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文本的愉悦与不满——黄子平新书分享会”在上海衡山·和集举行。批评家黄子平、吴亮和作家王安忆以“同时代人”的身份，共同凝视上世纪七十、八十、九十年代。他们聊文学，谈经历，以作者的身份，也以批评家的身份，展开关于文本的对话。

批评家黄子平（中）、作家王安忆（右）和批评家吴亮（左）。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摄

同时代人能感受时代的黑暗之光

在黄子平看来，语言与人的关系，就像日常的说话、歌唱一样紧密自然、不被察觉，化作语言的思想却在冥冥中成为命运的注脚。他曾说过，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而何谓“时代性”？什么又是“同时代人”？这个阿甘本之问，似乎一直在吸引着黄子平。

他从陈村的短篇《我的前半生》说起，那篇文章全部用他们那代人唱过的歌的歌词连缀而成：“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中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金瓶似的小山山上虽然没有寺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念这些歌词，我们都能伴着旋律。同时代人的生存状态可以由一部全部是引文的短篇来呈现，那些歌词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黄子平还经常用到“同时代人”这个词。“文学天才的诞生，有时会像雨后蘑菇突然冒出很多。像文艺复兴时期，你提到一个人，就要提到其他几个人。后来这个概念动摇了。有一年我来上海，一个‘70后’作家问我怎么不再写当代作品评论，他说的当代作品是指‘70后’作家作品，我意识到我的阅读好像就到格非、余华、苏童为止了，对后来的就不读甚至不关心了。”

“是不是因为后来的他们不是我的同时代人？我陷入了流行的‘70后’‘80后’‘90后’‘00后’观念。这个观念具体到了出生年份，和我们原来的时代观不同。按照我们过去的时代观，不是以出生年份为标准，而是以出道年份为标准。”

他想到阿甘本的《何为同时代》（What Is the Contemporary，又译《什么是当代人》），其中提及同时代人不是逆时代而动或者对时代袖手旁观，而是深深卷入时代，同时不合时宜、格格不入。

“能够与时代拉开距离，能够感受时代光束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当代人。恰恰因为我们背负着那些唱过的歌、说过的话，我们能穿越语言，感受时代的黑暗之光。”黄子平说。

在王安忆看来，“时代的长度”还是应该被强调，否则我们对“同时代”的理解会有隔膜。“文艺复兴四百年，贝多芬和莫扎特，我们分不清谁先谁后。我不太喜欢今天常说的‘几零后’，因为没有积累，很快就消耗掉了。其实一个时代的变革还没有完成，所谓同时代的人应该往前往后都有延续，共同积累起一点思想，让后人回想时觉得那是一个有内容、有思想的时代。”

她还提及，如今的时间好像在加速，人们会把表面的东西无限放大。“比如不会用支付宝、微信的人，就脱离时代了吗？但这些东西并不能帮助我们真正进步。”

当代语言运作与人类命运之间的关系

今年秋天，“视野丛书”问世，黄子平的《文本及其不满》和王安忆的《成长初始革命年》均收录其中。

在《文本及其不满》中，黄子平选择了一篇王安忆的名作《小鲍庄》进行评论，写成《语言洪水中的坝与碑》一文。黄子平笑言：“文本，在英文里是text，本意是编织。王安忆有句非常有名的话，说‘写小说就像织毛衣’。我们这些人都是用文字来做编织。”

1985年到1987年间，程德培和吴亮在《文汇读书周报》开设专栏《文坛掠影》，每周一篇短评，每篇1500字左右，交替点评国内文学期刊上的作品。正是在某期专栏文章上，黄子平看到了吴亮写给《小鲍庄》的评论。“他当年铁口直断，说《小鲍庄》是王安忆到目前为止写过最好的小说。我当年读到了这段话，所以才想找来看看。”

在黄子平看来，《小鲍庄》的故事非常简单，但却淋漓尽致地揭示出语言的力量——同一件事情用两种语言去说结果也会不同。

“用小鲍庄村里人的话说，‘捞渣这孩子仁义！’后来捞渣为救鲍五爷溺水身亡，被宣传部门发现，这话就改为‘小英雄鲍仁平同志舍己为人’。王安忆的妙处在于，她在两套语言体系之间设立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点，就是文疯子。通过文疯子给广播站写稿，完成了这样一种话语转换。”

在这两套截然不同的语言体系中，能指的威力压倒了所指，所指成了一片空白，充分昭示出“当代神话”的运作机制。黄子平直言：“《小鲍庄》这部小说揭示了当代语言的运作与人类命运之间的关系。”

谈到《小鲍庄》的写作初衷，王安忆坦言，自己写作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不像批评家写评论时那么理性、清晰，但自己在创作之初的确有一个强大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大家当时都在写寻根，这个运动那么轰轰烈烈、那么吸引人，我觉得我必须要跻身进去，成为其中一员。”

“我当时曾非常懊恼，觉得寻根运动都是乡村型的，到黄河或是古村落去寻找源流。但在上海这个环境里，根是很可疑的，不晓得我们的根在哪里，觉得自己跻身不进去。后来碰巧有这么一个机会，有这样一个题材。”王安忆说。

不要将文学批评与作品成败直接联系起来

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曾说：“认为批评这一门行业是轻而易举的，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做到的，那就是大错特错：批评家的才能是稀有的，他的道路是滑脚的、危险的。”作家作为“被评价”的对象，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似乎长久地处于一种共生而对峙的张力中。

谈及对批评家的态度，王安忆笑言，自己不大在意吴亮对自己的批评。“在他的批评里面，文本都是很独立的。他不过是使用我们这些人的东西作为材料，然后建立自己的文章。他有独立的美学要求和价值。”

“我觉得他恐怕更加沉静、陶醉，或者说，吴亮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评论界语言。”王安忆举例吴亮评《考工记》的一句“这是一个迷人的文本”：“这句话是非常吴亮的，或者说‘吴腔’的。他就是一个语言学家，他需要创造一些文句，一些别人不太用的文句。”

黄子平打趣道，吴亮那是“把王安忆的毛衣拆了打自己的毛衣”。

王安忆也表示，自己却非常在意黄子平的评论。“我经常发给别人他关于《启蒙时代》的评论。他说《启蒙时代》写的是一群‘大革命时代的小市民群像’，我觉得这是很了解我的。每次我一听别人说这本小说有问题，就立刻把黄子平的话搬出来。”

同时王安忆谈到，在今天这个媒体时代，人们太过直接地把文学批评和作品销售、作家成败联系起来，就像在美国《纽约书评》上的一篇文章几乎可以决定作品的生死。“我们现在其实没有一个严肃的书评体系，而媒体可以说侵占了所有的批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就更加不要把批评当回事了。”

现场有读者提问，中国如今的文学批评似乎不够犀利，作家都是躺在“功劳簿”上面的，如何看待这种温和的批评风格？黄子平回应道，一直以来都有人提倡“酷评”，就是所谓残酷的批评。几乎所有的酷评家都来自民间，不受体制的约束。

“但遗憾的是，有些‘酷评家’的水平不高，只停留在修改错别字的阶段。而那些表述的错误，只是时代断裂造成表意系统崩溃，从而带来重新组合的可能性。所以，我倒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所谓‘残酷的批评’，而是继续去发现这些作家创作里的天才创造。至于那些平庸的创作，不好的创作，我还是相信那句话，坏作品总是由新的坏作品来淘汰。”黄子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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