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于当地时间10月17日去世，享年95岁。
 
　　高本汉的学生，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瑞典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会长，著名汉学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讲座教授。马悦然教授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和中国文学译介。
 
　　1948年他翻译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是他关于中国文学的第一部译作。后来又翻译了老舍的短篇小说《普通病房》，发表于1958年。是他，最先将中国的古典名著《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等。他还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等。
 
　　马悦然把大量中文诗歌翻译成瑞典文，至于自己的翻译动机，马悦然曾说，“我不是中国人，可是我读过相当多的中国文学著作，从上古时代到现在。每读到一篇我非常欣赏的作品，我都希望把它译成我自己的母语。为什么呢？因为我愿意让我的同胞欣赏我自己欣赏的文学作品。”“我恨不得把我所欣赏的中文文学作品都译成瑞典文，可是那当然是做不到的。”马悦然做了选择，他经常把一个作家所写的主要作品都翻译成瑞典文，比如“闻一多先生的两部诗集《死水》和《红烛》，艾青的最主要的诗歌。北岛的诗我翻译过95%。沈从文先生和两位山西作家李锐和曹乃谦的作品我翻译得比较多”。
 
　　作为汉学家高本汉的学生，马悦然首先是个语言学家，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兴趣主要是中国方言，这也是马悦然能说一口四川话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他在上古和中古汉语的音韵学、古代和现代汉语语法、诗律学等方面的研究，是他能进入瑞典学院的原因。但现在，中文世界首先把马悦然看作一名中文文学作品翻译家，他自己也非常认同这个角色，也知道这个身份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并不是针对中国而是他自己的同胞。在马悦然看来，他翻译中文作品不是要给中文作家弄个文学奖，“主要任务是把中文文学介绍给我的同胞。”
 
　　马悦然是瑞典学院里唯一精通中文的院士，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之一，也是瑞典国内少数能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瑞典文的译者之一，这样的双重身份也让马悦然感到烦恼，他曾说，“因为我一发表一位当代中文作家的作品译文，就会有人说：这个作家可能会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1985年，马悦然进入了瑞典学院。“1985年通知我当院士的时候，我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正在北京。”马悦然曾回忆说，“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给瑞典驻华大使打电话来找我。当时我觉得不可能吧，那个时候他们还对我说，三天内不要告诉别人，因为还要得到国王的同意。有天，我跟北岛、顾城、杨炼在我一个学生家谈诗，他们不停地谈朦胧诗和灵魂，我和托马斯都有点听腻了，托马斯先跑到外面去，我也跟着出去抽根烟，我对他说：‘我被选入瑞典学院了！’但是大家都希望托马斯当院士，所以我有点不好意思。但托马斯很高兴。”

　　马悦然早在1980年初就已经在北京和中国诗人认识，并推荐他们。马悦然是在1980年在北京认识北岛，“但在1978年我就开始读到北岛的诗歌。1980年代初，我几乎每年都会去北京，所以经常遇到北岛，还有顾城和严力。”
 
　　马悦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推介不遗余力，从诗歌到小说，尤其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对马悦然的努力也是一个安慰。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马悦然和夫人陈文芬就来到中国旅行，还很低调地去了山东高密会见莫言。这一行，也是对莫言获得诺奖的一个支持。他在2012年说，把文学奖颁给莫言，“大家意见比较一致。批评莫言的那些媒体人一本莫言的书都没有读过，他们不知道莫言作品的质量是什么。”“他在著作里面表现了他的政治立场。他是共产党员，他是作协的副主席，这跟他的写作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看莫言在他的著作里面所表达的对中国社会的看法，这是重要的。”
 
　　1985年，马悦然进入了瑞典学院，一直到去世，都在为瑞典学院工作。过去一年多，瑞典学院陷入各种漩涡中，马悦然用最后的生命维护了学院的尊严。对于瑞典学院这些院士，这个知识群体，马悦然说，有一个传统支撑这个知识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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