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兰北部一个只有两千人的小岛上,诗人顾城举起斧子挥向妻子谢烨,随后于一棵大树下自缢身亡。这个童话诗人,因“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这样美好的诗句而为世人熟知,最终却以杀戮与自杀为结局,暴烈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关于顾城其人和他的死因,至今仍存争议,时过境迁,历史的真相早已模糊不清,但也许就像1987年的顾城在一个演讲中所说:“世界上只有难看的人,没有难看的树。”作为人,顾城也有丑陋甚至残酷之处,而作为树——即使是一棵痛苦的树——那个写诗的顾城永远是美的。
顾城和作者陈力川在法国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忆顾城与谢烨
文 | 陈力川
……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
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
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 则与人类共存。
——顾城,1986年10月于漓江诗会
我第一次见到顾城和谢烨是在1987年的深秋。顾城应法国文学杂志《欧洲》(Europe)的邀请来巴黎参加一个诗歌讨论会。那时我和金丝燕住的是熊秉明先生的房子,位于巴黎南郊一个叫伊尼(IGNY)的地方。《欧洲》杂志社请我在10月21日举行的讨论会上为顾城做翻译,我约他来熊先生家谈谈,想预先了解一下他演讲的内容。
几天前,顾城在巴黎第八大学的中文系做过一个讲座。我那天有事没能参加,过后听了录音。顾城谈到他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凌晨醒来,看到白色的墙壁上似乎有人眨着眼睛对他说话。这些人好像是从白色的雾中浮现出来的。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人是要死的,而且死人还要烧成灰,但从来没想到死亡离他这么近。他第一次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他马上就要变成灰烬,不可避免地变成灰烬。随后顾城从死亡的主题一下子跳到了生命,并朗诵了他1971年写的一首诗《生命幻想曲》。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顾城先谈死后谈生。
“这次讲什么,还不知道。”见了面,顾城直截了当地说。我顿时为自己提出的问题感到难为情,因为顾城显然不是一个照本宣科的学者,而是一个随兴的诗人,但顾城并没有介意,他比我想象中的更安静、憨厚。那天天气异常晴朗,丝燕说听熊先生说附近的山上有许多栗子树,提议我们一起去捡栗子。听了她的话,我们的心已不辞而飞了。秋天的山满目萧瑟,让人想到人生的悲凉。我这才注意到顾城穿的是中山装,不知为什么,中式服装在城里穿还挺庄重,可一到大自然里就显得很别扭,唯一的好处是兜大。不一会儿,顾城上衣的两个大兜就装满了栗子,他开始往胸前的两个小兜里装。我说两个大兜鼓囊囊的,看上去好像是满载而归,可这两个小兜要是鼓囊囊的,会使人产生其他联想。顾城憨憨地一笑,算是接受了我的提醒,但眼睛仍然盯着地上的栗子,舍不得走。我建议他把帽子摘下来装栗子,他不肯。他说他个头矮,全靠这顶帽子显个呢。中山装和直筒帽是顾城的装束最与众不同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他的身份特征。他的帽子有用平绒、灯芯绒做的,也有用牛仔裤裤腿做的。其实顾城不肯摘帽子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后来他在德国说:“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戴着帽子, 我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
那天顾城和外界好像没有什么界线,我发现他很喜欢树, 总是瞪着眼睛盯着树看。我对他说树是有生命的,也会害羞, 可能已经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他说他不仅要看,而且还要摸要爬。一边说,一边跟树亲热起来。谢烨似乎对顾城的举止习以为常,还笑话我少见多怪。顾城对树的感情我是后来才真正了解的。1987年12月,就在我们那次见面后不久,他在香港说:“我摸白色的树桩,一种清凉的光明在我心中醒来, 这真是个不可言传的事。”在树上,他似乎看到了艺术自然脱俗的品格。在1991年9月2日写给《今天》杂志编辑的信中, 他说:“一棵树或一只鸟也许毫无价值,但它们至少有一个品性,就是不为功名所动。”那天我给顾城和谢烨拍了几张照片, 其中有一张,谢烨坐在一棵橡树下看着镜头,顾城用胳膊肘倚着树干,也许是闭着眼睛,也许是低头看着谢烨,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当时我觉得他们活得蛮开心,是幸福的一对儿。
顾城和谢烨,1986年在成都,摄影:肖全
那天我们玩得高兴,误了吃午饭的时间。下午回到家, 吃栗子是来不及了,每人稀里哗啦地吃了一碗泡饭,就往《欧洲》杂志社赶。当我们几个人呼哧气喘地走进会场,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我们方才落座,就听主持人介绍说:“火是顾城的第一个读者,因为他最早写的一些抒情诗都被他自己扔进火里烧掉了。诗人顾城好像是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鸟,今天这只鸟飞到了巴黎。现在我们就请‘鸟’讲话。”“鸟”沉默了良久说不出话来。冷场的时候,时间过得非常慢。有几个听众等得不耐烦了,开始交头接耳。我看到顾城的一只手不停地摸着上衣兜里的栗子,好像要努力收回那颗在山林里流连忘返的心。不知过了多久,“鸟”终于开口说道:“世界上只有难看的人,没有难看的树。”会场立即变得鸦雀无声, 刚才交头接耳的那几个人略显尴尬,好像恨不得一下子变成树。这时“鸟”接着又说:“树也会痛苦,但痛苦的树仍然是美的。”
1987年5月,顾城与谢烨
顾城讲话的时候,眼睛几乎不看听众,而是看着远处, 好像不唯对眼前的听众说话。他的声音轻柔,甚至单调,好像说话的不是他,而是其他什么人,就像西川描绘诗人海子的语言时说的:“仿佛沉默的大地为了说话而一把抓住了他, 把他变成了大地的嗓子。”顾城和海子都属于天才型的诗人, 对他们来说,诗和生活是一体的,诗就是生命,生命就是诗。“诗人的工作就是要把破碎在生活中的生命收集起来,恢复它天然的完整。” 顾城讲话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假思索,却出口成章,一些听似不着边际的话会忽然产生紧密的关系,就像你总可以在散乱的云彩中忽然看出一个熟悉的形状。后来我曾多次回想那天与顾城和谢烨分手的情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顾城和谢烨是1992年12月28日。那年顾城应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邀请在柏林写作,岁末年初来巴黎散心,正赶上红宝石餐馆的老板鲁念华大宴宾客。顾城仍然把自己套在中山装和直筒帽里,一双大眼睛无精打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1992年,顾城在德国墓地散步,宋新郁提供
谢烨还是那样白皙,但显得憔悴,笑容明显失去了五年前捡栗子时的灿烂。他们说这五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新西兰, 还长期隐居在激流岛,1992年才重返欧洲游历。那时外界纷传顾城和谢烨要离异,他们都结识了新人。顾城的女友叫英子,谢烨的男友叫大渝。晚餐结束的时候,我婉转地问顾城和谢烨:“你们还好吧?”没想到顾城回答说:“我早晚要杀了谢烨。”尽管当时听起来口气好像是开玩笑,但我和金丝燕都禁不住一愣。谢烨勉强地笑着说:“跟顾城在一起活得很累。”我们一时都不知再说什么好,像四根电线杆子,直愣愣地戳在那里。这时鲁老板拿出红宝石餐馆的留言簿请顾城和谢烨题字。顾城先用钢笔画了一幅白描,然后题了“馋宗” 二字,这显然是“禅宗”二字的谐音。谢烨写了“食木耳亦醉”, 顾城和谢烨的儿子名叫“木耳”。那次见面过后,我仍然记不起我们是怎样分手的。
1993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熊秉明先生来电话,告知几天前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重伤谢烨后自缢。熊先生平时说话口气一向犹疑,这一次却对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非常笃定。我忽然意识到那天顾城在红宝石餐馆说的话不是戏言,而是真话。就在我们那次见面的几天前,顾城在德国波恩接受张穗子和顾彬访谈时说:“真的话都是非常简单的,像用海水做成的篮子。”这话本身就说明简单的并不一定容易理解,海水怎么能做成篮子呢?可见当真话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候,往往不会被当真。直到有一天,当真话以事实的面目再次出现,你亲眼见到“海水做成的篮子”才幡然醒悟。
1987年5月,顾城,谢烨,李英与文昕,文昕提供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翻看手边的几本顾城诗集,想知道顾城的死是否在他的诗中埋下了伏笔。我的目光停留在顾城写于1980年的《遗念》上:
我将死去
将变成浮动的谜
未来学者的目光
将充满猜疑
留下飞旋的指纹
留下错动的足迹
把语言打碎
把乐曲扭曲
这不是孩子的梦呓
不是老年的游戏
是为了让一段历史
永远停息
这首当年的“朦胧诗”,现在读来像遗嘱一样清晰。顾城早年说过,朦胧诗的主要特征还是真实。“我将死去”说的不是人总是要死的,否则未来学者的目光为什么要充满猜疑?“飞旋的指纹”让人联想到那把致命的凶器!“错动的足迹” 让人看到谢烨受伤后艰难的步履!“让一段历史永远停息” 怎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1986年成都诗会,顾城,舒婷,谢烨,北岛于花园酒店,肖全提供
顾城1973年写的《我是黄昏的儿子》,最后一节好像预示了他和谢烨爱情的结局:
我是黄昏的儿子
爱上了东方黎明的女儿
但只有凝望,不能倾诉
中间是黑夜巨大的尸床
写于1981年的《不要在那里踱步》,现在看来好像是一个不幸的预言:
梦太深了
你没有羽毛
生命量不出死亡的深度
……
告别绝望
告别风中的山谷
哭,是一种幸福
不要在那里踱步
后来听北岛说,顾城和谢烨的悲剧就发生在大渝从德国来新西兰接谢烨的那天。大渝在德国上飞机的时候,谢烨还活着。他抵达新西兰的时候,谢烨已经不在了。不知是时间无情地捉弄人,还是人无情地捉弄自己。令人困惑的是,如果顾城不爱谢烨了,为什么要杀害她呢?如果顾城还爱谢烨, 又怎能忍心杀害她呢?是因为不愿意看到谢烨离去而不惜自己留下杀妻的恶名而离去吗?就像他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说的,“她永远看着我 / 永远,看着 / 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对我来说,这就是顾城说的那“浮动的谜”。我承认我的平常心无法理解顾城极端的行为,极端的行为只有站在极端的立场上才能被理解,而无论是第一次见到谢烨时她那灿烂的笑容,还是第二次见到她时那略显憔悴的面容,都拒绝我这样做。
顾城诗作《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首页手稿,荣挺进提供
1993年2月,擅长用法文翻译中国当代诗歌的尚德兰女士(Chantal Chen-Andro) 从柏林带回两幅顾城送给她的字,第一幅写着:“鱼在盘子里想家”。第二幅写着:“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人蚁”两字写得难看,“美神”两字写得漂亮。竖着读,人蚁与美神相对;横着看,美人与神蚁相对;斜着看,美蚁与人神相对。这三种不同的读法和看法或许正可以解释整句话的矛盾和真实。据尚德兰回忆,那时顾城的诗歌创作好像触到一堵墙, 书法似乎成为他的新爱。那天下午很长一段时间,她看到顾城在厨房里磨刀,那专心致志的样子真让人发怵。写这两幅字的时候,顾城情绪颇激动,写完了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1987年听顾城讲座录音的时候,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先谈死后谈生。现在看来,顾城当时朗诵的《生命幻想曲》中的生命指的应是死后的生命,它离开身体的躯壳在无边的宇宙寻找新的归宿:
黑夜来了,
我驶进银河的港湾。
几千个星星对我看着,
我抛下了
新月—黄金的锚。
天微明,
海洋挤满阴云的冰山,
碰击着,
“轰隆隆”—雷鸣电闪 !
我到哪里去呵?
宇宙是这样的无边。
……
黑夜像山谷
白昼像峰巅
睡吧! 合上双眼,
世界就与我无关。
世界与顾城无关了,但顾城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留下的诗作将长久地伴随我们的寂寞。
“生命醒来时发现自己是一树鲜花,在微风中摇着。”
后记:顾城辞世二十年后,我重读这篇写于2003年的旧文, 突然意识到,1987年顾城在《欧洲》杂志社演讲时说“世界上只有难看的人,没有难看的树”,他想到的可能首先是他自己。作为人,和我们一样,顾城也有难看之处;作为树——即使是一棵痛苦的树——顾城永远是美的。
2013 年
《鱼乐:忆顾城》
编者: 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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