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有三位影响深远的双语写作中国作家——林语堂、熊式一，以及最容易被忽略的第三位作家——蒋彝。

       蒋彝出生于清朝末年（1903年，清光绪29年），逝于1977年。在他的身上，有许多标签——画家、诗人、作家、书法家、中国文化交流使者……在国内不为人知的蒋彝，在国外拥有相当高的文化地位。他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的会员，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1937年，他因出版《湖区画记》一举成名，此后开启了他的“哑行者”系列画记。

        “哑行者”，是蒋彝的笔名。所谓“哑行者”，就是到一个国家旅行，不懂它的语言，也不了解它的文化和民风民俗，只能用一种观光客的、他者的眼光沉默地观察。但蒋彝的“哑行者”并不单指语言问题，他想强调的是自己“异文化”的身份。蒋彝用英文写作，他的作品并不是写给国人看的，而是写给身处英语世界的外国人。

       异域的名人，却是故乡的“陌生人”。旅居多年，蒋彝在书写中不断强调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无论书写日本奈良的八重樱，还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他都用一种中国文人行游的方式，发掘城市平淡的日常——波士顿的龙虾，让他想到了孔子“君子远庖厨”；巴黎街头的杏花，让他回到故乡庐山脚下的杏林。独特的中国文化联想，构成了蒋彝独具特色的西方观察视野。

       近几年来，蒋彝的画记作品陆续在国内出版。2019年8月，出版方世纪文景在上海陆家嘴图书馆举办了《蒋彝：二十世纪被遗忘的旅人》分享活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中文学刊》主编陈子善，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岗在现场分享了他们对于蒋彝的理解。

       “哑行者”画记本不被看好，零稿费首版意外畅销

       在活动现场，陈子善讲述了蒋彝的人生经历和“哑行者”系列的出版故事。

       蒋彝来自江西九江，家庭不算富有，但还算殷实。他当过县长，后因为不适应官场规则辞职。辞职后，蒋彝在哥哥的资助下赴英留学。据他自己回忆，他带到英国的钱能勉强支持他生活一年，这已经不算少了。在英国留学，首先要解决语言关。蒋彝当时的英文不太好，只能勉强交流。

       蒋彝会画画，但他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只是喜欢。1934年，伦敦要举办“世界树木画展”，蒋彝的英国朋友建议他：“蒋先生，你不是会画画吗？你从中国来，就画一种中国的树吧。”于是，蒋彝画了竹子。竹子准确来说不能算作树木，但英国人看着很新奇，后来又有人来找他画中国题材的作品，他便画了鸭子，主题是中国古诗——“春江水暖鸭先知”。

       蒋彝的画首先在英国引发了对中国绘画作品的关注。直到1934年底，徐悲鸿和刘海粟到英国开画展，英国人才意识到现代中国绘画作品有多么独特。于是有人问蒋彝，可否出一本介绍中国画的书？蒋彝起初推辞了，一是因为自己知识还不够系统，二是因为他英文不够好。他的英国朋友鼓励他，又帮他找了一位中英双语助手为书稿润色，他才陆续出版了《中国画》和《中国书法》。

       后来，蒋彝去英国湖区度假，出发前收到出版社约稿：可否写一本用中国人视角看伦敦的书？当时蒋彝已经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授课，他被湖区的风光吸引，写了很多感受性质的文字交给出版社。出版社认为，篇幅太短，无法成书。蒋彝不管厚薄，只想先出版。后来英国出版社同意出版，但没有稿费和版税，只能在出版后送给他六本书。蒋彝同意了。于是，便有了《湖区画记》。

    《湖区画记》意外地畅销，第一版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销售一空。第二版时，蒋彝说要收稿费了，从此开始了他的“哑行者”系列。蒋彝的“哑行者”系列，总共分两类。一类专写英国，完成于二战前或二战中，包括《湖区画记》《伦敦画记》《战时画记》《约克逊国际画记》《牛津画记》和《爱丁堡画记》。二战结束以后，蒋彝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55年始），写了一系列其他国家的画记，如《纽约画记》《都柏林画记》《爱尔兰画记》《巴黎画记》等。

旧金山联合广场上的大熊猫，蒋彝绘，收于《旧金山画记》

        坚持中国味的蒋彝，塑造了新的文化身份

       蒋彝画记中的插画，既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画记中，有散文，有诗，也有他自己的书法作品。蒋彝的旧体诗写得不错，在英国出版过中文旧体诗集。

       蒋彝的书，在书店该如何分类？罗岗说，它通常被放到美术类，但懂它的人会放到散文类或旅行类。虽然书中有很多插画，但蒋彝画记本质上还是散文。蒋彝虽然算不上大画家、大书法家，但他的书法和诗歌自成一体。他的画作是一种彩色的水粉画，装饰性很强，又带有中国味道。他画旧金山渔人码头的螃蟹，会让人想起齐白石画的螃蟹。

        陈子善提到了蒋彝在《波士顿画记》中描写的龙虾，蒋彝写物不会只写物本身，他还会对其做文化上的联想与阐发。蒋彝的画记并不是单纯的游记，可以把它们视作文化史作品：

       故意弄死龙虾的做法并不让我感到不安，因为它的味道说不出的鲜美。后来，我回忆起自己年幼在家时，每当我想看厨子做饭，祖母都会向我反复说起孔子的那句教诲：“君子远庖厨。”她说，如果我看到食物是怎样烹煮的，吃的时候就没胃口了。我祖母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从来都不喜欢杀死活物做食物。年幼时，我被孔子的这句话深深感动。如今我却觉得孔子似乎想掩盖什么。他肯定就像我享受新英格兰新鲜龙虾一样喜欢吃东西。（蒋彝《波士顿画记》）

《波士顿画记》，[美] 蒋彝著，胡凌云译，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版

       很多人到了国外，创作的作品会带有异域风情，但蒋彝回归到中国风格。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画记会在国外畅销。蒋彝的画记，经过了精细的装帧设计，对于外国读者来说，英文可以看懂，图画可以看懂；而中国的书法看不懂，但中国的书法本身就有一种图画性，看上去有一种特殊的美感。汉字和汉字的书写艺术，对外国人来说很神秘。

《日本画记》， [美]蒋彝著，梁贝特译， 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版

        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作家，是蒋彝最特别的身份。他的成功，在于他的诗、书、画构成了一个很独特的整体。20世纪中国作家中的英语写作者只在小圈子中被接受，很多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成英文，但面向的受众是专业的研究者，这些翻译作品都没有进入大众阅读领域。真正在西方英语世界产生影响的作家，林语堂算其中一位。他的《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在国外都是畅销书。张爱玲也想成为林语堂式的作家，但她不算成功。从她写给朋友的信来看，她心里多少有点不服输。

        蒋彝的作品和林语堂一样，成功打进大众阅读市场。而进入大众阅读的蒋彝，也因此在英语世界获得了一席之地。陈子善提到，当时英国人评价蒋彝为“中国之眼”；艺术史家贡布里希也曾评价蒋彝：“这位才华横溢而又迷人的中国作家及画家，以哑行者的沉思记录受读者的喜爱。”他不仅看到了风光，也对它进行了思考。

活动现场。左为罗岗，右为陈子善。

        英国人里德爵士评价蒋彝，那些被英国人看来很难去用英语表达的微妙，被蒋彝用简单明了的方式传递给了读者。里德没有强调蒋彝画记的中国味，他认为蒋彝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理解自身文化的视角——用中国文化理解英国，用旧体诗歌吟咏现代都市。罗岗认为，这段评价表现了蒋彝如何被西方人所接受。蒋彝描绘出来的图景和笔下所写的城市的气象，对西方人来说也是一面镜子，他们从中重新发现他们原来可能熟视无睹的东西。

      蒋彝作为一个中国人，写不出地道的英语，但英国人欣赏他独特的风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蒋彝迁居纽约。纽约“五方杂处”，容纳了各色人等。蒋彝认为自己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都是作为“异文化”的存在。他对中国有很强的认同，在书中不断强调自己“中国人”的身份。罗岗认为，蒋彝在纽约反倒能如鱼得水。他的成功，跟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包括他自身的素质都有关系；而蒋彝的作品，在形成文本的过程中，也塑造了一种新的文化身份。

      中国作家的英语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如何归类？

     蒋彝同老舍一样，在英国属于文化名人，他的故居被挂了牌以示纪念。英国人承认蒋彝的成就和他对英国文化做出的贡献。那么，蒋彝在中国文学史中该如何定位呢？用英文书写的作品，能算作中国文学吗？

蒋彝故居前挂起的蓝牌

        罗岗回应道，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条脉络入手分析。

        首先，蒋彝的写作，可以归于一种专门的研究门类：“英语文学”。“英语文学”作家的母语都不是英语。“不是英国文学，不是美国文学，而是‘英语文学’，将来也有可能出现‘汉语文学’，研究外国人用汉语写的作品。”

        其次，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讲，中国文学并不等于汉语文学。比如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不能用中文写作，只能用日文，但是后来又用中文来写作。如果要编这个人的全集，日文作品和中文作品都要收录，都属于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张爱玲、林语堂等很多作家，都有跨语言的作品，都是中国文学史的组成部分。“当然，蒋彝的地位，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不好跟林语堂相比。总之，作家用什么语言写作，不影响文学史上的归属问题。”

       作为研究者的陈子善回应道，关于中国作家的外文系列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中该如何安顿，相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应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无论蒋彝还是林语堂，都有中文作品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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