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泳

2019年10月7日是陈寅恪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日。八月间，我在台湾秀威出版公司印了一册小书《陈寅恪晚年诗笺证稿》，算是大体结束了近几年关于陈寅恪晚年诗笺证的工作，这个工作完全是我个人的一点兴趣，动因源于对一个伟大史学家的敬意。

我原来在山西作协当文学编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做知识分子研究。现在想来，知识分子研究还是有一些特殊时代背景，或者说有一些时代的动因。八十年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那时候很多学界的人把兴趣转到知识分子研究上来，是因为1949年以后我们整个社会文化缺少直接批评的力量。从作家的角度来讲，直接批评的想法都是善意的，有些激烈的意见，也都是善意的。当时持批评立场的知识分子有很多，主要是在作家群体里，以报告文学作家为主要代表。现在年轻的同学可能都不知道这些人了。我研究当代知识分子时是把这些类似的作家视为知识分子，对他们的行为给予高度评价，这个评价可能包含知识分子对中国进步的一些期待。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家努力从中国现代历史当中寻找思想的资源。从思想文化角度讲，1949年以后，这种思想资源主要是左翼传统、革命传统，另外一个传统，用旧话说叫民主的个人主义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自由主义传统。当时学术界是完全否定这个传统的，好像中国思想史上没有这个传统，现代历史没有这个传统。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有一些做现代思想的人，尤其做中国近代史和现代思想史的学者，开始把思想的触角转移到重新肯定和发扬这一传统，或者说让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回到中国社会现实中来。我认为，当时所有从事知识分子研究的人，都有这样的苦心。

研究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高潮，即90年代末期的——“民国热”。“民国热”实际上是把自由主义传统恢复到现代社会里来，研究者看中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冲击力，“民国热”的苦心基于这个背景，至少我自己的历史研究，在学术研究之外，还有这样的苦心，确实有一些批判社会的锋芒。今天年轻学者在做自由主义传统研究的时候，和八十年代的学人可能不太相同，他们更多从学理、历史或其他方面来研究。学术性可能强了，但思想的力量可能弱了。

经过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我现在有一个基本判断：从价值的一致性和稳定上来讲，研究知识分子的学者大体保持了稳定，但其它的研究者相对变化比较大。价值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简单说就是一个成年人，一个自认还受过一定学术训练的人，不能轻易改变自己对社会的基本判断及观察。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做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学者，对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突出影响，是把纯粹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评价，变成了公共话语，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不是所有的历史事件或者所有对历史的反思，都能成为公共话题。做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的学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从启蒙意义上讲，起了很多推动作用，比如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西南联大由一个历史现象或高等研究对象，逐渐成为一个引起全国，尤其一些青年人关注的话题，成为公共话语，这是研究知识分子的一个贡献。西南联大是国民党办得学校，在过去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对它基本是负面评价。把西南联大研究引回到现实中来，引起对一种历史遗产的珍视，这是重新发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的一个正面例证。再比如对《大公报》的研究和评价，过去也都是否定的。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也是通过很多专门研究知识分子的学人，对《大公报》的负面评价转向正面评价。当然历史上任何事情任何人物都有缺点，但在启蒙时代，大家集中说《大公报》的优点，强调《大公报》的独立性，评价它不党、不私、不卖传统的现代意义，均有启蒙理想的判断在其中。另外对储安平、费孝通早年精神的评价，也是试图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状况，体现对知识分子参政议政传统的追求。

“陈寅恪热”也是这个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一个文化事件。社会对陈寅恪的关注，固然与他的学术有关，但更多是对他思想和人格的敬意。我自己后来注意到他的旧诗，也是出于对他思想人格的关注。

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陈先生晚年的旧体诗，大概有近两百多首。陈先生的诗在他生前并没有编成诗集公开出版，后来收集整理都是靠传抄或有心的学者保存下来的。三联出的陈先生文集里面，陈先生晚年的诗不到两百首。要读懂陈先生晚年的诗，需要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情况。陈先生晚年的诗，主要难处不在古典而在今典。过去我们研究陈先生晚年诗，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通过新发现的材料、通过访问健在的老学者，也通过一些其它辅助材料，我们有可能大体把陈先生晚年诗的本事，慢慢解释出来。

陈先生晚年诗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容易懂，不需要解释；第二种非常晦涩，谁也解释不了。第三种就是经过对当时历史背景的理解，我们有可能猜出陈先生晚年诗的本事。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向这个方向努力。当然这个工作是建立在余先生、胡文辉等学者研究基础上的。

我以为要走近陈先生内心，最好的办法是看他的旧诗，而且看他旧诗的今典，就是我们常说的诗的本事，因为旧诗的特点是用典，许多表面看起来的句子，其实不是表面的意思。陈先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里面最有风骨的。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成年以后对自己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立场，始终保持稳定和一致性。今天知识分子实际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或者主要考验，也是知识和价值的稳定性与一致性。现在很多作家、学者，可能是为了利益或是受到某些诱惑，阿谀奉承，大量发表趋时言论，他们没有做到价值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这些人都在知识界，很多是我的朋友，早年这些人激进得很，有些可称是极右青年，现在突然完全转向。有些学者在任何时代里都想出风头，获取最大利益，这是现代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考验。不是所有的时代都要出名，好时代可以把自己最大的才华显示出来，遇到坏的时代就要苟且偷生，不要什么时候都要冲到社会主流里。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保持独立性，最终是经不起时代考验的。陈先生晚年诗实际上主要批评了两类人，一是他早年的朋友、同事，一是他的学生。陈先生对知识分子简单附和时代非常反感，思想和知识如果不经过理性反省，为了个人私利突然简单转向，“宗朱颂圣”，因为缺乏知识逻辑，缺乏价值逻辑，成年人的知识和价值前后截然相反，这是说不过去的。

我个人判断，上世纪50年代初，陈先生有几首诗可能是批评冯友兰的，最有名的就是《文章》，“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经过考证以后，我觉得这些诗不是批评冯友兰就是批评章士钊，或者这个时代里风向一动就转移的知识分子。还有一首《男旦》：“改男造女态全新, 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 传薪翻是读书人”。陈先生过去和冯友兰关系不错，但是后来陈先生看冯友兰来回变，很反感。冯友兰缺乏知识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陈寅恪《经史》诗，实际上是批评岑仲勉的。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先生对岑仲勉有非常高的评价，很称赞他的学问。1950年后，他们俩都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岑仲勉讲隋唐史，后来讲义公开出版，在《隋唐史讲义》里面，大量引用郭沫若、斯大林、列宁的语录，引唯物主义、辩证法等等，而岑仲勉以往的学术论文里面，没有出现过这些。陈寅恪先生对此很不满意，所以写这首《经史》。这诗过去人们都没有想到是批评岑仲勉的，经过考证，结合时间、地点和当时背景，尤其“竟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两句，岑仲勉在《隋唐史讲义》“编纂前言”中，不指明批评了陈寅恪先生，所以他用了“开卷语”暗示《隋唐史讲义》“编纂前言”。

陈先生对读书人趋炎附势，一向反感。陈寅恪先生还批评了他在清华国学院的学生陆侃如、冯沅君夫妇。陈先生晚年诗，多批评他的学生以及和他关系比较近的人。1954年陈先生《贫女》诗的最后两句“幸有阿婆花布被，挑灯裁作入时衣”，就是批评陆冯夫妇赶时髦。1954年末，陆侃如和冯沅君把他们三十年代写的两本书《中国诗史》和《中国文学简史》做了修改，把里面引述胡适的话都删除了。过去陆冯夫妇和胡适关系不错，冯沅君和陆侃如在上海中国公学的时候，胡适帮过他们很多忙。现在因为要迎合时代，主动及时修改了自己的著作。陈先生虽然眼睛失明，但有人给他读书，他也听广播，对此他是了解的。如果不发现这个背景，这诗就成了打油诗。

1965年，陈寅恪先生又批评了在清华国学院的另一个学生高亨。高亨也是紧跟时代，文革时候也做了很多趋势时的学问，在时代变革中，他们的学术总是向权势转移。1964年《诗刊》发表了毛的十首诗，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开始学习，最典型的就是山东大学。当时《文史哲》组织学校搞古代文学和历史的教授，谈心得体会，还每人和领袖诗一首。高亨填词《沁园春》，其中有“细捡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高唱，流韵壮东风”。高亨还把词抄出，寄出去，毛收到后，写了一封很客气的简短回信，山东大学把回信登在校刊上。当时中国知识界都熟知此事。高亨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陈先生知道这件事后，就写了《高唱》，诗中有：“如何鹤发开元叟，也上巢车望战尘”。意思是高亨那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赶这个时髦？

陈先生思想的稳定性，体现在1954年给科学院的信中，他的判断是“从我之学即是我的学生，反之即不是”。他信里面还批评了周一良。这是陈先生作为独立知识分子了不起的地方，他晚年诗中传达的就是这种心情。他不认同这个时代，对官方的荣誉，陈先生也是消极对待，他是学部委员，后来还给了个文史馆副馆长，但陈先生从不以此为荣。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一个成年人或自认知识经过比较系统训练的人，无论左右，知识和价值应该稳定，应该有一致性，这是我们今天省视知识分子传统时，应该特别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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