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张岱年。 资料图

　　吴霖

　　采访张岱年的时间是1993年的8月，他当时对我说，希望能活到90岁，完成自己再写两部哲学专著的愿望。我写的张岱年的宏愿，即指此。那一年，他84岁。张先生逝世于2004年，活到了95岁的高龄，也即在我采访后的第十一年才去世。遗憾的是当初未能追问一句，他希望假以天年想完成的是哪两部著作。但愿张先生心心念念的宏愿已经达成。

　　记忆虽然模糊，但印象还是依稀有的。比如，张先生有河北口音，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小心木讷，讲话稍有口吃，基本是一问一答，并不擅自展开话题。我记得在讲述到自己早年(1954年)在琉璃厂偶得《王氏家藏集》时，他才表现出比较特别的兴奋。现在回头看，依然有一点小遗憾，就是对此书的信息没有展开，比如版本缘何珍贵，再比如购书的价格，等等。我当时对张先生爱书并不感到意外，意外的是他为什么对这一部书如此情有独钟?!如今，不知道这一部曾让张先生拱之如璧的家藏在何处安身。念之，惘然;思之，怆然……
 

　　长兄张申府
 

　　在那篇短短的采访记中，我只是蜻蜓点水似的提了一下他的长兄张申府先生，并未铺排。一是宥于字数、体例所限，二可能也是稍有踌躇。印象中张先生在采访中，也并未强调和刻意提及他这位兄长。记忆中，似乎提到时，也是直呼其名。我之所以还知道张申府的大名和不多的事迹，还是在盛成先生的回忆中曾多次提到。

　　张申府比张岱年大16岁，在过去，可以是两代人的年龄。或许是因为都是哲学家，都善于对情感的把控?张申府在1986年6月去世后，张岱年于8月写了一篇《学识渊博风范长存——悼念张申府同志》的文章，从体例判断，应该是给某家报纸的稿子。此文被收入1993年出版的张申府著《所忆》一书中。内容和题目一样，基本平铺直叙，并不见鲜明的情感涌动。最后一段：“申府原名崧年，是我的长兄。我青年时期钻研哲学，深受吾兄的启迪。追念往昔，感念尤深!”除了这一段，此文若冠以别人的名字，大约也是念的通的。

　　张申府同胞五人，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大弟张崇年(物理学家，1904-1994)，幼弟即张岱年。张氏兄弟的父亲张濂，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王寿彭榜进士。

　　张申府的一生，可以说在每个重大历史的节点上都及时赶到了，没有缺席，也没有迟到，但他的表现，却往往是文人的，迥异于政治家。如今时过境迁，但愿我们能孰是孰非问之，允许见仁见智也是一种美德。

　　张申府一生最大的癖好就是书，曾经给自己的书斋起了个“名女人许罗斋”的斋名，一望而知，也是典型的文人气质。这个容易引起歧义的斋名是什么意思呢?他本人解释过：“名”就是名学，就是逻辑学。“女”就是《列女传》，“人”就是《人物志》，“许”就是许梿，“罗”就是罗素。斋名中，他把自己毕生的追求和喜好高度概括，组成了一个逗趣的“名女人许罗”。
 

　　至交冯友兰
 

　　当年采访记中还有一处没有点明的，是张岱年和冯友兰的关系，其实也蛮有意思。

　　张岱年的夫人冯让兰是冯友兰的堂妹。当年(1935年)的介绍人正是冯友兰和张申府。因此，无论是在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或是日常生活中，两家一定会有各种交集。另，冯友兰同胞3人，弟冯景兰(地质学家，1898-1976)、妹冯沅君(作家，1900-1974)。其中，冯景兰的女儿冯钟芸嫁给了任继愈(哲学家，1916-2009)，任氏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高人。

　　冯友兰(1895-1990)与金岳霖(1895-1984)同庚。1983年，两位老先生88岁时，冯友兰写了两副对联，一给己，一赠金。给自己的一副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胸怀四化，意寄三松。”给金岳霖的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论高白马，道超青牛。”88岁雅称“米寿”(米字拆开是八十八)，“茶寿”者，108岁也(盖“茶”字上面为“廿”，下面可拆为八十八)。冯友兰、金岳霖、张氏兄弟，都是研究哲学的，且是至交，均得享高寿。

　　1988年，冯友兰在医院里写成《张岱年文集》序。文中写道：“张先生之学生有习篆刻者，欲治一闲章以相赠，请示印文，张先生命刻‘直道而行’四字。余闻之曰：‘此张先生立身之道也，非闲章也!’张先生之木讷气质，至老不变。孔子曰：‘刚毅木讷近仁。’直道而行则‘刚毅’矣。‘近仁’之言，其意当哉。”冯与张的关系，在师、友之间，且是姻亲，更是多年的同事，相知可谓极深。
 

　　学者眼中的世态炎凉
 

　　1957年，张申府、张岱年昆仲同陷“丁酉罗网”。张岱年因此受到种种屈辱，感受了世态炎凉。他曾多次提到并感念的是，冯氏在当年的批判会上总是三缄其口，并未落井下石。

　　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北大哲学系教授陈来《燕园问学记》中曾记录导师张岱年回忆：“清华有两个才子：张荫麟和钱钟书。钱钟书说自己在清华最得力的老师是张申府。在张申府家我和他见过多次。解放后他请张申府吃饭，要我作陪，所以我还欠他一顿饭。我和钱钟书本来是有交谊的，1957年出事后，路上见面，我和他打招呼，他不理，以后我也不理他了，不高攀。他太太还客气，1957年后见面还点头。”

　　张岱年曾在1997年(时年89岁)写过一篇《我最喜欢的一本书》的短文，生前收入在2002年出版的《晚思集》中。此书还有一个副标题为：“张岱年自选集。”可见这个“最喜欢”的选出，决不应该是敷衍的。那么，我们都会好奇，一位研究了一辈子哲学的哲学家，到底是哪一本书能得到他的青眼相看呢?

　　答案是：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结束》。

张岱年的宏愿

　　中关园属于北京大学，但在北大围墙之外，隔着车水马龙的街，相距约千米。建筑是那种平庸的火柴盒式，一律六层，一幢幢相似之极。这里，烟火气十足，绝无朗润园的秀，或燕南园的幽。哲学大家张岱年先生就住在此地。

　　张先生住的，是三室一厅的房子。不久以前，还是三代同堂。所幸，当高级工程师的儿子一家，终于觅得一间住房，搬了出去，这里，才稍见宽松。据说，校方曾有意让张先生搬至朗润园，有房四间。然张先生指着满屋的书说：“两个老人无法搬家，而且，搬来搬去反而添乱。”索性，他们就准备踏实地住下去了。他是中关园里年纪最长的教授，同时，亦是声望最著的教授。

　　张先生自幼受长兄张申府影响，喜欢穷究人生和世界的奥义。稍长，由爱哲学，至学哲学。他想走的，是哲学救国的道路。他说那时的苦恼，是国家和民族的苦恼。他坚信一条：一个民族，要是没有理论思维，是没有希望的。故此，他兢兢业业地在这条寂寞之路上，跋涉了六十多年。

　　学哲学之初，他受罗素和怀特海的影响极大。在中国，他则喜欢王夫之的理论。当代哲人中，除了乃兄张申府，熊十力、金岳霖和冯友兰也对他有亦师亦友的影响。近年来，他提出了“综合创新说”，既反对“全盘西化论”，也反对“儒学复兴论”，受到同道的瞩目。

　　冯友兰先生曾如此描写年轻时的张氏：“一忠厚朴实之青年，气象木讷，若不言者，虽有过人聪明而绝不外露，乃益叹其天资之美。”数十年过去了，张先生的拙朴，仿佛修炼得更加精纯。“古人中，我最亲近的是陶渊明。”张先生亲切地微笑着说，“但我不会做诗。”

　　张先生不喜琴棋书画，所有时间，他都用来写作了。他说：“陶渊明说，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我就是如此呵。”过去年富身健时，他和诸多读书人一样，爱逛玻璃厂的古旧书铺。每有所得，辄持之兴归。他最得意的，是他五十年代从那儿买到一部明朝哲学家王廷象的明版《王氏家藏集》。据称，国内仅有两部，另一部，则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虽然，哲学现在成了“最冷的冷门”(张岱年先生语)，但他却不怕清苦，也希望有后来者接力向前。他坚信，中国是还会出现大哲学家的。他有一个得意弟子，叫程宜山，对张先生的学说追随最力，却不幸于最近英年早逝，张先生对此痛心不已。

　　张先生希望自己能健健康康地活到90岁，不仅仅是单纯为延长寿命，而是为了再写两部哲学专著。他的最大愿望，过去是，现在仍是：追求真理和宣传真理!

　　近两年，张先生双耳失聪，倘与人交谈，必借助听器才可。若读书，或思考，和写作，他则不再需要这玩艺儿了。此时，他的世界，便沉浸在一片浩大的宁静之中，理性的思维，在宇宙间扇动着双翼翱翔不止……

　　他种过花，也养过金鱼，都不成。他喜欢看山水，但这需要体力和脚力，似乎也不成了。他最爱荷花，说荷花有一种很特别的韵味。平时，他若去北大，则步行前往，北大的荷花，好像是并不怎么灿烂的。中关园距清华亦不远，清华的荷花，是开得极好的。但是，倘要步行去，也有困难。毕竟，他年事高迈，对他自己而言，他有更重要的工作需做。

　　张先生每日黎明即起，亲自为夫人准备早点。早餐后，工作两小时，多是别人盛情约写的文章。他用来写文的钢笔，是极普通的那种，就像他所戴的眼镜，黑边，胶木，很老式。张先生头发既白，唇上一抹胡子，也白得极有个性。张夫人说，这是学冯友兰先生的。张先生对此，不置可否。

　　有一本《当代中国十哲》新近面世，其中介绍了李达、杨献珍、艾思奇、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贺麟、金岳霖、胡适等哲人，张岱年先生是其中唯一健在者。

　　写于1993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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