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受追捧的文学批评家安德烈・埃尔-柯尼希离奇死亡。因嫌疑重大而遭逮捕的作家汉斯·拉赫，不久前因其小说新作被埃尔-柯尼希大加贬损而向批评家当面发出了威胁。汉斯・拉赫的朋友，学者米夏埃尔·兰多尔夫坚信其无罪，就此展开单方面的调查，过程中先后遭遇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警察、作家、 学者、出版家等等。他与他们逐一进行交锋和对话。随着调查深入，事件的样貌被不断修改和重塑，人心陷入言语的迷宫，悬念迭生，真相却依旧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
本文节选自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的小说《批评家之死》。
马丁·瓦尔泽，德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1927年生于德国博登湖畔瓦塞堡,是当代德语文坛中与西格弗里德•伦茨、君特•格拉斯等齐名的文学大师。 主要作品有《惊马奔逃》（1978）、《迸涌的流泉》（1998）、《批评家之死》（2002）、《恋爱中的男人》（2008）、《寻死的男人》（2016）等。 他曾于1981年获毕希纳文学奖，1998年获德国书业和平奖，另外也曾获黑塞奖、席勒促进奖等重要文学奖项。 其作品数度在德国引起强烈争议。
一
既然大家并不期望我来撰写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的东西，我就必须谈谈我为什么要插手一件即便我不插手似乎也已闹得沸沸扬扬的事情。 神秘主义，卡巴拉，炼金术，玫瑰十字会……感兴趣的人都知道，这才是我的研究领域。 为了插手一件每天都有新进展的事情，我的确中断了《从苏索到尼采》一书的撰写。 我所中断的，与其说是写作本身，不如说是为写作所做的准备工作。 书的内容： 把个性色彩带进德语的，不是让尼采获益匪浅的歌德，而是苏索，埃克哈德，伯麦。 由于资产阶级文化精英的语言造就了我们的体验能力和认知能力，所以我们，也就是读者，看不出神秘主义者与歌德、与歌德之后的尼采一样，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 只不过给前者带来快乐和痛苦的不是女孩子，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上帝……
我不得不做上述说明，因为我在撰写我的朋友汉斯·拉赫的故事的时候，有可能受我平时写作风格的影响。 我们俩，汉斯·拉赫和我，都从事写作。
出事的时候我在阿姆斯特丹。 我被约斯特·李特曼邀请去看他的收藏。 约斯特·李特曼收集神秘主义、卡巴拉、炼金术，以及玫瑰十字会的手稿，数量之大，在我所知道的私人收藏家中间还找不出第二个。 我住在安博萨德酒店，每次去阿姆斯特丹我都住这里，我是边吃早餐边看《新鹿特丹报》——我在阿姆斯特丹总是读这份报纸——的时候得知汉斯·拉赫被捕的消息的。 报上说是谋杀嫌疑。 尽管我在国外总把读当地报纸当作一种消遣，我还是赶紧去买了一份《法兰克福汇报》。 报道说，安德烈·埃尔柯尼希在他主办的家喻户晓、广受欢迎的电视娱乐节目《门诊时间》中抨击了汉斯·拉赫的新作《没长脚趾甲的女孩》。 节目结束后，这位批评家一如既往地来到他的出版商路德维希·皮尔格里姆的别墅，这幢别墅位于慕尼黑的伯根豪森，受到抨击的作家在此对他进行了大肆辱骂。 每播放一期《门诊时间》，埃尔柯尼希的出版商都要在别墅里搞这么一个聚会，至于说汉斯·拉赫是如何混进去的，这还是个谜。 别墅聚会的客人名单上并没有汉斯·拉赫，按照惯例，一个刚刚“轮上”埃尔柯尼希的《门诊时间》的作家是不会受到邀请的。
虽说汉斯·拉赫本人也在皮尔格里姆出版社出书，但依照出版社的规矩，他在那一天没有资格到场。 很明显，汉斯·拉赫想立刻对安德烈·埃尔柯尼希报以拳脚。 据说，在两个男仆把他架出去的时候，他喊道： 忍气吞声的时候过去了。 埃尔柯尼希先生等着瞧吧。 反击从今夜零点开始。 参加晚会的客人恰恰都是和文学、媒体以及政治打交道的人，对于拉赫这句话，他们不啻感到诧异，他们简直深感震惊和厌恶，毕竟谁都知道安德烈·埃尔柯尼希的父辈中有犹太人。 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埃尔柯尼希的美洲豹汽车仍然停放在出版商的别墅前面，汽车的散热器上面扔着他的黄色羊绒套头毛衣，这毛衣大家都很熟悉，因为他在电视上总是将这毛衣挽起来搭在双肩。 安德烈·埃尔柯尼希本人却是无影无踪。 那天夜里几乎下了半米深的雪。 慕尼黑陷入一片白色混沌。 于是，第二天汉斯·拉赫有了谋杀嫌疑。 既然他拿不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也不想回答任何的问题，他很快就被收押。 根据有关方面的鉴定，他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
读着上述报道，我呼吸都有点困难。 但我知道这不是汉斯·拉赫干的。 如果你用心观察过一个人，你就会有这种直觉。 虽说我不太清楚他是否是我的朋友，可是我在读报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除了你，他没有别的朋友。
我马上给约斯特·李特曼打电话，告诉他我得马上回慕尼黑。 我本想给他解释我必须马上回家的原因，突然又发现这话还不好说。 我只好对他讲： 一个朋友陷入了困境。 要想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有时候似乎还得像外国人那样遣词造句。
我匆匆上路，到了站台才想起看看落下什么东西没有。 我发现身份证不见了。 总台向我要过身份证，我因为走得太急，忘了要回来。 我给他们打了电话。 很快就有一个亚洲人模样的小伙子把东西送了过来。 我没有错过自己选中的那班火车。 可是，火车走了一个钟头便停了下来，停在空旷的荷兰大地。 我们没得到任何解释。 等到几个乘客嚷嚷起来之后，列车广播里才通知说： Deze trein is afgehaakt。 我们不得不下来等救援列车。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和汉斯·拉赫、安德烈·埃尔柯尼希，以及慕尼黑的伯根豪森扯上了关系。 我需要一个冷静思索的机会，想想自己是否应该、是否必须、是否可以如此仓促地赶回慕尼黑。 我的想法很单纯。 可是，当你脑子里开始计算、盘算、掂量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就冒出来了。
汉斯·拉赫和我真是朋友吗？ 名气很大、几乎成为明星的汉斯·拉赫，和仅仅在专业圈子里游荡的米夏埃尔·兰多尔夫算得上朋友吗？ 我跟他成为朋友，也许仅仅因为我们住得很近，走路不到五分钟就可以串门？ 他住勃克林大街，我住马尔森大街，就是说，我们住在风景如画的格恩地区的画家村。 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比较合适，伯根豪森不是我们呆的地方，汉斯·拉赫这么说过。 他显然比我年轻许多，看事情也比我乐观。 我们俩都曾面带愧色地向对方承认，如果不是因为同住格恩区，我们俩成不了朋友。 他成天沉湎于五彩斑斓的写作生活，从包罗万象的长篇小说写到一气呵成的时事评论，我则一头扎进群星闪烁的边缘世界，一个由神秘主义、卡巴拉、炼金术构成的世界。 然而，当我们在韦森东克——这是一位对时事也感兴趣的哲学教授——在格伦瓦尔德的别墅里初次见面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没有理由不在告别的时候意味深长地说一声“再见”。 我们俩都很吝惜时间。 我们称不上什么密友，这也许因为我们处理这种关系非常慎重。 而且我比他还慎重。 虽说我们在韦森东克的别墅结识不久便直呼对方汉斯、米夏埃尔，但这无非因为我们在国外，尤其是在英美国家走得比较多。 他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叫我米夏埃尔了。
根据经验，只有那些对我有好感，或者说那些为人真诚的才这么做。 汉斯·拉赫具有真诚待人的天赋。 这我一下就感觉出来了。 我和他都不属于这里的核心圈子，这个我们很快就注意到了，而且毫不避讳。 既然都住格恩，回家时我们合打一个出租，车费对半分，因为我们谁也不想，或者说不能够让对方请客。 我们俩一开始就显得小里小气，我倒觉得挺好。 我们在路上也聊到自己受邀请的原因。 韦森东克向我问了一些有关卡巴拉的问题，因为《南德意志报》向他约稿，要他评论革舜·肖勒姆的一本书。 我当然没好承认韦森东克所说的事情在我心里勾起一丝非常典型的酸溜溜的感觉。 对于神秘主义、卡巴拉、炼金术，我可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他们不找我，偏偏叫完全热衷于时事的韦森东克写书评。 话又说回来，韦森东克在提问之前也说了，他们之所以向他约稿，他之所以答应写这篇书评，完全是因为他和革舜·肖勒姆有私交。
汉斯·拉赫认为，他之所以被邀请，是因为《法兰克福汇报》对他不太客气，甚至公然骂他是民粹主义者。 该报一位社长还亲自上阵。 那天晚上韦森东克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试探，看他是否适合进韦森东克圈子。 他还说，我一定注意到韦森东克在提到那个发行人的名字时总要加上“法西斯”这一定语。 这个骂人的口头禅明显出自20世纪60年代。 当初把这个词挂在嘴边的那些人，现在虽然明显有了老态，但还是不肯割爱。
尽管我——书写划时代历史巨著的人绝不会在闲聊中消耗夜晚的时光——哪儿也不去，可是累了我也翻翻报纸，所以我照样知道谁和谁一帮，谁和谁作对。 余下的事情西尔伯福克斯教授会在室内乐剧院的休息厅或者在电话上向我通报。 正如他自己高高兴兴说的，他和上帝、和人类都是朋友，他也有我的电话号码。 他高调地赞扬了我那本论述神秘主义的书。 他的颂扬既见诸报纸，也耳闻于广播。 后来他又在室内乐剧院的休息厅里找我聊了起来。 他说有句话他真的憋了好久，可既然他已经第四次看见我坐在他前面两排的位子上，他就不得不提醒自己，同时也提醒我： 我们属于同一个票区。 一听说我家住格恩，他赶紧提醒我，汉斯·拉赫也住在那里。 他接着补充说，他的绰号就归功于汉斯·拉赫。 他认为汉斯·拉赫给他起的绰号也可能出现在瓦格纳的《纽伦堡工匠歌手》里面。
说到这儿，我只好承认我不知道他的绰号是什么。 嗬，他高声惊叹道，真有意思。 整个慕尼黑就您一个人不知道。 不过我自个儿传播自个儿的绰号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他接着又说，汉斯·拉赫把他西尔伯福克斯教授称为西尔本福克斯，是因为他有一次跟人聊天时把汉斯·拉赫前面再前面的一部长篇小说形容为作茧自缚的伟大作品。 在这慕尼黑，不管你在什么地方说句什么话，都会搞得路人皆知。 至少文化圈里是如此。 哪儿的文化人也不会跟慕尼黑这帮子似的喜欢流言蜚语。 就这样，他在休息厅里对着我滔滔不绝，他的话匣子是在他证明他是哈拉兴的居民、我又表示自己热爱格恩之后打开的。 对于一个文学教授而言，格恩就是汉斯·拉赫的同义词。 对于那片可爱的小市民住宅区来说，由于响起了入场的铃声，他加快了说话速度，汉斯·拉赫的名气也可以说太大了点。 他早该搬到伯根豪森了，教授继续说。 从他的音调和微笑可以判断，他的话带有讽刺意味。 教授讲这句话，当然没有影射我没有资格住伯根豪森而只配住在格恩的意思。 可是我没法不听出这层意思。
世上没有一个警察会认为我有谋杀嫌疑。 但是他们会怀疑汉斯·拉赫，尽管他杀人的可能性跟我一样微乎其微。 当我在报纸上阅读有关汉斯·拉赫的报道时，我没有考虑他是否需要我。 我没法想象在慕尼黑、在德国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来帮助汉斯·拉赫摆脱这一荒唐的怀疑。 我没法想象任何事情。 我甚至没法想象自己会给人多管闲事的印象。 他一定有比我交情更深的朋友，我无非偶然做了他的邻居。 平时我很容易脸皮薄。 现在我的脸皮却一点不薄。 我必须去。 马上去。 去慕尼黑。 去郊外的施塔德海姆。
二
在大门口迎接我的警察说： 头儿要亲自接见。 多长时间，我问。 他说： 换了我，充其量半个小时，至于头儿，他愿意搞多久就搞多久。 反正所长大人知道他拘押的是谁。 在一个漆成警察绿的房间里，我被安排坐在一张小圆桌旁边，小圆桌摆在房间犄角，随后所长大人就带着拘押犯走了进来。
汉斯·拉赫和我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隔着小圆桌坐着，所长大人的办公桌放在另一个角落。 所长大人似乎要表明他不想监听我们的谈话，所以马上开始研究文件。 汉斯·拉赫望着我，耸了耸肩膀，然后讲了一句与其说给我听、不如说是给所长大人听的话： 烟是可以抽的。 警官说： 可以抽烟。 汉斯·拉赫又说，今天所长大人的情绪一看就特别地好。 所长大人问他有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我告诉您，汉斯·拉赫对我说，所长大人每年都飞到尼泊尔度假，然后总是带些录像带回来给犯人们看。 在那座山后面，您从这儿也看得见，他接着说，有一家英国酒店，我们在那里喝过瑞典啤酒。
拉赫先生很快就打听了我的情况，所长大人说道。 但他通过音调表示他继续专注于他的工作，无意参加小桌子旁边进行的交谈。 他只想传达一个意思： 汉斯·拉赫和我别以为他在窃听我们的谈话。 公务员比人们想象的要勤快许多，汉斯·拉赫说道。 说了这话他就一声不吭了。 如果这位公务员再说点什么，他肯定也会再说点什么。 他望着我，但并没有看得我非问一句“您好吗？ ”不可。 我从他的眼神里看不出半点期待或者好奇。 他打哈欠了。 但他很有礼貌，想掩饰自己的哈欠。 我望着他，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但时间越长，我越不觉得难堪。 我此行的目的是要告诉他我知道不是他干的。 安德烈·埃尔柯尼希以他那种方式来评判作家，必然要四面树敌。 为什么偏偏是汉斯·拉赫失去控制呢！ 有些人在埃尔柯尼希那里的遭遇比他惨多了。
西尔伯福克斯教授向我透露了许多内幕，多得让我都不想再往下听。 我希望汉斯·拉赫理解我为什么到这里来。 我想替他做点事。 我来这里，是一种主动的姿态，他得做出反应。 他坐在那里望着我，平心静气。 他对我没有任何期望。 也许是因为他的出版商已经给他请了最优秀的律师。 也许因为他天天都要在这张小桌子旁接待许多男女朋友。 突然间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我真应该呆在阿姆斯特丹欣赏约斯特·李特曼收藏的卡巴拉手稿，忘了慕尼黑吧，明天共和国各大报纸的文化专栏就将讴歌汉斯·拉赫，他会接受一个又一个的采访，那可怜的家伙，那个真正的凶手会一点一点地坦白，他的母亲是妓女，他是在孤儿院长大的，神甫的助手强奸过他，他十七岁起作奸犯科，二十八岁——正好是他再次出狱的时候——写自传，写好之后把稿子寄给安德烈·埃尔柯尼希，埃尔柯尼希通过女秘书转告说，他那里不是回收蹩脚传记的垃圾站，这话在作者心中点燃了仇恨的火焰，他在电视里看见了埃尔柯尼希，赶紧打听在什么地方，看门的向他透露了庆祝活动的地点，他迫不及待，在纷飞的大雪中耐心等待，大明星刚一出来，他便上前一阵乱捅……
我冒昧造访，请原谅。 这话我也说不出口。 这太草率了。 这是一种感觉。 感觉总是草率的。 感觉可以草率。 感觉必须草率。 事实如此。 幸好他不需要我。 我又能为他做什么呢？ 但是我从他的眼神里看不出“您来这儿干吗？ ”的疑问。 他平心静气地望着我。 不表态。 也几乎不流露任何情绪。 他在挠自己的手背。 他丝毫没有怪罪我的意思。 我们相对无言，我们一点也不难堪，我觉得自己和他达成了某种默契。 他并不认为我来这里是多管闲事。 除了他，我还能和谁一声不吭地坐上一个钟头？ 他还能和谁……嗨，他倒是可以，也许他都习惯了他不说话别人也不说话。 假设我明明看见他不想说话却又没话找话，那我可就弄巧成拙了。 就没有经受住考验。 是这样的。 名人可以为所欲为，他永远正确。 只有你会犯错误。 即便你不承认这种游戏规则，你照样会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行事。 但既然你和他相对无语地坐了一个钟头却又不觉得尴尬，那你也应该心满意足了。 算了。 保持自由。 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我只知道说着好玩。 保持自由。
后来还是所长大人提醒说时间到了。 他没有对我们的沉默做什么评论，这出乎我的预料。 他本来可以说，两位先生一点没有妨碍他看文件，对此他深表赞赏。 他绝口不提我们默默无言的事情，这倒是好事。 有水平，我想，所长大人有水平。 两人陪我走到门口。 既然我不想拿无聊的挖苦或者半生不熟的讽刺来杀风景，所以我在告别的时候跟先前一样沉默不语。 但是我尽量不让这种沉默变得激情澎湃。
最后，汉斯·拉赫从夹克衫口袋里掏出几张手写稿交给我。 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呼吸到清新的冷空气之后，我才知道那屋子里有多热。 暖气烧得太热了，这种情况在机关衙门屡见不鲜。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再次体会到什么叫轻车熟路。 我脑子里想的是他，浮现在眼前的还是他，我没法摆脱他，因为我先前认为他平心静气，现在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他什么都无所谓，没错。 可是他平心静气吗？ 他的形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看见他那无助的眼光，看见他的红头发，那是一头灰中带红、短得不能再短的自然卷。 即便他有意蓄发，我们也无法想象这样的头发如何变长。 他的额头又高又圆。 他的眼眶很浅。 噢，汉斯·拉赫。 他的样子我看了又看。 我可知道，他和我相向而坐时并不是平心静气，他一直在——吸烟。 我甚至没有数他抽了多少支烟。 本来我是有时间做这事的。 一言难尽。 汉斯·拉赫。 我用自己所熟悉的欧洲语言轮番读这个名字，看看有什么效果。 我这是在逃避吗？ 但愿不是。
马丁·瓦尔泽
三
当白雪把一切，把所有新盖的建筑物覆盖之后，格恩最能显出旧日的风貌。 冬天的大雪似乎每年都有一两次显示威力的机会。 当路面还没有清扫，当路上的黑人影儿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不得不挥舞双手的时候，我的工作效率最高。 假如没有介入这件事情，我现在本应奋笔疾书。
回家之后，我发现自己还是不清楚汉斯·拉赫处于什么状况。 他沉默不语。 什么叫沉默。 我们在沉默中学习语言！ 在词不达意的时候学习语言！ 相向而坐，一声不吭。 怎么能把这种状态称为沉默不语呢。 我为他感到惋惜。 事实如此。 我现在才承认： 我为他感到惋惜，因为我相信可能是他干的。 对我来说，杀人总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有时候——幸好是偶尔出现——我会做这样的梦： 我杀了人，我有了杀人嫌疑，眼看自己就要被绳之以法，为了逃脱法网，我只好再杀死一个人。 夜里做了这些梦，白天我总是乐不可支。 我一整天都在乐，我恨不得引吭高歌： 我没有杀人，哈利路亚！
我之所以仓促离开阿姆斯特丹，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赶赴施塔德海姆，是因为我相信这事的确可能是他干的。 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了。 所以去找他。 然后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 原因很简单，如果某某人杀了人，你又有什么话好说呢。 现在我发现我不替死者感到惋惜，我惋惜的只是他。 被杀死的人不再有痛苦。 可是杀人者呢……他无时无刻不在回忆下手那一刻的情形。 这事要是出在我身上，我会马上自杀。 这不是为了惩罚自己，或者说赎罪。 而是因为我无法忍受永恒的、挥之不去的回忆。 刚才他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平心静气。 我尽量让自己相信这点。 平心静气。 他筋疲力尽，一脸憔悴。 他肯定还没有睡上一个安稳觉。 他的眼睛。 现在我才明白他的眼神的含义。 这是什么都无所谓的眼神。 我想一个人呆着。 我不需要关心。 请注意： 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合适。 我只配做子虚乌有的事情。 我竟然把他这种心态阐释为平心静气。 我竟然做出这种阐释。 我追悔莫及。
我坐不住了，我无法陶醉于外面的雪景，我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直到我想起汉斯·拉赫的手写稿。 赶紧读。 这是几张B5规格的活页纸。 活页纸的行距太大，所以他没有贴着线条写。 他的字迹很潦草。
亲爱的米歇尔·兰多尔夫，我开始阅读，这是我在埃特大街写的札记。 我写了两天两夜。 不管这东西今后能做什么用，请妥善保管。 衷心的问候。 您昔日的邻居拉赫。
我进入正文：
论身高。 首先我要承认思想于我无所裨益。 我靠的是经验。 很可惜。 经验比思想慢多了。 思想来得快。 思想来得容易。 思想不是艺术。 思想很伟大。 通过思想，人们可以超越烦恼。 这些事情是不可能通过经验办到的。 我最近那些难以忍受的经历就很说明问题。 一言蔽之： 我越来越多地发现，跟我说话的人在交谈的过程中变得高大起来。 也可以说： 我在与人交谈的时候变矮了。 这是一种让人难堪的体验。 众目睽睽的时候最令人难堪。 在饭馆里。 或者——这个最糟糕——在电视演播室。 灾难性的后果……不过——这是我最新的体验——当别人以某种方式谈论我的时候，我也会矮一截。 而且即便我不跟这些人在一起，也不知道他们正好在谈论我，这种情况照样会发生。 我坐在自家的书桌旁，我想从椅子上起身，我的双脚却够不着地毯。 这倒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我要是从椅子上跳下去的话，我的波斯地毯会让我软着陆。 夜里——我感觉这是最重要和最美妙的事情——我的身体将得以恢复。
早晨醒来的时候，我将恢复以前的身高。 现在仍然如此。 一米八二。 自从有了这种萎缩和重新长高的体验，我天天都给自己量身高，醒着躺在床上的确不足以恢复平时的身高。 非睡觉不可。 况且每次通过睡眠恢复的效果都各不相同。 现在我是早晚量一次。 如果说我经常在晚上缩短十厘米，那么在经过一夜不太安稳的睡眠之后，我就只欠两厘米或者三厘米。 我听说有一种鞋，穿上之后可以使身高增加两至三厘米，人们却看不出这是巧妙设计的结果。 我现在就要寻找这种东西。 如果睡觉的时候不做梦，也就是不受外界干扰，醒来之后我总能恢复到我的一米八二。 我还不认为这些都属于心理分析医生和心理治疗医生研究的范围，我将通过记录来追踪这一经验，使之变得直观，甚至还由此得以克服。 无论如何： 经验不似思想那么容易控制。 思想使人成为主宰，经验则使人无可奈何。 但是记录下来会有所帮助。 这也是一种经验。
我刚刚读完，电话就响了。 是刑警三支队的队长韦德金德。 他说他领导一个专事侦破蓄意杀人案件的小组，现在受命调查埃尔柯尼希/拉赫案件。 您和拉赫相对无语的事情，我已听说了，您别因此而放弃努力。 那么多人要求前去探访，但只有您受到了拉赫的接待。 拉赫只接待了您和他的妻子艾尔娜，其他人一概谢绝。 拉赫必须中止他的无声抗议行动。 这绝对不是卓有成效的战术。 他可能在打如意算盘，以为我们找不到尸体就无法控罪。 他错了。 我们有沾满受害人鲜血的毛衣。 案发之夜的鹅毛大雪暂时对凶手有利，这可能让一个诗人产生幻觉，似乎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融雪会把他在那天夜里埋藏的东西悉数带走。 也许他把尸体拖过托马斯·曼林荫大道，再拖下陡峭的斜坡，再拖过河坝，拖到河边，最后投入伊萨河。 凶手还真走运。 那天夜里下了将近五十厘米的雪。 他没准儿听过天气预报。 不过，天晓得积雪融化之后会有什么东西给暴露出来。 这些话我已经讲给拉赫先生听了，他没吭声儿。 可是您得到了他写的东西。 作为警察，我对一个问题很好奇，请多多包涵： 那东西您读了吗？
电话铃响的时候，我刚好通读了一遍。
什么内容？ 刑警队长韦德金德问。
埃特大街札记。
我们让他在那个地方呆了四十八小时，韦德金德先生说。
听他说话的口气，他似乎断定我和警察一样急于破案，断定我将竭尽全力与他们合作。 汉斯·拉赫是一个等着定罪的作案人，这似乎已成定论。 韦德金德先生说自己正在读汉斯·拉赫的书，他说他对汉斯·拉赫的了解将更加深入，深入到拉赫并不乐意的程度。 他请求我千万别以为他对拉赫先生抱有敌意，或者汉斯·拉赫有什么地方不讨他喜欢。 作为一个专事侦破蓄意杀人案件的小组负责人，如果碰到那些杀人方式极其冷酷或者凶残、杀人动机极其卑鄙的案件，他自然要对其作案人穷追不舍，眼前这个案子倒不存在这类问题。 但这终究是一桩命案。 这是一桩即便不是最高级、也是比较高级的谋杀案。 作案人是艺术家。 说到艺术，特别是文学，他也是略知一二，因为他喜欢读书，尽管他还没读过拉赫的书，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他也可以把一个作家视为受害者。 即便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受害者。 目前他正在阅读，或者说研究拉赫先前出版的一本书： 《犯罪的愿望》。 他发现这本书的自传色彩太明显。 不过他得先看拉赫的新作《没长脚趾甲的女孩》。
通过调查——说到这里他强调一点： 他没有得到拉赫哪怕一丁点的配合——他有理由推测，这本书，就是说，安德烈·埃尔柯尼希在《门诊时间》对这本书的评论，使拉赫对埃尔柯尼希的积怨化为一股仇恨的烈焰，于是他失去了控制，于是他就如此这般。 如果能够重现出版商在伯根豪森的别墅搞《门诊时间》庆祝酒会的场面，这案子就告破了，到时候简直可以把这案子当作一篇手稿放在拉赫先生面前，只需要他签上大名。 他说这些话只有一个目的： 请兰多尔夫先生锲而不舍，不要被拉赫的反应吓倒。 每一桩谋杀案都是一场悲剧。 而且是完整历史意义上的悲剧。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任其发生而不正确地加以评价，就是说，这时刑警队长压低了声音： 我们必须将它吸收，将它吸收到我们的语言，吸收到我们这个习惯了悲剧的文化传统，我们必须把这场悲剧化为自己的财富，我们只有通过——尊敬的先生——关心来实现目标，我们必须把经受悲剧的人从可怕的孤独中拯救出来。 请相信我的话，这种事情没有谁能独自承受。 所以有我们。 所谓的人类。 请原谅。 我说： 话可不能这么讲。 然后他又变换了话题。 有人告诉他，拉赫先生在埃特大街和别人关在一起的时候，把整个的注意力都放在一个叫贝内迪克特·布莱特豪普特的人身上，目前这人几乎天天都从施塔德海姆被押到那里接受审讯。 他韦德金德想知道的是： 拉赫的手写稿是否对两人的密谈有所交代。 他在我们，也包括您，兰多尔夫先生，面前一声不吭，随便碰到一个拘押犯反倒窃窃私语好几个小时。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现在只知道不能把人家交给我的东西泄露出去。 我就这么对他说的。 刑警队长表示或者假装表示理解。 不过既然我们还要打交道，他就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坐一坐。 去刑事大案组所在的拜尔大街。 他希望我不要一听到刑事大案这个词就紧张。 怎么样。
行，我说，为什么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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