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生活是别处所没有的，人也是很特别的人。 ”1862年，归来的流放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如此描述西伯利亚，他将北亚这片广阔富饶却又贫瘠恶劣的土地称为“死屋”，因为那里有一批又一批人忍受着残酷与绝望——那是沙皇强权天然的监狱。

借助19世纪的新闻报道、官方报告和小说文字，英国学者丹尼尔·比尔回溯到俄国流放制度的源头，沿路而下，完整展现出这一段惩罚史的形成、发展、衰落和变形。 丹尼尔的笔法在治史同时还具有极强的文学感，更可贵的是，他没有局限于英雄的受难史，而是勾勒了一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众生相。

本文节选自《死屋： 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第七章“刑罚堡”。 在本章中，丹尼尔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轨迹，进入到囚徒世界内部，发现了那些流放生活中难以想象的恶劣、混乱、规则与狂欢，并借助陀翁的文字挖掘出“两个俄国”之间的巨大鸿沟，从中寻找个人与集体的救赎之路。 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因原文较长，选摘时虽进行了部分删节处理，但篇幅压缩依然有限，可选择转发或收藏以便于分段阅读。

“未完成”的死刑

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二十五年前曾关押过十二月党人的牢房，现在监禁着几十个学生、官员和作家。他们被认定参加了一个颠覆性讨论小组，这个小组每周在激进的年轻贵族米哈伊尔·彼得拉舍夫斯基家中开一次会。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大多数成员反对农奴制度，受1848年的理想的鼓舞，并希望在国内进行改革。他们不是革命者，但欧洲的动荡促使俄国开始镇压所有形式的反对者。彼得拉舍夫斯基圈子引起了沙皇秘密警察第三厅的注意。

这些人于1849年4月被逮捕，在之后那个漫长的夏季中，他们一直被单独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里，在此期间，调查人员就他们的思想、他们参加的活动以及他们与国外的联系等问题进行了密集的审讯。9月，一个调查委员会认定其中的二十八人犯有煽动罪。但是，他们仍旧没有被判刑。因此，当这些囚犯的牢门在12月22日早上打开，他们被带入冰冷的黑暗中时，他们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在俄国的北方首都，在12月这个时节，快到中午时天才会亮。这些人由武装警卫押送着，坐着密闭的马车穿过仍然昏暗的街道，只能透过结霜的窗户匆匆瞥见沿途的建筑。走过这段似乎没有止境的旅程后，马车终于停在了谢苗诺夫斯基广场，此处距离涅瓦大街不太远。马车门打开后，这些囚犯踏进了齐膝深的雪中。他们四周站着圣彼得堡团，士兵们围成了一个方阵。在方阵中间，一个粗糙的木楼梯通向一个挂着黑布的平台。

这些人此前被关押在单人牢房中长达数月，但是终于重聚的喜悦很快被打断了，因为一个官员说马上就要执行他们的判决了。他领着这些囚犯——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曾是圣彼得堡团的军官——穿过士兵的队列，走上了行刑台。接下来出现的一幕旨在向在旁观看行刑的士兵强调对沙皇不忠的代价。

另一名官员命令这些人站成一排并摘下自己的帽子。他从这一排人面前走过，在宣读某个人的罪行和惩罚时，就在这个人前面停一下。他花了整整半个小时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判决在响着、回响着，就像丧钟的鸣响一样：‘现场刑事法庭判处你被枪决。’”沙皇亲自用“批准”二字确认了每个判决。死亡的恐惧向他们袭来。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件长长的白色农民衬衫和睡帽，然后穿戴上。前三个囚犯（包括彼得拉舍夫斯基自己）被抓着手臂带离了那个平台，每个人都被绑在了立在地面上的一根杆子上。射击队走到距离被判处死刑者不到四米的地方，然后举起步枪。

陀思妥耶夫斯基

28岁的作家，小说《穷人》（1846年）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下一个三人组，他站在行刑台上看着这个戏剧性场景，心中满是“不可思议的恐怖”。当射击队瞄准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自己属于下一批要赴死的人，他内心的想法也许可以从他1868年的小说《白痴》里的一个场景当中体现出来。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的最著名的段落之一：

那五分钟在他像是无穷尽的期限、数不清的财富……但是他说，彼时对他说来最难受的莫过于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念头：“如果不死该多好哇！如果能把生命追回来，——那将是无穷尽的永恒！而这个永恒将全都属于我！那时我会把每一分钟都变成一辈子，一丁点儿也不浪费，每一分钟都精打细算，决不让光阴虚度！”……这个念头终于变成一股强烈的怨愤，以致他只希望快些被枪决。

然而，在谢苗诺夫斯基广场，枪声并未响起。在最后一刻，一名副官飞奔到广场，传达了尼古拉一世的赦免令。既恐惧又混乱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得知，沙皇已经饶了他们的性命；等待他们的命运不是死在射击队的枪下，而是同普通罪犯一道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各地的刑罚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自己被判处在鄂木斯克服四年苦役，其后终身服兵役。彼得拉舍夫斯基被判处服时长不定的苦役。

随后，“未完成的”死刑按照惯常的形式执行。这些囚犯的衬衫被脱去，他们跪了下来，两个行刑者上前来，仪式性地在囚犯的头上把剑折断。囚犯们分到了囚服、肮脏的羊皮外套和毛毡靴。一辆农用大车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彼得拉舍夫斯基戴上了脚镣，踏上了远赴西伯利亚的第一段路程。其他人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出发。

这整场可怕的戏剧的导演正是尼古拉一世。假装执行死刑，是以最残酷的方式强调，这些罪犯之所以能够保住性命是得益于沙皇的怜悯。与十二月党人不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不会享受到特别豁免。尼古拉一世的宽赦令非常具体：“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确定他们的流放地点后，他们应该被当作完全意义上的罪犯来对待。他们今后的任何一次减刑都应取决于他们的表现和沙皇的怜悯，但绝不是取决于地方当局的决断。”

那天回到彼得保罗要塞的牢房中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自己的哥哥米哈伊尔写了一封言辞激动的信。他表述了要去品味生命中的每一分钟的炽热雄心：“生命是礼物，生命是幸福，每一分钟都可能是一个幸运的时期！……现在，改变自己的生活，我会以一种新的方式重生。哥哥！我向你发誓，我不会失去希望，我会守护我的精神，我会让内心保持纯粹。我正重生为更好的人。这是我巨大的希望和我巨大的安慰！”但是，在西伯利亚流放的沉寂前景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气馁：“我真的再也不能拿起笔了吗？……我会把我写的所有东西都寄给你，如果我还能再写什么的话，上帝啊！……是的，如果不能写作，我会死！倒不如让我带着笔被囚禁上十五年！”

12月24日午夜的钟声敲响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戴上了脚镣。在另外两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的陪伴下，他坐着由宪兵守卫的雪橇，离开了圣彼得堡。

“我们穿过乌拉尔山时，那是一个悲伤的时刻。”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回忆。“马匹和雪橇陷在了雪堆里。当时有一场暴风雪。我们下了雪橇，那会儿是晚上，有人在把马匹和雪橇拉出来，我们站在一边等着。我们四周是积雪和大风雪。那里是欧洲的边境。前方是西伯利亚和我们未知的命运，而我们的整个过去都遗落在身后。这实在是令人沮丧，于是我流下了眼泪。”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0年1月9日乘马车到达托博尔斯克。这一行人沿着陡峭的道路从较低的城镇走上了那个可俯瞰额尔齐斯河的高地，来到位于高地边缘的中央广场。在他们前往托博尔斯克中转监狱的路上，他们经过了乌格利奇铜钟，那口钟无声地提醒着君主的权力以及流放者在乌拉尔山以东被遗忘的命运。

被关在托博尔斯克中转监狱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迎来了几名不速之客。在当地流放官员的安排下，三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与这位年轻作家见了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了这次会面：

我们看到了这些自愿跟随丈夫来到西伯利亚的伟大牺牲者。她们放弃了一切，她们的社会地位、财富、人脉、亲戚，她们为崇高的道德责任牺牲了这一切，而道德责任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不受约束的责任。她们没有任何罪行，却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忍受了她们被判刑的丈夫所忍受的一切……她们为我们的新旅程祈福；为我们画十字架，并给我们每个人送上了福音书，这是监狱里唯一允许阅读的书籍。在我四年的刑罚生涯中，这本书一直躺在我的枕头下面。

新约《圣经》几乎就像护身符一样从一代西伯利亚政治流放者手上传到下一代手上，每本书的封皮中都藏着十卢布钞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难友于1850年1月20日离开托博尔斯克，在十一天后抵达鄂木斯克监狱。

肮脏、恶臭、噪音与无从避免的亲密

鄂木斯克的囚禁生涯会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改变很多。他和普通罪犯一起生活在木棚屋里，这段生活迫使他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自己的道德和政治信念。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潦草地写下了一些笔记，这些笔记将成为那本在整个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关于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书籍的基础。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作为对一个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完全不知道的可怕世界的简介，《死屋手记》（1861-1862年）都引起了轰动。这部作品以虚构的人物戈梁奇科夫的视角来写，这是一种为了顺利通过审查而使用的文学手段。这本书是半自传性的。同时代的人把它当作一部回忆录，而不是一部虚构作品。该书问世后，当时的一位评论家写道，它具有“一种惊人的影响。该书作者被视为一个堕入地狱的新但丁，但是这个地狱更加可怕，因为它不是存在于诗人的想象世界中，而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列夫·托尔斯泰这样评价《死屋手记》：“在所有现代文学中，包括普希金作品在内，我不知道哪本书胜过它。”

在亚历山大二世及其继承者统治期间，一大批出版物为公众审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肮脏现实提供了资料，《死屋手记》是其中之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几乎每一份报告、每一篇独立的新闻报道、每一部监狱回忆录都对西伯利亚的监狱和刑罚堡发出了同样的严厉批评：它们没能改造苦役犯，也没能为他们在定居点的生活做好准备。

被锁在独轮手推车上的囚犯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0年进入西伯利亚刑罚系统，那时，西伯利亚刑罚系统的基础设施和行政机构正遭受着数十年资金短缺、疏于管理带来的痛苦。

鄂木斯克的刑罚堡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西伯利亚刑罚定居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叙述者戈梁奇科夫描述了“一个大院子，长约二百步，宽约一百五十步，院子周围是不规则六角形的高高的立柱围墙，那些木柱（立柱）并排竖着深深插进土里，用板条横向牢牢地联结起来，上端削尖：这就是监狱外面的围墙”。在包围着一个内院的立柱围墙里面，“两边各有一长溜原木建造的平房”。这些是罪犯住的营房。

1854年2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一个星期后，他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说，狭窄的住房条件迫使罪犯们陷入一种肮脏而亲密的关系，这和监狱制度本身一样都是一种惩罚：

我们紧挨着住在一起，所有人都在一个营房里。请想象一座破旧、衰败的木构建筑，它本应在很久以前就拆除了，现在不再适于使用。夏天，它无比闷热；冬天，它无比寒冷。所有的地板都烂了，覆盖着两三厘米厚的污物，人走在上面会摔倒。窄小的涂有油脂的窗户上覆着一层厚厚的霜，几乎在一天里的任何时候都无法在室内阅读。

窗格上有两三厘米的冰。天花板在滴水，到处都有烟。我们像被装在桶里的鲱鱼一样。炉子里一下子放了六根木头，但没有产生任何热量（屋子里的冰几乎没有融化），只有难以忍受的烟雾，而这一切要延续整个冬天。

犯人们常在营房里洗衣服，用水冲洗一切。室内甚至没有地方转身。从日暮到黎明，我们都不能离开营房去大小便，因为营房被锁上了。为了解决我们夜间排便的问题，屋里放了一个木桶，所以屋里的臭气难以忍受。所有的罪犯都臭得像猪一样……

我们睡在没有床褥的木板上，只允许有一个枕头。我们把羊皮外套盖在身上，脚总是露在外面。我们整夜发抖。屋里有大群跳蚤、虱子和蟑螂。

几乎所有到访过西伯利亚刑罚营房的人都因监狱中令人窒息的通风条件和牢房中由木桶散发出的臭味而震惊。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发生。这些邋遢且虱子遍地的营房和牢房里关押着各种各样的罪犯。为了窃取一点点钱而杀害了一家人的罪犯和误判案件的可怜受害者被关在一起。监狱里还关着很多轻罪犯，这些人逃离了原来的流放地，结果又被抓住了，随后被判处服苦役。到19世纪中期，西伯利亚的刑罚堡和监狱里还关押着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和波兰人，这些人因为自己参与的政治活动而被判服苦役。

关满了罪犯的营房是一个充斥着各种活动的地方，而这些活动产生了极为刺耳的噪音。民族志学者和记者尼古拉·亚德林采夫曾是鄂木斯克监狱堡垒的一名罪犯，他回忆起了每个罪犯是如何做自己的事情的，那种对比时而非常滑稽时而非常令人反感：

牢房里的喧嚣混合了各种吵闹声、闲聊声、骚动声和笑声，简直不可想象。在一边，你可以听到锤子敲打声……有人正在锉平一些动物的骨头；这边，一片金属正在被削尖；那边，有人开始演奏一些疯狂的监狱曲调。某个地方响起镣铐的当啷声，那是因为一个流放者正走下走廊；不知道谁在用一根棍子敲打紧闭的门。这些声音有时融合，有时分散开，它们会以强烈的对比碰撞到一起。

在一个牢房里，有人正在大声读《圣经》，而另一个罪犯则在一旁以最不堪的样子跳舞。一名小教派信徒的纯洁祷告可以与最恶毒的咒骂一起被听到；一名诚恳的穆斯林唱着出自《古兰经》的语句；一名犹太人在为他的《诗篇》哭泣；同时，流浪者无忧无虑的歌曲也可以被听到；有一刻，一个被带入刑罚堡的女人的嚎叫声刺穿了空气，其后是监狱守卫的诅咒声和示爱的喊叫声。突然，监狱里响起某个流放者吟唱的赞美诗，诗中充满了渴望和胜利，充满了满怀希望的祷告。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这座骚动的堡垒内的合唱中，它们汇成了一支狂野混乱的协奏曲。

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亚德林采夫那样欣赏营房的旋律。比起习惯于过集体生活的农民或士兵，有些人有着更成熟的隐私概念，对于这些人来说，监狱生活中令人窒息和无从避免的亲密性是难以忍受的。

在《死屋手记》中，戈梁奇科夫回忆：“我无法想象，在我服苦役的漫长的十年里，连一次，连一分钟独处的机会也没有，那是多么可怕和痛苦啊？劳动时总有押送队监视，屋子里有二百名难友，至于独处，一次，一次也不曾有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向他的哥哥吐露，他在鄂木斯克堡的监禁生涯是“对我的灵魂持续不断的无情打击……周围是永恒的敌意和争吵，诅咒、哭泣、喧闹、咆哮……四年来都是如此”！

波兰人希蒙·托卡热夫斯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的一个狱友，他曾嘲笑过这个作家过于执迷于自己的贵族身份：“在我看来，堡垒里没有贵族气派和贵族身份；只有被剥夺了所有权利的人；只有苦役犯。”这个说法中带有些许讽刺。正式来说，伴随着苦役刑罚的公民权死亡抹掉了高等地位。

然而，在实际中，受教育阶层的成员仍然明显不同于普通人。他们就像在自己的土地上的外国人，他们说话、走路和吃东西都不同于农民、工匠、商人、工人和士兵。戈梁奇科夫说：“尽管他们已经被褫夺了一切公权，与其余的犯人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犯人们却从来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伙伴。这甚至不是出于有意识的偏见，而完全是下意识的真情流露。”

被排除出那个通过礼貌、言谈和教育来表现纷繁的等级和地位序列的社会以后，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并没有受到十二月党人曾享有的豁免。受过教育的俄国人不习惯艰辛的监狱生活，也缺乏适应刑罚堡生活的必要社交和动手技能，正如戈梁奇科夫在《死屋手记》中所说的：

平民百姓来到监狱，是进入自己熟悉的社会，也许还是一个更有文化的社会。当然，他失去的很多——家乡、家庭、一切，但环境还是原来的那个环境。一个有教养的人依法受到与平民百姓同样的惩处，他所失去的却往往比后者多得不可比拟。他不得不抑制自己所有的内心需求、所有的习惯；陷入他所不能满意的环境……对所有人都相同的依法惩处，对他来说却往往痛苦十倍。

普通罪犯经常用怀疑甚至是明显带有敌意的态度看待受过教育的罪犯，但仍然在心理上和文化上习惯于尊重他们。关于西伯利亚刑罚定居点的回忆录还记载了普通犯人对受教育阶层表现出仁慈和慷慨的事例。一个农民流放者同情流放队伍中一个迷惘又笨拙的贵族，于是，在前往流放地的漫长旅途中，他令人难以理解并且无私地关照着这个贵族，而且拒绝收下任何报酬。

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时候，普通人和受教育阶层之间的鸿沟仍然是无法跨越的。对于受过教育的俄国人来说，这是一段痛苦的距离，因为很多人正是为了努力给民众带来自由才被流放的。

狼的世界：暴力与杀戮

西伯利亚的监狱和刑罚营地不是一个适合建立友谊的地方。被流放的革命者彼得·雅库博维奇发现：“每个人在看着其他人时，并不是把他视为不幸的同志，而是像一头狼在看着另一头狼，一个敌人在看着另一个敌人。罪犯其实对‘同志’这个词很有感情，但他们不是按我们的文化意义使用这个词：如果人们用同一个碗喝东西、吃饭，那他们就被称为‘同志’……［这］通常就是个机缘的问题。”

支配着罪犯之间的关系的不是友谊和团结，而是胜人一筹的本领和口头争吵，于是营房里回响着不间断的争吵声。这些苦役犯拥有把话说得十分高明的智慧和能力。在《死屋手记》中，戈梁奇科夫回忆：“他们骂人骂得很俏皮，很有艺术性。”雅库博维奇认为在犯人的污言秽语和言语攻击中存在着“一种艺术竞争”。

有些罪犯还会在玩世不恭方面相互攀比。有个在伊尔库茨克监狱的罪犯对一个政治犯说起了自己是如何和一个“同志”一起屠杀了一家人的。

受过教育的观察者——从亚历山大·赫尔岑到安东·契诃夫——多次指出（并哀叹），俄国农村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世界。那里的人对罪行、司法和惩罚的普遍理解常常与官方的法律文化严重冲突。对于同一种罪行，农民会残忍地施加惩罚，也有可能视而不见，这取决于受害者是本村村民还是一个外来者。对于女性、信仰其他宗教者和陌生人遭受到的残暴对待，农民常常放任不管。强奸、纵火和谋杀都是农民社区认可的报复方式。由于不了解帝国的法规，罪犯常常因为自己难以认为是罪行的行为被流放西伯利亚。

陀思妥耶夫斯基假托的叙述者戈梁奇科夫在看到许多罪犯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无动于衷后意识到，他们完全孤立于俄罗斯帝国的法律之外：“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决不会怪罪自己……囚犯知道而且毫不怀疑，自己的亲属、自己的底层民众的法庭会为他辩护，他也知道，他们永远不会判他有罪，多半还会彻底地为他辩解，只要他的罪行所针对的不是自家人、不是自己的弟兄、不是自己亲如一家的底层民众。”许多罪犯被关进监狱里，是因为他们想要报复那些他们认为曾无理地对待自己的人。

监狱生活当中充斥着暴力。当囚犯之间的争吵引起了看守的注意时，争吵就会被制止。然而，如果罪犯一直在喝酒，打斗总是会发生。戈梁奇科夫到达鄂木斯克后不久，遇到了可怕的卡津：“［他］力气惊人，在监狱里无人能及；他略高于中等身材，赫拉克勒斯般的体格，有一个丑陋而又大得不成比例的大脑袋……囚犯们在私下议论时说，他是涅尔琴斯克的逃犯，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不止一次被流放西伯利亚，不止一次逃跑，改名换姓，终于被关进我们监狱的单人囚室。”当卡津喝酒时，“起初他开始挑衅，嘲笑别人，他的嘲笑极其恶毒，是蓄意的，似乎早有预谋。最后他烂醉如泥，骇人地勃然大怒，抓起一把刀就向人们冲上去”。罪犯们没法凭一个人的力量保护自己，因此他们会集体和他对抗。

涅尔琴斯克矿区的囚犯

一旦某人被触怒或者至少是生气，冒犯之举便很容易以杀戮为结局。

鄂霍次克盐场是西伯利亚工作最繁重的惩罚场所之一，位于鄂霍次克海海岸，是地处最东北部的一个荒凉定居点。那里的苦役犯会在大盐池辛苦劳作，从海水中蒸馏出盐。盐场工作是专门留给那些在西伯利亚的监狱和要塞里犯有谋杀罪行的惯犯的。一个于19世纪20年代在那里工作的官员回忆，残忍在那里是近乎常见的，而且囚犯随时会冲动地攻击他人。

叶菲莫夫记得，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刑罚酿酒厂，1849年一个冬日的清晨，天还没亮，他就被人叫起来去看犯罪现场。一个年长的苦役犯在吃早饭时和另一个苦役犯起了冲突，便把后者刺死了。这两个人已经相识了很长时间，他们总是在监狱营房里一起吃饭。这天早上，其中一个人开始切面包和洋葱，而另一个人在耐心地等着轮到自己用餐刀，接下来，他便把刀刺入了同伴的胸膛：“这次谋杀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预谋……在回答所有问题时，凶手只是说：‘我不记得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

此后不久的一天早上，看守走进了一个上了锁且有警卫的酿酒厂，却看到了“一具躺在血泊中的尸体，四周散落着一些铜币，还有几张沾有油污的纸牌”。受害者是一个名叫卡尔纽什卡的犹太铜匠，他晚上曾和另外两名负责看管酿酒厂酒精的苦役犯在一起赌博。他们一块儿打了几个小时纸牌，后来突然吵了起来，于是一个人抓起一把斧头，重重地砍向了卡尔纽什卡的脖子，“他的头差不多完全被砍掉了”。这几个袭击者那天晚上一直在计划着处理尸体，但是他们还没来得及掩藏起自己的行迹，尸体就被发现了。

幻觉般的色彩：交易、赌博与酗酒

营房不仅仅是恶行和暴力的聚集地。它们在夜里上锁后，就会变成繁忙的商业活动场所，人们会坐在自己常坐的地方，开始做各种各样的活计。一些人用自己弄到的材料缝制靴子或做新衣服；一些人修理手表，雕刻装饰品。许多人表现出了非凡的艺术才能，能够制作“木鸟，用的是零碎东西和板条……任何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商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这些木鸟，将其垂挂在自家客厅或走廊里”。一些人还会用干面包和动物骨头制作设计精巧、做工细致的儿童玩具。一有机会，这些罪犯钟表匠、木匠、裁缝和乐师就会在周边的城镇和村庄里做买卖。

以这种方法，钱可以赚出来；或者，钱可以造出来。货币伪造者是西伯利亚刑罚堡和监狱中的手工技术精英。他们通常出自流浪者之流，专门伪造合同、文件和（最重要的是）货币。最有天赋和最有成就的人被训练成了镌版工、制图员和抄写员，而他们的技能为他们赢得了名人的地位。刑罚堡在西伯利亚以制造假币而闻名。目不识丁的西伯利亚农民容易被这些狡猾的伪造者蒙骗。伪造、走私和盗窃的技巧都在西伯利亚的刑罚定居点教授，并由经验丰富的罪犯传授给新来的罪犯。一个流放者把那些地方形容为“犯罪学院”。

不管是赚来的、伪造的还是偷来的，戈梁奇科夫在《死屋手记》中说，钱“在监狱里拥有惊人的意义和能量”。为了获取物品、贿赂警卫、同狱友进行交易、筹钱逃跑，这些钱是必需的。但是除了这些实用的功能，戈梁奇科夫明白，罪犯赚取、伪造和偷来的钱可以买到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

可以肯定地说，在监狱里一个一文不名的囚犯，比多少有点钱的要痛苦十倍，尽管前者从公家那里也能得到一切应有的保障，按说他要钱又有什么用呢？——我们的管理人员就是这么说的……

如果囚犯完全不可能拥有自己的钱，他们就会发疯，或者像苍蝇一样成批地死去（尽管他们在各方面都是有保障的），或者最后会铤而走险，干出闻所未闻的暴行，有些人士由于苦闷，有些人士但愿尽快被处死、被毁灭……

要是一个囚犯几乎用血汗赚了一点钱，或决心为了搞到这点钱而使用非凡的巧计，往往还伴之以盗窃和欺骗，同时却又轻率地、孩子般毫无意义地乱花钱……真的挥金如土的话，那么他是为了一种比钱更高一等的东西而挥金如土。对囚犯们来说，比钱更高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自由，哪怕是关于自由的某种幻想。

“自由”可以从市场上买到，罪犯公社在每个刑罚定居点都运作着这样一个市场。市场上供应一系列有许可的和违禁的商品和服务。用于修补衣服的线、用于制作新靴子的皮革和毛毡、供新手工匠使用的工具、供伪造者使用的墨水，这些都可以通过市场管理员订购、买到。

    市场还处于蓬勃发展的酒类秘密贸易的中心。伏特加既是商品也是货币，罪犯们会从住在刑罚定居点附近的流放者那里购买伏特加，然后将其带进监狱和营地。贩卖私酒是一门需要巧妙的隐藏方法的艺术形式。为市场管理员工作的走私者会从刑罚堡或监狱外的藏匿点拿到伏特加。他们会把酒装进洗干净的牛肺和牛肠子里，将它们缠在自己的身上，藏在自己破旧的衣服里，然后他们展现出了“机灵和小偷的狡黠”，在警卫和哨兵的眼皮底下把走私货物带进监狱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城堡的狱友托卡热夫斯基回忆：“在苦役犯的心中，成功地将伏特加从酒馆带到城堡的走私犯是真正的‘英雄’。”

就像市场上供应的其他商品和服务一样，只要有钱，谁都可以买到伏特加，但价钱高得离谱。罪犯会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喝光，然后卖掉自己的食物；最后，他们会向市场管理员借贷，因此，市场管理员对他的狱友们发挥着巨大的经济权力。市场管理员和供应商是监狱里“仅有的资本家”。酒类的加价率高达150%，过高的价格（因市场的垄断造成）耗尽了罪犯们微薄的钱财。

伏特加和葡萄酒带来了一种自由的幻觉。罪犯会进行持续数天的饮酒狂欢，这让他们能获得片刻的失忆，于是他们会暂时忘却那种支配着日常生活的幽闭状态。当罪犯端起伏特加时，托卡热夫斯基见到了“放纵的狂欢和醉酒”。

在监狱外面的工作任务给他们提供了喝酒的机会。有一次，当警卫带着苦役犯返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监狱时，一名醉酒的罪犯落在了后面，他在灌木丛中睡着了。他花了一天时间摆脱宿醉，然后才再次出现在监狱大门外。亚德林采夫记录，在某座刑罚堡，市场管理员是一个被流放的贵族，他把医院的一个病房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酒馆，架子上放着葡萄酒、伏特加，皮革酒囊挂在酒吧窗口晾干。

监狱和刑罚堡里不得已的闲散与悲惨让罪犯们不仅喝酒，还赌博。赌博用具包括纸牌和骨牌（但凯南记录，在流放途中的罪犯可能被剥夺了使用这两种用具的机会，他们用活昆虫替代）。纸牌游戏在监狱和刑罚堡里风靡一时。市场不仅仅是个杂货店，还是个赌场，市场管理员是牌戏中的大师。纸牌的来源有两种，一是先购买，然后偷偷带进监狱，二是由罪犯自己精心制作，在装饰纸牌时，他们会致敬影响着他们的生活的力量。红心和方片图案的红色纸牌有时会用纸牌制作者自己的血染色，“这表明了这些人准备去赌博的决心”！

市场管理员会得到赢取金额的5%到10％。这些钱随后会流回（至少在理论上）公共资金中，所以罪犯公社在牌戏中有直接的经济利益。非官方的规则还规定，在比赛结束时，三分之一的赢取金额将返还给输钱的人。这类做法限制了赌场中的残酷经济要素，为的是防止囚犯们陷入完全贫困的境地。这也使得他们来日能继续参与赌博。然而，这种安抚情绪的努力无法解决罪犯们不顾一切地赌上所有东西的行为，无论是他们拥有的东西，还是他们有可能获取的东西。

戈梁奇科夫回忆：“所有的牌局都是赌钱的。每个赌徒都在自己面前倒出一堆铜币——这是他衣袋里的全部所有，只有输光了钱或赢了难友们很多钱后，他才会从蹲着的地方站起来。”放哨是一种必要的预防措施，因为如果看守抓到有人赌博，他们会没收纸牌和赌款。

赌光或喝光了自己所有的钱的人被称为“无权的囚犯”，他们是监狱里的不幸者，他们的贫困让他们尤为脆弱、易受压榨。他们被迫做最卑微、最令人作呕的工作，如倾倒装满粪便的木桶、打扫脏污的营房、给赢钱的赌徒当仆役。在玩纸牌游戏期间，赌钱的人会给无权的囚犯一点儿钱，让他们在外面放哨。在-30℃的黑夜中，他们要在走廊上瑟瑟发抖地一气儿站上六七个小时，聆听外面发出的每一个有危险的声音。

纸牌游戏的兴衰变迁与囚犯当中流行的宿命论相一致。在一个暴力和危险事件不可避免的世界里，这些纸牌为罪犯们提供了逃离总是纠缠着他们的赤贫的途径和可能性（至少是这种幻觉）。打牌就是挑战命运，甚至是迎难而上地去努力——就像罪犯会大喊的那样——“打败魔鬼”！对于雅库博维奇来说，赌博和酒精为他那极度粗糙的生活增添了一丝色彩：“没有纸牌和伏特加，甚至可能是没有桦树条，没有刺激性的东西，生活对这些人而言就不是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述人戈梁奇科夫在罪犯非理性和自我毁灭的行为——通过饮酒、赌博或打架——中，看到了一种对人格的短暂坚持、一种对卑下的囚禁生活的轻微反抗：

一名囚犯几年来温顺安静……突然却仿佛有鬼附身似的胡闹起来，纵酒作乐，无事生非，有时甚至干脆以身试法：或公然冒犯长官，或杀人，或强奸，如此等等……但这个似乎最不可能出事的犯人的这种突然爆发，——其全部原因也许就是个人的一种苦闷的、狂躁的发泄，一种想表现自己以及自己的被凌辱的个性的欲望，这欲望是蓦然出现的，达到了愤怒、癫狂、茫然、爆发和痉挛的程度……要饮酒作乐，那就饮酒作乐，要冒险，那就不顾一切地去冒险，哪怕去杀人呢。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况且这个人喝醉了，要拦也拦不住！

这种展现个体自主权的人类冲动——即使通过非理性的自我毁灭行为——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许多作品得到了回应，即从《地下室手记》（1864年）到《群魔》（1871年）。

“囚徒社会”的组织和规矩

监狱和刑罚堡无疑是残酷且混乱的，但它们并不是没有法纪的。囚犯们通过一个由传统和惯例组成的复杂系统来自我管理，这套系统由公社监督。乔治·凯南把罪犯的公社描述成“罪犯世界的政治团体；罪犯公社在流放者生活中的作用，就相当于农民公社在农民生活中的作用”。罪犯公社是罪犯协会的稳定和扩大版本，罪犯协会是前往西伯利亚的流放队伍中的罪犯自治组织，而罪犯公社在所有的刑罚定居点按相似的方针运转。

罪犯公社的主要功能是使其成员免受当局伤害，并集中资源以获得各种利益。每个公社通常至多有大约一百名成员，他们来自某个营房或监狱侧翼；在较大的刑罚堡和定居点中，可能有几个公社。每个公社都会选举一个社长，负责管理公共储备金中的钱款、与监狱当局谈判。监狱看守会通过社长的任命，以后便直接与他打交道。看守在和罪犯打交道时要基于基本的合作精神，所以，只有在其他公社成员同意的情况下，看守才能让社长卸职。

公社同样会在囚犯间分配任务；直接向公共储备金交钱，囚犯就可以免除这些劳动。公社有义务向较穷困的成员提供借贷，这些成员必须努力工作以偿还债务。到达刑罚堡或者监狱的某个囚犯如果不名一文，就会被分到最繁重和最不合意的任务。公社的规则是在监狱内锻造了数十年的习俗的集合。对于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来说，它们已经“在空气中混合，由同一个监狱传递给每一代新来的罪犯”。

在公社与当局的斗争中，公社并非没有力量。在伊尔库茨克盐场，公社合谋让一个特别不受欢迎、厉行纪律且不贪污腐败的下级军官被解职。

在公社眼中，唯一的真正罪行是背叛。凯南说：“只要流放者的行为不危害他所属的罪犯公社的利益，他可以说谎，可以抢劫，如果他愿意，也可以杀人。但如果他不服从这个组织，或者向监狱当局泄露其秘密（哪怕是在鞭子的强迫下），他就可以把自己当作已经死了。”告密者和间谍尤其令人憎恶，因为他们的背叛威胁着公社生活的组织机构。他们的小报告可能会暴露走私者将货物带进监狱的路线，可能会挫败计划好的逃跑行动。

惩罚有时会集体执行，照农民公社最传统的做法进行。成群的囚犯会实行被他们称为“把某人蒙在黑暗中”的惩罚。他们会在作恶者的头上套一个头罩，然后野蛮地殴打他。报复可能在任何时刻实施。

严重违反公社守则的人会被带到多达一百名成员参加的“集会”面前。他们会被大声训斥、羞辱，如果他们被公社中更有资历、更权威的人士定罪，那么他们会遭受持久的暴力殴打。有时，一群罪犯会愤怒地摇晃、踩踏告密者，“直到他的内脏被震碎、骨头被打断”。如果这个人没有当场死亡，那么他会被扔在营房的长凳上，任他蒙受痛苦和凄惨的境况。公社审判的受害者不敢抱怨，甚至不敢去医院处理伤口。亚德林采夫讽刺地指出：“监狱城堡的惩罚手段独出心裁。”

那些向当局寻求庇护的人一定会遭到追踪、谋杀，哪怕他已经转到了另一个监狱。流浪者会把告密者的名字和特征描述带到西伯利亚的各个刑罚定居点，罪犯们仍然会实施报复，有时会在过错已经过去了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实施报复。

这样残酷的惩罚是为了保证公社准则得到遵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惩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一个囚犯在狱中犯了罪，但还没被发现，他不会担心自己被狱友背叛；反过来，如果他的确被认定为犯罪者，他不会背叛自己的同伙。有时，公社的社长宁愿自己代表整个公社承受肉刑，也不愿暴露在狱中犯罪的公社成员。他背上的伤痕稳固了他的职位和他在狱友当中原有的地位。

但是，这些社长对公社的忠诚并不是无可指摘的。社长会赌输掉公社共有资金，还会厚颜无耻地偷盗公共财物。如果严重违反公社的集体道德准则，不受欢迎的社长会被罢免。然而，总的来说，罪犯公社几乎不关注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在营房和监狱牢房中，私有财产的神圣性这个概念并不流行。

开始时，囚犯会把自己设法带到流放地的少数个人物品藏在墙上的小洞里，或将它们装进带小挂锁的盒子里。但是，藏匿和上锁无法难住那些坚决果敢、经验丰富的盗贼。偷窃既普遍又无耻，几乎被看作在监狱内流通货物的一种合法方式，而不是一种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

苦役刑满后，西伯利亚的罪犯走出了监狱，但他们并没有准备好开启农业劳动生活。不过，他们在走私、偷窃和伪造技艺方面接受过严格的训练，他们会把这些技能带到一些不幸的地方，也就是他们作为定居流放者被分配到的地方。

归来的流放者：“两个俄国”的鸿沟与救赎的可能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4年2月从鄂木斯克刑罚堡获释，当时他年仅34岁。他的刑罚已经减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西伯利亚陆军第七营服役。他熬过了四年的苦役，但是苦役经历给他留下了终身的创伤，且对于他的写作和思想发展来说至关重要。那些与他一同囚禁的人为他描写盗贼和杀人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心理学研究，这些盗贼和杀人者出现在了他那些伟大的后西伯利亚小说中，即《罪与罚》（1866年）、《白痴》（1868年）、《群魔》（1871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年）。这位作家在西伯利亚对人类灵魂的黑暗冲动进行的观察，汇成了一种对犯罪、责任和道德的无尽痴迷。

围绕着农民阶层的性质和俄国发展的形式展开的辩论支配着19世纪中叶的俄国知识生活。

浪漫派保守主义者（如被称为斯拉夫派的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和伊万·阿克萨科夫）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拒绝接受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化。相反，他们应该拥护农民阶层所遵守的真正的东正教价值观，恢复彼得大帝改革前俄国有机的统一。斯拉夫派声称，俄国农民阶层具有公社生活方式、平静的存在方式、自然的谦恭，是唯一真正的基督教徒，没有被西方自私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污染。

民粹主义者（如亚历山大·赫尔岑和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遵循的是早期自由主义西方派的传统。他们认为农民阶层基本上是理性的，是自由的拥护者，是集体主义精神的承载者，这些体现在了农村公社中，而农村公社预示着俄国将迎来明朗的社会主义未来。

伊万·阿克萨科夫、亚历山大·赫尔岑

然而，保守主义者和激进分子都将自己的意识形态雄心添加到他们只草率地看作农奴、家庭仆人和士兵的人群的价值观和心理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抨击了支持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思考方式的抽象思维：

普通百姓的问题和我们对他们的看法，也就是我们现在对他们的理解，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整个未来倚仗着这个问题；有人或许会说这是目前最实际的问题。

然而，普通百姓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仍然是一个理论，他们仍然是我们面前的一个谜。我们这些爱普通百姓的人在看着他们时就像在看一个理论，似乎我们没有一个人照他们本来的样子去爱他们，而只是照他们在我们每个人想象中的样子去爱他们。

如果俄国人民最终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那么尽管我们爱他们，但是我们可能都会毫不后悔地立刻放弃他们。我说的是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斯拉夫派，他们也许是第一批放弃普通百姓的人。

相比之下，在鄂木斯克监狱城堡度过的四年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近距离观察普通百姓的极佳机会，而且他为自己获得的见解感到自豪。“我在那里的时间没有白费，”获释一个星期后，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如果说我没有发现俄国，那么我至少切实了解了它的人民，只有少数人能像我这样了解他们。”

同罪犯紧挨着生活在一个不是按照沙俄社会的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世界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可以去爱的、什么可以去欣赏的。他在那里既没看到斯拉夫派想象中的无私、谦恭的基督教徒，也没看到民粹主义者想象中的理性的集体主义者。相反，他看到了“性情粗暴、充满敌意和满怀怨恨的”人，他们容易沾染各种恶习，从酗酒到暴力，不一而足。

对于一个相信所有人天性善良的年轻理想主义者来说，最令人震惊的是罪犯们完全缺乏悔悟。戈梁奇科夫在《死屋手记》中回忆：

我在这些人之中没有看到一点悔罪的迹象、一点对自己罪行的沉痛的反思，而且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人都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完全无罪……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其原因在于虚荣心、恶劣的榜样、硬充好汉、错误的羞耻感……然而这么多年来，毕竟可以从他们的心情中发现、捕捉、察觉哪怕一点儿线索，来证明他们内心的忧伤和痛苦啊。可是没有，绝对没有。

知识分子企图按照自己的看法重塑农民阶层，但刑罚堡的犯人似乎揭露出，这个计划带有自我欺骗的性质。斯拉夫派和民粹主义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弥合受教育阶层与“无知之人”之间的“鸿沟”，弥合在1851年被赫尔岑斥为“两个俄国”之间的“鸿沟”。

在鄂木斯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亲身体验了充斥着这道“鸿沟”的缺乏理解和敌意。即使他的狱友“不理解我们的罪行”，他在1854年给哥哥的信中说：

普通罪犯对于绅士阶层的仇恨是没有止境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我们这些贵族怀有敌意，并且对我们的痛苦幸灾乐祸。如果有机会，他们会把我们生吞活剥。你无法想象我们是多么易受攻击，我们不得不在几年的时间里与这班人一起生活、吃喝、睡觉，甚至去抱怨我们受到的各种欺侮都是不可能的。“你们是贵族，是用来把我们啄死的铁喙。你们过去是老爷，你们过去折磨过人民，但现在你们是最最低等的人。你们已经成了我们中的一员。”这就是四年来他们层出不穷的说辞的主题。这一百五十个敌人不厌其烦地恐吓我们……我们双方无法理解彼此，所以我们［贵族］不得不忍受所有的报复和迫害。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向哥哥描绘的画面并不总是严酷的。这些罪犯或许是粗俗的，但是尽管他们的生活悲惨、残酷，一些人身上却有着人性闪光点。“我在那帮强盗中度过了四年苦役生活，其间我确实还是看到了一些真正的人。”他写道。“不管你信不信，他们当中有一些深沉、强大、高尚的品格，在这样粗糙的外表下发现这些金块是多么令人振奋。”

伊利亚·列宾的油画《意外归来》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流放地之后的数年里，他继续重新想象了自己在刑罚堡黑暗、恐怖的世界中的遭际。在他的后西伯利亚小说中，他指出了在流放生活中可以找到的道德复活机会。

小说《罪与罚》中的非正统派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最终成功摆脱了自己的虚无主义坚定信念和狂热的功利主义，找到了爱和精神救赎，甚至获得了西伯利亚苦役犯的接受。

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在审判放荡的贵族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弑父罪时，他觉察到自己犯有曾希望父亲死去的道德罪过，即便他在这起谋杀案中是无辜的。他希望能在西伯利亚矿山中服苦役，将其作为实现道德净化的机会。

作者在鄂木斯克刑罚堡的苦难经历或许让他抛弃了对普通百姓的理想化预想，但这段经历最终重新确认了对他们的精神情感和他们对救赎的渴望的确信，或者是使这种确信成为必需。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3年所写的，这种转变标志着这位作家开始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乌托邦式社会主义转向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现在更接近斯拉夫派的思想。

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信念加强，他开始重新设想，不是一小部分人，而是他在鄂木斯克的所有同伴都是有着强烈道德责任感且渴望宽恕的人：“我认为或许他们所有人都蒙受着长久的内心痛苦，这种痛苦使他们得到了净化，使他们强大。我看见他们在忏悔之前进行祈祷……在他们的心中，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在他看来，正是罪犯适应性强的信念——这种信念甚至在监狱要塞的残忍环境中幸存了下来——提供了修复受教育阶层和普通百姓之间那道互相恐惧、互相敌视的裂痕的基础；所有人都会成为在精神上平等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接触鄂木斯克刑罚堡的普通百姓后产生的这段救赎性记忆，成为他随后的弥赛亚式民族主义的试金石：这位作家称颂自己“与人民的直接接触，因共同的不幸而出现的兄弟般的团结，以及明白我们自己已经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和他们平等的人，甚至是把自己当作他们当中最低级别的人的意识”。他回忆，他已经能够“找到普通百姓的根，发现俄国的灵魂，并认识到普通百姓的精神”。

陀思妥耶夫斯最终于1859年返回圣彼得堡，后加入了一个被称为“根基派”的作家团体，该团体认为，在东正教中新的兄弟情谊将使俄国能够回应它作为各民族领袖的伟大精神感召。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西伯利亚远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一块富有想象力的画布，他可以在上面探索个人和集体救赎的可能性，探索俄国的独特国家命运的前景。

本文节选自

死屋: 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

[英]丹尼尔·比尔 著

孔俐颖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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