时之遗闻轶事”的革命外史作品，他本人在第四号以笔名“焦木”发表了“时事小说”《血花一幕——革命外史之一》，这篇小说的后记比小说本身更值得关注。在后记中，恽铁樵表达了写作这类“革命外史”作品的痛苦，这种痛苦实质源于两种小说观念的龃龉。一方面恽铁樵受到域外小说观念影响，认为小说为“海市蜃楼”，应允许虚构；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小说“补史”观念而“据事直书”。在随后的第五期他发表了《鞠有黄花——革命外史之二》，此后再未发表这类革命外史小说。

       恽铁樵的搁笔说明其意识到两种小说观念的尖锐矛盾而难以决断，同时代却另有人保持对小说“真实性”的固执要求。1915年《小说月报》第十二号上刊登了读者许与澄的来信，许与澄认为《小说月报》中的“掌故小说”应严格遵循真实主义，不应臆造，而且应当特别标明“记事”“实事”等字样，他希望通过阅读这样的作品广见闻，这正是深受小说“补史”观念影响的一种观点。无独有偶，《小说月报》在1915年第三号“本社函件撮录”中刊登了陈通甫对钱基博小说《石勇》的批评，并附载钱基博对此批评的回应。《石勇》是钱基博1914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作品，是受林纾文字峻洁的“笔记”《技击余闻》影响而作的《技击余闻补》中的一篇，主要讲述温州东乡人石勇颇有异能，经寺僧推荐做了福建的“经略大臣”，后在中日海战中因预判敌舰到来而立功，官至福建水师提督的故事。陈通甫对《石勇》的批评主要在于小说缺乏真实性，他指出前清光绪二十年福建既无“经略大臣”，甲午后“福建水师提督”中也无名为石勇者。此外，陈通甫还对《小说月报》停载“掌故小说”大家许指严的作品表达了不满，在他看来“指严君秘史为第一”。而令人诧异的是，钱基博在回应中声称《石勇》这则故事是据实而录，只不过在流传过程中或许有所偏差而造成了“如是我闻”“姑妄听之”的情况，钱基博进而讽刺道“史书宰相表，其何人止伯什数，然能道姓氏于人人者，宁有几哉？”陈通甫如何能够做到“果系贵官，一经提起姓名，脑中应有痕蒂”。

       不论是恽铁樵写作“革命外史”时的内心痛苦，还是许与澄对小说“真实性”的执拗要求，以及陈通甫和钱基博围绕《石勇》的争论，这些都呈现了小说 “补史”观念在民国初年的延续。在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传统仿佛一种余响，以深远与持久的方式，在这些“新”观念中沉默地打下自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